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犯中國的同時，歐洲的殖民者也發現了非洲大陸的礦藏，發現了黃金和鑽石。於是，英、法、德、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比利時等都向非洲大陸伸出手。我們都從歷史教科書上學到過中國被歐洲列強瓜分，但到非洲來看看，才知道真正的「瓜分」意味著什麼。只需瞥一眼地圖，就能看到非洲許多國家的疆域是筆直的線，有河流、山脈的地方，國界順山順水，一馬平川之地就直接一根直線完成任務，完全不顧非洲人已經形成多年的部落或村寨和生活習俗，白人殖民者說：去你的非洲傳統！五、六十年代後，殖民者們漸漸撤離非洲，把支離破碎的非洲還給非洲人，但是非洲的獨立並沒有給它的人民帶來富饒和自由，原來的酋長部落的秩序無法恢復，酋長們學會的是如何享受瑞士銀行的私人帳戶和西方的名車華服，被強扭在一個國家裡的敵對部落和民族，積怨日益加重，成為隱患。非洲國家那許多後殖民時期的內戰和互相殘殺，都是因為不同部落之間的爭鬥。

　　在南部非洲，只有一個國家是例外，它是波札那，也就是我們這套《堅強淑女偵探社》的故事發生地。這個內陸國家的人都屬於同一個部落，所以，擺脫了英國殖民統治以後的波札那沒有戰亂，社會、政治制度相對穩定。波札那人性格平和寬容，沒有經過種族隔離之類的高壓政策，再加上鑽石礦的發現，讓波札那成為非洲最富有的國家之一。所以，雖然與南非、辛巴威為鄰，但是整個氣氛、環境、人的心態完全不一樣，很少有像南非約翰內斯堡常有的生硬的衝突感。

　　殖民主義也帶來了殖民主義文學，從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 （Heart of the Darkness）開始，到奈波爾（V. S. Naipaul）的《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從萊辛（Doris Lessing）的《長草鳴唱》（The Grass is Singing），到柯慈（J. M. Coetzee）的《內陸深處》（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恥》（Disgrace）， 非洲是沉重的，非洲是悲劇性的，非洲是充滿矛盾和衝突的，有關非洲的文學（或稱之為殖民文學）讓讀者歎息，讓讀者悲痛，讓讀者憤怒，非洲不容人輕鬆玩笑，因為非洲是歐洲人良心上的一塊傷疤，非洲時時在聲討歐洲，非洲人只會哭不會笑。

　　所以，我們這位蘇格蘭作家梅可．史密斯（Alexander McCall Smith）的作品，可以說是有關非洲的文學的一匹黑馬。《堅強淑女偵探社》系列當然不能算是文學鉅著，你也無法將梅可．史密斯與康拉德、奈波爾、萊辛、柯慈這些文學大師相提並論，他只能算是一位暢銷書作家。然而，這套書卻風靡全球，連全球首富比爾蓋茲也沉浸在這套小說中，名列百萬書迷之一。究其原因，「堅強淑女」的魅力與「良心上的傷疤」這個概念不無關係。

　　整套書沒有憤怒或聲討，這位女偵探的故事，給西方讀者提供的是讓人心頭一暖的娛樂。有人問起作者此書為什麼會在西方一夜風行，梅可．史密斯這樣回答：「這些書一點都不張牙舞爪，它們都很溫文爾雅，它們是很安靜的書。裡面的主角要喝很多杯茶，書中寫的是好人一路平安的故事。美國讀者可能已經厭倦了那些咄咄逼人、硬生生的小說，他們想閱讀溫和的作品，傳統的作品。他們的國家經歷了許多不太好過的日子，所以，我的書就是輕鬆的花邊逸事。」

　　西方人聽慣了也厭倦了非洲的問題、非洲的苦難、非洲的血腥、非洲的饑荒，他們想閱讀的，是非洲人自己解決非洲問題的辦法，是非洲人能夠自己去尋找充滿希望的答案，這正是《堅強淑女偵探社》提供給讀者的。第一次，西方讀者不用再感到負疚自責，他們良心上的傷疤不用再隱隱作痛或發癢；第一次，西方讀者可以心安理得地閱讀非洲，問心無愧地享受書中所描寫的非洲廣闊的空間——天空能夠發出回聲，美麗的風景讓人覺得心驚，漫天星斗鋪天蓋地，喀拉哈里的紅沙灌木一望無際；第一次，一個晴空萬里、氣候乾燥的非洲內陸國家，在許多西方讀者的眼中充滿了可愛可親的異國情調。這樣浪漫化的非洲是讀者所希望所接受所認同的，雖然許多讀者根本沒去過非洲，甚至根本不知道波札那在哪裡。

　　《堅強淑女偵探社》所用的，是偵探小說的型式。但是，它又與傳統的偵探小說很不相同。私人偵探原本是個很西方的概念，梅可．史密斯用生花之筆把一個私人偵探所搬到了喀拉哈里大沙漠中，開在波札那的首都嘉伯隆里。它只有兩位成員，一是無師自通自學成才的女偵探蘭馬翠姊，還有一位是曾經在打字學校裡考試考到九十七分的女秘書馬庫琪小姐。因為波札那從來就沒有私人偵探這個職業，所以蘭馬翠姊學習判案，課本是一本《偵探調查守則》，還有對阿嘉莎．克莉絲蒂的崇拜；但是真正依靠的，是她的直覺，邏輯推理的技巧，對日常生活以及人性的常識，和她敏銳的判斷能力。

　　蘭馬翠姊是一位有著「傳統身材」的女士（traditional built，亦即比較豐滿肥碩），出生在一個叫莫楚迪的村莊，那裡有的是「山羊，山丘，南瓜和房子」。她是位典型的非洲婦女，善良、勤勞、任勞任怨，她們是維繫整個家庭整個社會的支柱。作者曾說，他創造蘭馬翠姊這一人物的靈感，來自於目睹一位非洲婦女殺雞之舉。有一次，他去一位朋友家作客，主人決定殺雞做午餐，他看到穿著紅裙子的黑女傭滿院子追著抓雞，最後抓到手上，乾淨俐落地擰斷雞的脖子。從那時起，他就下決心要寫一套書，要以這樣一個腳踏實地、充滿活力、身材肥碩的非洲女人做主角。

　　蘭馬翠姊從來沒有離開過她的故土，也可以說，沒有見過什麼世面，但是她幽默、有趣、睿智，很有現代感，也很精於世道。她明察世情，善觀秋毫，聰明能幹，她的生活目的就是要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她開著一輛白色的小廂型車，她的生活慢悠悠的，不急不忙，總是有時間燒一餐上好的南瓜飯。這位蘇格蘭作家還給了她一種英國人的嗜好，那就是一杯又一杯的茶——當然，她不喝印度茶或中國茶，她只喝非洲特有荒原灌木叢中特產的草茶（bush tea）（編按：文中譯為「樹茶」）。這種茶有一種野草的清香，沒有咖啡因，許多南部非洲的孩子們都是喝這種茶長大。

　　這套「偵探小說」中絲毫沒有血腥氣，蘭馬翠姊不接手凶殺刑事案，她開偵探社的目的，不是針對犯罪，而是要幫助人解決生活裡的問題。這類生活問題是家常理短，是八卦，也是非洲人的日常生活。整套書每本獨立，但又有幾條貫穿前後的故事線索，其一是蘭馬翠姊和當地的一位修車廠老闆梅特康尼先生的愛情故事，從兩相心儀到訂婚到最後結婚，其中還有未婚夫收養了兩個孤兒，未婚夫得了憂鬱症等等小情節。線索之二是秘書馬庫琪小姐的成長歷程，如何從秘書成為助理偵探，繼而成為修車廠的助理經理，還要雄心勃勃地在喀拉哈里大沙漠中建立第一家男子打字學校，而且要找一個丈夫。

　　無庸置疑，梅可．史密斯也絕對是非洲病毒患者，而且病入膏肓。同時，他也是這種病毒的傳播者，所以，他對非洲的人情事物才會那麼充滿感情。他下筆描述的非洲風情，準確貼切。例如，喀拉哈里的清晨，太陽還沒有升起來，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時光：

　　蘭馬翠姊環目四顧，太陽大概還要半小時才會升起，但已有足夠的光線可以見物，而光線每分每秒都更趨明亮。樹木看來仍不明顯，只是一株株暗色的形狀。但很快的，枝幹和葉子就會清晰可見了，像展示的油畫。這是一天中她所愛的時光，而這裡，在這孤寂的地方，遠離大路、人群，以及他們所製造出的雜音，她國家大地的美麗顯得純淨無比。太陽不久就要升起，荼毒世界。但此時此刻，樹叢、天空、乃至大地，都顯得謙卑樸實。

　　當然，因為身染「病毒」，所以也就無法完全客觀，有時是戴著玫瑰色眼鏡在看非洲。下筆之處，偶爾有將非洲過度浪漫之嫌，在此，筆者略舉一例說明。在非洲生活，最嚴重、最貼近、最日常生活的問題，是愛滋病的蔓延。

　　《不道德美女》中，梅可．史密斯寫到此病，但是沒有直點其名：馬庫琪小姐的弟弟從鄉下來與她同住，他骨瘦如柴，在死亡的邊緣上。作者寫道：

　　她說她一點都不麻煩，也喜歡有他作伴，等他身體好了一些以後，可以在嘉伯隆里找個工作，兩人仍舊住在一起。但她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她相信他也知道，只是兩人都不去提它，不去談論那個像旱癆吸乾大地一樣，正在緩緩蠶食他的生命的惡疾。

　　有人曾經問過作者，既然他是寫波札那的故事，怎麼可以無視這一最基本的事實？他解釋說：「波札那人自己並不在這個話題上喋喋不休，他們希望他們能夠盡可能積極地繼續他們的生活，所以，我也盡可能地尊重他們的意願。對於愛滋病，他們當然很敏感，但是他們自己並不老是談它。他們不談，為什麼我要去談呢？」他又說：「我覺得波札那人很高興我描寫了他們國家的積極的一面，而且他們的國家很與眾不同，他們有很長足的進步，對於西方媒體總是要報導他們的問題和貧困，他們很厭倦，因為他們想讓世界知道他們積極的一面。」

　　很明顯，梅可．史密斯的選擇，是做個非洲好人，他是用非洲人的眼睛平視非洲，而不是從歐洲人的角度來俯視非洲。他的選擇，是出於他對非洲全心全意的熱愛。作者為讀者構築的，是非洲會微笑的一面，是非洲向前看的一面。在非洲的現實生活中，這一面的覆蓋率還很小。如果有一天非洲的這一面能成為主流，全世界也就更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