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陪葬坑一號俑的西北側，考古人員發現了被編為二號的陶俑，俑體殘破為十餘塊。和一號俑不同的是，二號俑的左臂和左腿已殘失，而頭部尚在。修復後，俑的面部五官端正，表情肅穆，留有「八」字形短須。其穿戴和一號俑大致相同，但動作卻別具特色。頗有意味的是，不僅一、二號陶俑有差異，整個第三過洞後來出土的陶俑，都是姿態各異，風格、服飾、裝束等諸方面都與兵馬俑截然不同。據考古人員分析研究，認為這批陶俑可能是象徵著秦代宮廷娛樂活動的百戲俑。

　　據史料記載，春秋戰國時期，競技類的雜技項目已逐漸形成，種類也日益增多，出現了所謂的百戲，其項目包括技擊、跑狗、爬竿、扛鼎等。隨著社會的發展，百戲逐漸成為當時各國統治階層的主要娛樂項目之一。據說秦始皇的祖爺秦武王本人就是因與他人扛鼎較力絕臏而死。當時的娛樂活動，如尋橦（也叫都盧，即爬竿）、角力（角抵）、俳優（即說唱）、丸劍、戲車等等，興於春秋戰國，盛於秦漢，綿延至後世。一九八四年六月，在安徽馬鞍山市發現的三國吳左大司馬、右軍師、當陽侯朱然墓中的宮闈宴樂圖大漆案上，就繪有皇帝與王侯宴飲並觀賞樂舞百戲的場面，圖中所表演的百戲節目有弄劍、弄鏡、舞女、鼓吹、弄丸、尋碙、連倒、轉車輪、龜戲、猴戲等約十種之多。藝人們或跳躍、或飛舞、或倒立、或旋轉，觀看者或嬉戲、或親熱、或端坐、或交談，場面逼真，惟妙惟肖，精彩絕倫。根據秦陵出土的錯金銀「樂府鐘」，可知秦時已專設國家的音樂機構—樂府，目的主要是為其統治者享樂服務。秦始皇駕崩後，秦二世不理朝政，整天除了酒色之外，便是在甘泉宮觀看角抵（古代摔角活動）之戲。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顯然這是泛指當時南方的藝術表演不如北方的好，而兵器製造品質卻比北方高。事實上，秦統一後，曾集六國的伎樂俳優等藝人於咸陽，使百戲登上秦宮廷大雅之堂。藝術的相互交流、融合，使得無論是歌者、舞者，擬或是競技者，都可能在演出中汲取各家之長，使自己的表演更具風采和藝術魅力。從秦陵出土的百戲俑來看，有一個被編為五號的陶俑，身材魁梧，肌肉發達，在左臂與身體左肋間有一直徑約十釐米的圓柱形空隙，推測原來可能是垂直插置有竿狀的物體，或許是秦代頂橦大力士的形象再現。而被編為三號的陶俑，扭胯鼓腹，右臂上舉，儘管因手臂殘失，所舉之物已難以推斷，但從姿態來看，似是正在挺舉一件重物，可能就是秦代扛鼎大力士的形象再現。那個在第二過洞內出土的大銅鼎，會不會就是這位大力士表演的真實道具，考古人員曾做過這方面的聯繫，但多數學者認為這種可能性較小。或許，這一切又成為難解之謎了。

　　儘管這個陪葬坑再度給世人留下了不少謎團，但百戲俑的首次面世，以鮮活的證據，揭示了秦代陶俑新的類別和秦代豐富多彩的雜技藝術，以及被普通百姓認為神祕的宮廷娛樂文化。這種早已湮沒於歷史塵埃中的文化，再度以獨特的形式、生動的形象展現了出來，活靈活現。百戲俑坑在發現、發掘、清理與保護等工作進行了十年之後，二○一一年六月三日，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已劃歸「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秦始皇陵考古工作隊，又啟動了對百戲俑陪葬坑和秦陵部分建築遺址的考古發掘。經過半年多的努力，在編號K9901俗稱的「百戲俑坑」陪葬坑內新發現了二十餘件姿態各異，但破損嚴重的百戲俑。這一批新發現的陶俑，較之以前出土的百戲俑，姿勢更多樣化，有站立、有彎腰、有半蹲式，恰似在舞臺上演出的場面。以前發現的陶俑上身都沒有穿衣服，此次至少發現兩件俑身上穿著雕塑出來的衣服，且幾乎每尊陶俑都有彩繪。穿衣俑的衣服上還鑲嵌著直徑三．五釐米的圓泡，八個一排。發掘者認為，這些陶俑總體上還是屬於百戲俑，它們應當是當時體現角抵、幻術等表演娛樂性質的「演員」，四人一排，預計共有十排，每一排表演內容都不同。那些體瘦的陶俑，自然不是表演力氣活兒的角色，或屬於舞技與賣嘴子皮之類。體胖的陶俑顯然是表演諸如現代的「拿大頂」等賣力氣的角色，但具體如何表演、節目過程如何，則不得而知。在二號過洞的棚木下，考古人員發現了一件半球形狀的青銅器，直徑二十一釐米，高十七釐米，底部有四方孔，重七．五公斤。據考古人員推測，「可能是演員表演的道具，亦可能是躺著的人用腳在蹬，類似於現在雜技中蹬罎子之類。同時還發現了青銅馬蹄套和車馬飾品，可能也是表演用的道具。

　　令人驚歎的是，俑坑中出土了一件碎頭的「巨人陶俑」，僅是脖頸之下就有二．二米高，要是加上俑頭它足有二．五米高，比二米二九的籃球健將姚明還要高出許多。其腳掌也比其他陶俑大，按尺寸換算，大概得穿54碼的鞋。於是有人提出：「難道秦朝的人比現代人還要高？」但據考古文物學家劉雲輝解釋：「秦俑的腳下有墊磚，頭上有冠（或髮髻），實際上身高沒有這麼高。」劉的觀點得到了第一代秦俑考古專家袁仲一的認可，袁說：「從過去對秦俑幾個坑的發掘和研究看，兵馬俑最低一．七五米高，最高二米，『百戲俑坑』出現的這個所謂『巨人俑』，並不代表秦朝人的高度。根據殺殉坑與其他陪葬坑殘留的人體骨骼推斷，秦人身高一般在一．七米左右，和現代人差不多。這個說法的另一個依據是，西楚霸王項羽是叱吒風雲的英雄人物，屬於當時公認的彪形大漢，《漢書》記載是八尺二寸。秦漢一尺相當於現在的二十三釐米左右，換算一下，項羽身高接近一．九米，這個高度，應是當時高大身材的代表了。」根據多年的研究，袁仲一認為秦俑高度超過時人高度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秦代屬於冷兵器時代，戰爭是近距離肉搏戰，一．七五米到二米的秦俑高度，或許反映了秦時「徵兵高度」；二是雕塑藝術的需要，要想取得與真人一樣大小的視覺感，雕塑品必須做得比真人高大一些，尤其是在坑中，如果同真人一樣，看起來就顯得小。而大一些，看起來就顯得威武雄壯，秦人的氣勢與風韻就出來了，符合視覺藝術和製造秦俑的精神。當然，秦俑不是用模子刻造出來的，而是一個個整體燒制而成，只有個別俑頭與身子分離燒製。製陶過程的陰乾、燒製等流程中，要經歷幾次收縮，掌握不好比例就會變形。或許有的匠人在製造俑時故意弄一個「巨人」出來，也是可能的，但只能看作是個別的特例，絕不能當成「秦人比現代人高」的證據。

　　令發掘者感到好奇和不解的是，百戲俑坑中一直沒有發現樂器和演奏的陶俑。有專家據此推測，秦朝的演奏音樂作為嚴肅高雅的一種「禮」，不能與說唱、雜技之類低級藝術混在一起。有人懷疑秦朝屬於西北少數民族發展而成，是否有高雅樂器表演？這個懷疑似乎過於保守，至少，秦兼併天下後，應有「韶樂」。史載，韶樂，又稱舜樂，起源於五千多年前，為上古舜帝之樂，是一種集詩、樂、舞為一體的綜合古典藝術。《竹書紀年》載：「帝舜有虞氏……作《大韶》之樂」。《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同載：「帝舜乃令質修《九招》（招通韶）、《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由此可知，舜作《韶》主要是用以歌頌帝堯的聖德，並示忠心繼承。夏、商、周三代帝王均把《韶》作為國家大典用樂。周武王定天下，封賞功臣，姜太公以首功封營丘建齊國，《韶》傳入齊並從內容到表演形式都有所豐富、演變，增強了表現力，展現了新的風貌。故而魯昭公二十五年（西元前五一七年）孔子入齊，在高昭子家中觀賞齊《韶》後，由衷讚歎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論語．述而》及《史記．孔子世家》）留下了一世佳話。《隋書．何妥傳》載：「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漢書．禮樂志》《史記．孝文帝本紀》同載：秦二世用《大韶》《五行》祀極廟，漢祭高祖、太宗用《文始》，《文始》舞者，曰本舜《韶》舞也。可知秦漢均曾把《韶》定為廟樂，使《韶》在國樂中的位置達到了極致。因而，只能說百戲俑坑未見樂器和演奏的陶俑，只是暫時沒有發現，或另有其他陪葬坑予以安排放置，或沒有以陶俑的形式於陪葬坑中再現這一高雅藝術，不能就此否定秦時已有的諸如「韶樂」之類的宮廷表演樂隊。

　　另外，就考古隊的探測和發掘表明，百戲俑坑的陶俑都集中在三號過洞。據考古隊隊長張衛星推測，一、二號過洞發現的都是一些器物，可能代表著道具箱，三號過洞為表演者，已發現了腰身細小的百戲俑，可能是女性，但由於該俑趴在地面，在發掘之前還無法作準確的結論。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這座百戲俑坑的全面發掘，許多歷史之謎將得以破譯，久已消失的遠古文化將再度放出璀璨的光芒。　〔▼下圖：百戲俑出土時情狀〕

── 以上圖文摘自《復活的軍團(最新修訂版)》第十章「再驚世界殊」

　　八月的夏夜，悶熱難熬。沉寂的定陵園內，由於各種傳說和金剛牆券門的出現，而蒙上了一層恐怖、神祕的色彩。晚風掠過，夜幕中的松柏發出嗡嗡的聲響，聽來那麼遙遠和古老，似從地宮深處傳出的鼓樂，陰森恐怖，神祕莫測。

　　燈下，發掘人員仍在分析地宮的情況。隨著討論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那一層層神祕的面紗漸漸揭開──明朝的建立，結束了元朝蒙古貴族的統治，帝王的葬制也由元代「其墓無塚，以馬踐蹂，使之如平地。以千騎守之，來歲草既生，則移帳散去，彌望平衍，人莫知也」，重新恢復為山陵墓葬形式。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畢竟是農民的兒子，他和他的子孫都希望後代永遠成為帝國之主，從遠古流傳的「風水」之說，再次在本朝興盛起來。明十三陵的修建，其「風水」依據主要來自東晉文人郭璞的《葬書》：「所謂風者，取其山勢之藏納，土色之堅厚；所謂水者，取其地勢之高燥，流水之遠離。」該書雖然充滿了迷信附會之說，但它的整個理論都建立在自然景觀基礎之上。其中許多專門術語如「四勢」、「來山」、「蟬翼」等，雖為自然景觀但也被蒙上了一層神祕色彩，實質上只是地形、地貌的代名詞。定陵卜選過程中，御史柯挺曾疏稱：「夫大峪之山萬馬奔騰、四勢完美，殆天祕真龍以待陛下。」可見定陵以高山為屏障，建於群山之麓，是根據《葬書》四勢關係處理的。明儒宋濂在為該書作序注釋時曾道：「郭氏《葬書》，真確簡嚴，意非景純（郭璞字）不能於此，實宜為相地之宗也。世不信地理則已，若信之，舍此將何求之歟！」

　　既然十三陵符合《葬書》中「取其山勢之藏納，土色之堅厚」的條件，那麼它的地下玄宮也應地勢「高燥」、流水「遠離」了。因此，玄宮內儲滿積水，使棺槨有浸泡之危，這絕非皇帝及群臣的本意。相反，從秦始皇直到清末的入葬習慣，都竭力避免有水浸入墓室。從已發掘的千百座古代墓葬來看，幾乎所有的墓室都設置宮床。即用石頭做一高臺，把棺槨平放臺上，以免被水浸泡。如果墓室內真有積水，那也是因為設計或施工不周，日久天長四周土層裂變，水源滲透所致。明孝宗的泰陵就曾發生過類似情況。史料記載，泰陵修完以後，突然發現地宮的「金井」內向外滲水。督工太監和工部群臣都驚慌失措，只好瞞著皇帝不報，並想蒙混過關。不料這事卻被人密報皇帝，皇帝驚恐中急命禮部和內閣派人前往查看。這些大臣趕到地宮，卻見宮內並無積水滲出。原來一個工匠獻計，用小木塞偷偷堵住裂縫，再用三灰土夯實，使水源在短期內無法再滲入宮內……

　　由此可見，傳說地宮內有河並有小船遊動，只能是無稽之談。

　　從秦漢至清末，歷代帝王莫不把保護和看守祖宗山陵，作為皇家特別重大的事情來辦。這是由於中國的巫文化使他們相信祖宗靈魂永不滅絕的緣故，而墓葬的起源，正是靈魂觀念產生之後。約在一萬八千年前，北京房山周口店母系氏族公社早期的山頂洞人埋葬情況，就已反映了原始宗教和巫文化意識的靈魂觀念。死者身上撒布赤鐵礦粉粒，隨葬燧石、石器、石珠和穿孔的獸牙等物，還有簡單的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和粗糙的裝飾品。這一切，恰是活人日常生活的寫照。在陝西寶雞首嶺、西安半坡村、華縣元君廟、洛陽王灣等五千年前的母系氏族公社後期仰韶文化時期的遺址中，公共墓地櫛次鱗比，與原始人的村落布局極為相似。死者的頭顱大都朝一個方向，充分反映出氏族制度血緣關係的牢固性，其中，有許多是二次遷葬的公共墓地。在半坡墓地的發掘中，曾發現四個男子合葬、兩個女子合葬和母子合葬的墓室。這說明母系氏族公社中，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狀，同時也證明埋葬制度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預示著一直延續至今的夫妻合葬的新時代的到來。

　　帝王陵墓由於規模宏大，殉葬物品繁多珍貴，必須設置護陵機構，才能防止盜掘和破壞，確保陵墓安全。秦始皇陵已有護陵機構。西漢初年，惠帝把功臣貴戚和各地富豪人家，遷到漢高祖劉邦的長陵，並在陵北設置長陵縣。後來幾代相傳，都依次按陵設置縣邑，因而在長安附近形成了一個個繁華的新興城市。當時以高祖的長陵縣、惠帝的安陵縣、景帝的陽陵縣、昭帝的平陵縣和武帝的茂陵縣最為著名。因而又把這五個陵墓所在的咸陽稱為「五陵原」。這些陵邑中的豪富人家和他們的子弟，鬥雞走馬、為非作歹，「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遊俠通姦」。唐代詩人杜甫曾以「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的詩句，形容五陵特區的景象。河北遵化的清東陵，除分設陵監以外，還專門修了一座「新城」，作為護陵之用。

　　而明十三陵在成祖朱棣選陵之初，除具有《葬書》所指「四勢」，即「左為青龍，右為白虎，前有朱雀，後有玄武」、「秀麗朝揖而有情，勢如萬馬自天而下」外，同時還具有軍事上的重要意義。事實上，十三陵不僅設有大量護陵人員，還駐有大批軍隊，和居庸關成犄角之勢，以對付北方異族的侵襲。這一點從陵園寶城及外羅城堅固高大的城牆和牆上的垛口可以得到證實。鑒於眾多的護陵人員和龐大的軍隊駐守陵園，明代的帝王將相、群臣謀僚，是斷然不會想到還會有人能掘開陵墓，盜寶取屍的。既然如此，就無需在地下玄宮中設置毒箭、飛刀之類的暗器。即使真有暗器，歷經三百餘年，它的機關也早該變質失靈了。何況能找到引路的小石碑，這些暗道機關也就同樣不難發現。迷信一旦遇到科學的挑戰，勢必為科學所破而束手投誠。

　　種種傳聞逐漸得到排除，倒是有一點不容忽視。由於帝后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死後為防止屍體腐爛，可能要在棺內灑些防腐劑之類的化學藥品，這些藥品也許有劇毒成分，而屍骨的腐爛也會產生有毒氣體，如果發掘人員一經接觸或吸入肺部，將對生命造成危害。因此，發掘前必須做好防毒準備。

　　事情已經明瞭，發掘人員不再顧忌種種傳聞和恐怖故事，他們竭盡全力要做的是開宮前的一切準備。三十年後，我們在發掘工作隊隊長趙其昌所存的資料中，找到一張泛黃的白紙，上面詳細記載了在打開地宮大門之前所購買的各種物品。從這張「清單」上，不難看出中國第一座皇陵的發掘，是在什麼樣的物質和技術條件下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