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以抗日戰爭為背景的小說《圍棋少女》（La joueuse de go）獲得龔古爾高中生文學獎，作者山颯從此為廣大讀者所認識。
　　
　　山颯本名閻妮，一九七二年出生於北京，八歲起開始在報刊上發表詩歌，十一歲出版第一部詩集。十七歲離開中國，當時已有四本作品面世。天安門事件之後，她放棄保送北大中文系的機會，在當時客座法國大學的父親運作之下到了巴黎，進入高中唸書。一九九八年，她以法語寫出的處女作《和平天門》（Porte de la paix celeste, 1997）得到龔古爾小說新人獎，引起評論界矚目；兩年後，《柳的四生》（Les Quatre vies du saule, 1999）再獲卡茲獎（Prix Cazes）肯定；《圍棋少女》使她躋身暢銷作家之林，而新書《天后》（L’Imperatrice）也不寂寞，甫才上市，便有出版社因為搶奪版權，對簿公堂。
　　
　　由絲毫不懂法文，到出版第一本作品即引起文壇前輩的矚目與肯定，前後不過七年，山颯是怎麼辦到的？她回憶，在真正出書之前，過了幾年非常黑暗的生活。初抵法國的日子憂鬱而孤僻，既不懂法語，也沒有朋友，離開了中國象牙塔內的生活，首次要面對現實。由於擔心學者流亡海外，父親在她抵達二個月後就被召回國，當時她靠微薄的獎學金度日，有時僅能以一塊麵包果腹。體會到金錢的價值，對優渥環境中長大的自己打擊很大，也扭曲了個性。那時大量的時間便都用來學習、讀書，在書中忘掉苦悶。
　　
　　結識畫家巴爾蒂斯（Balthus）和其夫人節子是山颯人生的重大轉捩點。她放棄了學業，跟隨在巴爾蒂斯身邊工作，也從那時開始以法語寫作。山颯視巴爾蒂斯夫婦為自己在西方的父母，跟著他們，她學到了無數知識。見識過他們不符合理性常規、有如世外桃源的生活後，她了解那樣的生活是可能的，然後決定那也就是自己以後要過的日子。她說 ：「認識巴爾蒂斯，就好像給我身上插了一對翅膀，從此可以飛翔。」
　　
　　在法國度過了十五年的時光，山颯視法國為她人生旅程的一站，法國是一個大火爐，在其中闖蕩使她自己那由中國培養出來的詩意性格受到了錘鍊。這種詩意，山颯認為是她靈魂中最深刻的東西，不論到哪個國家，身處任何文化，她都保有這份詩意。那是生活的昇華，而她創作的最高目標也便是在表現這份詩意。對於少小離開的中國，她以為那仍是她的源泉。中國給她非常神秘的力量，讓她更加自信，讓她對生活有進一步的認識。自認為是一個「地地道道」中國人的山颯說，創作首先是要追求一個宗教，這個目標達到之後，次要的目的便是要透過自己的作品，履行「將中國人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國人品質中最優秀的部分介紹給西方人」的責任。
　　
　　山颯的文字意象豐富，瀰漫中國詩情，她否認那是刻意追求，但以為那可能就是自己的特點。她表示，自己有非常好的中國古典文學基礎，又讀了大量法國古典名著，以法語寫作時表達母語中文的詩歌世界和理性世界，是很正常的，並相信以非母語創作的人所能達到的、比較圓滿的境界，也就是這樣。那麼法國人對她的文字有怎麼樣的說法呢？「他們說我的法語就是不一樣，令他們特別驚奇，使他們對法語有了新的認識，知道原來他們的語言還有這樣的一個層次和力度，能用這樣的角度來看生活、顏色、聲音、感情、理智，而對這種創作方式非常著迷。」她將自己定義為「法語作家」，因為她認為語言是很重要的，在她的創作中，語言的重要性佔百分之五十，分量非常重。
　　
　　山颯形容自己創作時的狀況是「走入魔道」，非常痛苦，但是不能不寫。「在法國的前四年，我沒寫一個字，那時非常痛苦，儼如失去自己，沒有自尊心，覺得活著沒有意義。寫作之後有了目標，雖然痛苦，但也是人生的一種幸福。有寫作，身體就沉重了，生了根。」山颯每兩年完成一書，兩年的時間，第一年是準備階段，要大量呼吸、生活，一天只寫一兩個小時，其他時間用在瑣碎的日常上；第二年，書寫時間逐漸增加，直到最後幾個月完全與外界隔離。一般來說，日子「不是在床上寫作，就是在飛機上、火車上度過。」為作品宣傳常要四處奔走，雖然不能說非常喜歡，也很疲累，但是山颯形容自己有非常尖銳的紀律性與責任心，出版商花大量精神與金錢出書，她必須盡到作家的責任；此外，會見讀者常使她感到異常溫暖，「我一個出門在外的流浪者，每次看到讀我書的讀者，感覺就像是一個家。我的家就是在讀者心中。」
　　
　　四本小說中，《和平天門》的背景是天安門事件，《柳的四生》跨越中國古今數個時代，《圍棋少女》講日本侵華戰爭，新作《天后》寫的是武則天，令人好奇：難道中國作家即使以外文創作，也總是離不開中國題材嗎？山颯說：「我雖然是以法語創作，但語言只不過是一個媒體，我的追求是靈魂的追求。到現在為止，纏繞我心中的都是有中國的靈魂的東西，我一直想把這些故事寫出來，到了最近這本書《天后》，我覺得初步要尋找的東西已經找到了。這本書以後，我想我可以開始寫西方題材了。」
關於《圍棋少女》，山颯認為它首先是一部愛情小說。選擇圍棋這個隱喻是因為對她而言，愛情便像一場棋賽。她自認對愛情的觀念較為悲觀，將愛人的過程比喻為一場圍棋的戰爭，進入情場之後，有操縱、也有被操縱；有控制別人的歡樂，也有失去自己的快感。在《圍棋少女》的愛情故事中，「有兩個文化的碰撞，一個是中國文化，一個是日本文化。在一九三八年侵華戰爭的歷史背景下，一個中國人和一個日本人的對峙也像下一盤圍棋。表面上看來，中國人好像首先是失去了自己，因為日本打到北京，然後又是南京大屠殺。在這個失去自己的過程中，我就想寫中國青年在戰敗中怎樣找到勝利、希望。中國人在戰敗的情況下找到勝利，勝利就是一種希望。然而日本人在一開始的勝利的喜悅之下，也有無數的空虛，而這種空虛，就是失敗的開始。我以為中國的圍棋是最能表達這種辯證關係的，這種道家無中生有，有中生無，萬千事情感情不斷變化，最黑暗的時候光明就來了，光明的時候黑暗就存在了的觀念。對於我創作的這本小說而言，這一盤圍棋非常重要。」說這是一部成長小說會不會更貼切呢？ 「其實愛情就是一種成長。愛一個人的時候就是放棄自己、接受別人的時候，也是拋棄自尊和自愛，去發現另外一個人。圍棋少女在一九三八年時是十六歲，她很聰明，又下圍棋，她對這個世界一直有很多思考，但是這些思考都只是理性的思考；十六歲時，她最缺少的是對生活的感性的認識。她急急忙忙要去愛好幾個男人，然後又被這個日本間諜吸引，這種盲目火熱的感情，實際上是跟戰爭有關係的。在戰爭的大背景中，如果知道明天性命就保不住，幸福的家庭也要變成炮灰，便會對生活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渴望。她在短短幾月間迅速成長，從少女成了女人。從一個少女角度來看，初戀一下子發展到非常成熟的愛情，這種壯烈而瞬息萬變的感情層次，我覺得是只有在戰爭的大條件中才有可能的。這個日本軍官本來是單純的、熱情的軍國主義者，他通過愛情，不僅放棄了戰爭，也放棄了自己。他愛的不僅是這少女，也是少女身後廣大的中國文化，跟她開始下第一顆棋子的時候，他已經開始產生疑問，疑問自己所了解的中國文化，所以是愛和成長、愛和變化，成長是愛情的一部分。」
　　
　　雖然總以歷史為背景，但山颯認為自己的作品是超越歷史的，她想寫的是這樣一種情況 ： 如果戰爭來臨，如果死亡就在面前，你會怎樣去面對它？會不會去愛、去死、去叛變 ？ 會不會變得更加忠誠？人的個性會不會變得扭曲，或是變得更完美？這戰爭可以是任何時候的戰爭，可以是一九三八年，可以是現在，也可以是將來。她認為《圍棋少女》在西方社會中之所以非常受到歡迎，也是因為故事並不限制在侵華戰爭中，而可以發生在任何的生活條件下。
　　
　　問及《和平天門》和《圍棋少女》中一個重複出現的人物名字，以及兩書間有否關連，山颯坦率地說：「《和平天門》是我的處女作，寫的是我少女時的愛情和二十幾歲當時對人生的看法，是很激烈而清新的小說。不過當時法語不好，沒有能夠寫得更雄偉的手段。《圍棋少女》題材完全不一樣，它寫愛情故事更為複雜，而且人物更為豐富，我自己的感覺是，我在《圍棋少女》中能夠表現在《和平天門》裡不能表達的語言。兩書中有個人物是同樣的名字，這人其實就是我初戀的愛人，我們的初戀是很悲壯就結束了，我覺得我寫了這兩本小說來埋葬這段愛情，因此說起來都還是愛情小說。也是講在社會與人生轉變的一瞬間怎樣去愛，怎樣去恨，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至於新書《天后》，山颯不願多談，只表示它和一般寫武則天的書角度都不同，是一本有使命的書，故事簡而言之，是「一個一千三百年來一直沒有權利表達自己的女人，終於說出了自己。」
　　
　　山颯自稱「老套」、「傳統」，她說：「有人問我追求什麼？我要追求靈魂的高尚。每天、寫每部作品，都要超越自己，追求更美好的自己。我要給人們帶來美好的讀書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