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特別回信……」

◎楊照

 

當時不知道，那竟然是一個奇特的開端。

 

我在步兵學校戰術教官辦公室裡，從文書二兵手裡接過了一封信，爸爸寄來的掛號信，拆開來，先看到的，是一張綠色的郵政匯票，繞著匯票有薄薄的信紙，爸爸用工整的字寫著：

 

「明駿（作者本名——編者注）：給你寄兩萬元的匯票，要收好。家裡一切都很正常，不用掛念。郵政匯票很安全，不會有什麼問題，所以不必特別回信，放假回家再說即可。」

 

信很簡短，字句再平常不過，但我讀著淚水卻在眼眶裡轉著。

 

事情的前後是這樣的。一九八七年七月，我入伍服預官役，分配在步兵學校班總隊十中隊受訓。前六週入伍訓練，後六週軍官專業訓練，然後抽籤決定到哪個部隊去當排長。

 

受訓期間，我當上了「實習輔導長」。這是件奇怪的事，因為輔導長屬政戰系統，管思想的，部隊裡的每一個政戰官都必定是國民黨員，絕無例外。我沒入黨，考預官時根本沒資格填寫政戰科，而且隊上太多身分正確、思想純粹的國民黨員，怎麼會輪到我來當「實習輔導長」？

 

隊上的輔導長就是選了我。宣布後我一頭霧水趕緊向輔導長報告我沒入黨的事實，輔導長笑笑：「這點事我還知道。教你做你就做。」只好掛上這個奇怪的頭銜，經常進出輔導長室幫忙。

 

沒多久，我知道輔導長為什麼選我了。又被叫進輔導長室，房內桌上堆滿了信件，他指著遠一點的一堆說：「那是進來的信，比較少有狀況，你幫忙看；」再指指近一點的一堆說，「出去的信，我自己檢查就好。」我還錯愕著沒回過神來，他又接著說：「你信寫得真好，要騙多少女生都騙得到。」

 

原來他是在檢查信件時注意到我的。我的文筆通順，而且一天可以寄出幾封信，顯然也寫得快。這種人最適合當「實習輔導員」，幫忙製造多得不得了的文書報告。

 

受訓快結束時，準備要去抽籤決定未來兩年命運，整隊要出發時，輔導長突然靠過來在我耳邊悄悄地說：「你絕對不會中『金馬獎』，跟你保證。」「金馬獎」指的是被分配到金門、馬祖離島第一線，每半年才能休假回台一次，是大家最不願去的地方。

 

整好隊，中隊長出來了，宣布「留校名單」──受訓表現優異，可以留在步兵學校當隊職官或教官，不必參與抽籤。中隊長喊出來的第一個名字，就是我。我舉手答「有」，同時看到輔導長給了我一個燦亮的笑容，我知道我欠了他這份人情。

 

留校之後，我們便成了同事。他常常騎腳踏車到教官寢室來找我，一起騎腳踏車到鳳山街上吃飯聊天。他對我讀的各種書都很有興趣，很熱中地聽我發表意見。通常都我說得多，他只偶爾插一兩句。

 

唯獨一次例外。有一個晚上，都他在說，我連一兩句幾乎都插不上。他痛苦地跟我告白他的好賭毛病，以及在外面欠下的賭債問題。最後如我預期的，他開口跟我借五萬元。我心中盤算過了，我可以把郵局帳戶裡所有的存款提出來給他，算是幫助朋友，也算是還他幫我爭取留校的人情。畢竟如果不是留校當教官，我恐怕也沒那麼多空閒可以寫稿攢下這些存款。

 

可是存款只有三萬元。聽我說了這個數字，他竟然落下淚來，臉上有著真實的感謝與驚恐。我從沒看過這樣的他。一時衝動，我拍了胸膛說：「另外兩萬塊，我一併幫你張羅吧！」

 

我能到哪裡去張羅？硬著頭皮回家跟爸爸借，硬著頭皮告訴爸爸錢是要拿去轉借給一個好朋友還債。爸爸一生謹慎，尤其在錢財上，而且他自尊心極強，從來沒跟人拜託借錢。聽我說完了，他鐵青著臉，不置可否地只說：「嗯，我知道了。」

 

沒想到我回步校不久，就收到匯票和信，更沒想到的，是爸爸在信中寫著：「郵政匯票很安全，不會有什麼問題，所以不必特別回信，放假回家再說即可。」這完全不是我瞭解的爸爸的態度，他平常從沒有那麼輕忽錢財，更從沒有那麼信任任何政府機構。

 

我只能這樣理解：爸爸為了解除我心裡的壓力，刻意這樣說的。

 

退伍之後，我到美國留學，每次爸爸從台灣匯錢給我，他都一定用航空信或用傳真告訴我：「錢匯去了，不會有什麼問題，所以不必特別回信。」每一次都這樣給我遠距的安慰。

家書＝稿神家族的賠本生意

◎馬家輝

 

父親十六歲到報社擔任記者，五十六歲從香港最暢銷的報紙總編輯任上退休，整整四十年，每天筆不離手，因為要兼寫許多專欄養妻活兒，每寫一粒字（有創意的香港人流行把「一個字」喚「一粒字」，字如米飯，用「粒」做單位！）都有稿費可賺，寫出來的字就是錢，寫滿的稿紙就是鈔票，儘管不算豐厚，聽起來想起來卻頗爽快刺激。

 

然而父親也寫過一些沒有稿費收入的字，那就是，家書；寫信給子女，用稿紙權充信紙，把字寫在稿紙上，寄出去，寄到子女手上，對子女給予叮囑與提醒。確實用稿紙寫信。反正那年頭的稿紙都是從報社拿的，拿回家，厚厚一疊放在客廳桌子上，寫什麼都用它。

 

我在一九八三年從香港到台灣留學，後再赴美，在彼邦，曾給父親寫信，但不多；父親也回過信，也不多。我妹妹於一九八九年左右到美國夏威夷讀書，我猜她和父親之間亦有通信，但亦必不多。我暗自猜想的理由是，寫稿賺錢久了，或許父親對於稿子以外的書寫活動已經不感興趣，覺得寫完了字而沒錢可收，有點「吃虧」，不如不寫，索性付費聊長途電話或等到回家見面再一一細說。古人常說「惜字如金」，指的是心意上的虔敬，但對父親和我這類「寫稿佬」來說，卻有別解，我們確是惜字如「金」，因為字等於金，沒有金，便沒有字，一買一賣，道理簡單——家書當然可以是例外，可是也不應「例」得太「外」。

 

其實遠在放洋留學以前我和父親早已通過家書，儘管兩人生活於同一個屋檐下。那應是高三左右，或高二，總之是我開始因為閱讀李敖作品而變成「憤怒青年」的時候，曾經寫信給父親細談家中財務狀況，建議他和母親別再亂把金錢花在吃喝和賭博之上，要好好儲錢，以備不時之需，諸如此類。寫完，把信放在客廳桌上，待父親於半夜從報社下班後拆讀，而亦一如所料，早上起床，父親仍在熟睡，桌上卻留著另一封信，是他的回覆，道白家中財務狀況並不如我想像中差勁，只要我專心努力讀書，將來出人頭地，雙親老懷安慰，那便夠了，諸如此類。

 

想來難免覺得莫名其妙：明明可以坐下來好好用言語表達意見和抒發感情，卻不，偏偏依靠用稿紙寫成的家書溝通傳意，彷彿唯有白紙黑字，一切始算踏實，交流也始能精準，然而這對「寫稿佬」父子其實同時「吃虧」了，大家都沒稿費可賺，對我們這個「稿神家族」來說，每一封家書都是一宗「賠本生意」。

 

天理循環，報應不爽，我女兒也從來不寫家書，但理由跟賠本與否無關，而是在她的年代，電郵就是王道，WhatsApp才是正途，溝通完成於一秒半秒之間，誰還有耐性提筆寫字，而且還要等候三五七天的郵寄時間？我女兒曾於澳洲墨爾本留學兩年，沒寫過半封家書，電郵也不多，短訊也甚少，隨時隨地有話跟父母親說，抓起手機撥個號，接通了，便行了，管它長途電話費每個月至少三千元港幣。或可自我安慰，電話裡的口水就是「聲音家書」吧，更直接，更親切，更有感染力，若再加上Skype的網路視頻溝通，便更有了「視像家書」，超越了文字的想像世界，如睹真人，離開了家門卻又似仍在家裡，兩年以後，畢業了，我真有錯覺她根本從沒離開家門半步。

 

可是，我皮夾裡至今仍然藏著一頁從筆記簿撕下來的紙，上有我女兒於十一歲時寫下的手跡。短短幾句話，是寫給我看的，那一夜，我忘了因為什麼事情跟她吵架，想必是她又忘記了什麼或做錯了什麼，我把她責備一番之後，跟其母親出門應酬，晚上返家，她已睡了，卻在客廳桌上留下紙頁，那便是留給我的「家書」，她寫的英文如下：

「Sorry Daddy！ I did not do it on purpose. I just made a mistake. Nobody is perfect, not even you ！ Your English is bad enough！ Friends, again？」

 

翻譯為中文便是：
「對不起。老爸！我並非故意的。我只是犯了小錯誤。世上沒有完美的人，你也不是！你的英文便蹩腳極了！和好如初，可以嗎？」

 

怎樣，看懂了吧？她的意思便是，一來道個小歉，二來調侃我兩句，三來求個和解，連消帶打，盼望父女之間重建和諧。

讀完這封家書，我笑了。人家是「虎父無犬女」，我家版本卻是，囂張的父親無謙遜的女兒。我聳一下肩，把家書放進皮夾，日後當作「遺物」，還給她。

父親給我的四封信

◎胡洪俠

 

很多年沒有收到父親的信了。自他去天堂和母親團聚後，對我在人間的大事小情他再也不管不問。他又不告知他現在的住址，我縱然有千言萬語，也不知寄往何處，說與誰聽。中斷了書信往來，我和父親的交流，就只剩下夢中這一條路了。前幾年倒是常在夢中見面，後來竟也漸漸少了，一年都難得夢到一、兩回。看來他總算對我放了心，不再牽腸掛肚了。

 

父親生前對我一直牽掛。我的生活幾十年間變來變去，只有一個事實沒變，那就是離父母愈來愈遠。父親對我的牽掛因此不斷改變主題，不停調整方向。我和父親的通信是從一九七九年秋天開始的，當時我虛歲十六，初次離家去百里之外的衡水上學。第一次寫家信，我毫無經驗，事無巨細，什麼都寫。我說我們宿舍一共住十四人，我住雙人床上鋪，天天五點五十起床，一天六節課，早晚有自習。我說，我們受到全體師生員工的熱烈歡迎，到處是「歡迎未來的人民教師」大字標語，到處是「祝賀新戰友」的黑板報，到處都能聽見學校廣播站「致新同學」的聲音。我說報到第三天學校搞了迎新電影晚會，放映的片子是《佩克勞》和《早春二月》。我說生活方面不習慣的是「領飯持餐證，還得排隊」。我說衡水鎮也有小偷，前幾天四十一班一位同學去紅旗商場買東西，二十元錢和一個月的餐證讓人掏走了。我說，現在晚上我蓋一條被子覺得冷了，其他同學已經加被子了，家裡能不能讓人給我捎一床被子來？我說，棉襖棉褲也要抓緊做，我還需要一個箱子和一條褥子……這樣的信寫了三封之後，終於盼來父親的第一封信。「你談到你校鬧了一次學潮，這是不應有的事。」父親寫道，「你千萬別參加任何活動，別上他們的當，有問題反映到校委得到和平解決那不更好嗎？」父親最擔心的是我浪費時光：「要注意遵守校規，尊敬老師，團結學友，以和氣的態度對人，以互教互學精神進行課程。這兩年的時光是寶貴的，你的學習要對得起時光……」

 

當時我們都說「校長」，不說「校委」；我們說「同學」，不說「學友」；我們說「尊師重教」，不說「互教互學」。現在想來，父親信中的用語和對學潮的警惕大有民國味道。聽說父親一九三○年代上過幾年學，還學過日語。就像父親很少說話，他也懶得寫信。我手頭留存的第二封信，已經是我當了記者之後他寫給我的了。那時我年近二十，已然長大成人，父親信中沒有勸我成家立業，反而是告誡我不要談戀愛。「最好三年之內別搞對象，」父親說，「因為你還小，正在學習期間，過早了會影響學習，精力就不會集中，胡思亂想不影響工作嗎？不影響學習嗎？三年時間是寶貴的，埋頭苦幹，刻苦鑽研，幹出一定的成績來再搞對象也不晚。」父親很少當面和我討論我的事業與婚姻問題，倒是肯在家書中表達他的看法。他對我的期望是執著的，又是模糊不清的，方向卻是又高又遠的，至少不會僅僅是逃離農村去城裡上班拿工資吃「商品糧」那麼簡單。他牽掛我的一切，可是他對這一切又備感有心無力。他希望我平安，希望我爭氣，希望我能攢錢娶個好老婆，希望我能讓全家人驕傲。可是，時代突然變得讓他無法理解，他深知他已經無力管束他最疼愛的這個小兒子了。他無力設計我的道路，無力約束我的戀愛，更無力改變我的選擇。所以後來他對我的牽掛往往都變成無奈和痛苦。

 

第三封信，是我來深圳後他寫給我的。父親最希望我去石家莊工作，深圳對他而言遙不可及，是做夢都無法到達的地方。在寫於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的這封信裡，大病初癒的父親，繼續堅持他的態度。「你來到深圳，」父親說，「對氣候、生活環境各方面適應嗎？如果不適應的話，就別在那裡工作了，到春節就回來。」當然，父親知道這些話我不會聽的，於是只好接著說：「幹工作不要太累了，要以身體為重。咱家雖然缺錢，但也能過得下去。」

 

父親給我的第四封信我不忍再提。至今信紙上有淚痕斑斑，不知是父親寫信時的縱橫老淚，還是我讀信時的愧疚淚滴。那個大年三十，我和兒子沒有回家，父親那麼難過，一家人團圓飯吃得那麼不開心……其實，也不光這一封，讀父親的信，自第一封起我就總想流淚。在父親身邊長到十六歲，我不記得他摸過我的臉，拍過我的肩膀，或者牽過我的手。他甚至很少喊我的名字。所以，在遠離家鄉的衡水，在一個秋日的午後，我突然收到家信，展開信紙一看，父親稱呼我的，竟然是「俠兒」，我的眼淚就再也止不住了。「你由家分別以來將近兩個月了，」父親寫道，「在這些日子裡，特別是近幾天，我總覺著想你。原因就是你初次離開家，年紀又小，當父母的哪能不想呢……」父親，明天是中秋節，我也特別想您和母親。你們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