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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傳》精彩內容
第三篇啟蒙！啟蒙！啟蒙！ 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 《勸學》初編 第一章 《勸學》初編 為達成富強祖國的目標，人民應該端正自己的品行，熱心於學問，廣泛吸收知識，每個人都擁有與其身分相稱的智慧與人格。 一八七二年二月，三十七歲的福澤諭吉出版了他生平最大的傑作之一——《勸學》（學問）。 《勸學》上市之後，立刻造成轟動，各種盜印版相繼出籠。福澤諭吉看《勸學》那麼受讀者歡迎，便接著寫《勸學》續集。結果，續集也是很暢銷。於是，福澤諭吉便三集、四集、五集地寫下去，直寫到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出版的十七集。 這十七集《勸學》，每集的銷售量都超過二十萬本，十七集的總銷售量為三百四十萬本。當時，日本的人口只有三千五百萬，如果把輾轉傳閱、抄謄等因素也考慮進去的話，那麼《勸學》的啟蒙效果有多大便可想而知了。 以下是《勸學》初編（第一集）、二編（第二集）與三編（第三集）的主要內容。讀者看完之後，便可知道福澤諭吉思想的大要，以及在字裡行間那股極欲日本早日現代化的熊熊企圖心。 《勸學》初編（一八七二年二月） 有這麼一句話：「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在人之下也不造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神在造人的時候，授予每人同等的權利。因此，沒有一出生就注定上下貴賤的道理。每個人都是發揮萬物之靈固有的智慧，利用天地間所有的物質，以滿足衣食住的需要。誰也不須懼怕誰，誰也不妨害誰，大家快快樂樂地渡過一生，這就是神的意旨。 可是，在現在的人類社會，是有些人聰明，有些人愚蠢；有些人貧窮，有些人富有；有些人身分高，有些人身分低。為什麼會這樣呢？理由很簡單。就像《實語教》中所說：「人不學則無智，無智者即愚人也。」智者與愚者之間的區別，便是由讀不讀書來決定。 不只是智者與愚者之間的區別如此，身分的貴賤與貧富的差異，也是源自於學問的有無。這世上，有些工作很困難，有些工作很簡單，從事於困難工作的人可說是身分高的人，從事於簡單工作的人可說是身分低的人。所有勞心的工作就是困難的工作，只使用手腳的肉體勞動則是簡單的工作。醫生、學者、官吏、大商人、大地主等，都可說是身分高的人。他們的財產豐裕，身分低的人看他們，總覺得高高在上、遙不可及，彷彿是不一樣的人種似的。但是這樣的差異，其實還是源自於學問的有無，絕不是一出生便由神決定的宿命。 人並非一生下來就有貴賤貧富之別，只是努力求知的人獲致富貴，無學的人淪為貧賤。如此而已。 但是，這兒所說的「學問是什麼呢？」這兒的「學問」並不是指學會艱深的字、讀難懂的古文、誦詠和歌、作詩等對社會沒有實際用處的學問。當然，這些學問能夠撫慰人的心靈，多少有其價值，可是絕沒有像漢學者或國學者所說的那麼重要。自古以來，很少有善於賺錢的漢學者，也沒聽說過有既擅長於作和歌、又擅長於做生意的商人。因此，心思較細的商人一看到自己的孩子醉心於學問，就會擔心這傢伙將來恐怕會散盡家財。換言之，這樣的學問因為與日常生活脫節之故，根本沒什麼實際用途。 因此，我們現在必須暫時擱置這種用來打發時間的學問，改學與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實學」。例如，四十七個假名、信的寫法、會計簿的記帳法、算盤的打法、天秤的稱法等。學完這些之後，再進一步學地理學、物理學、歷史學、經濟學與修身學。 地理學可以讓我們知道日本以及世界各國的氣候、地形和交通狀態。物理學是研究天地萬物的本質及其作用的學問。歷史學讓我們熟悉年表，知道古今中外發生的大事。經濟學則是剖析個人、家庭以至於社會全體的生計的學問。修身學教我們如何與人交往以及活在這世上所必須知道的道理。這些學問無法從中國的古書中獲得，必須讀西洋書的翻譯，如果是年輕而又有才能的人，最好是能讓他們直接閱讀原文書。 以上所述，便是每個人都必須學的實學。只要是人，無論是什麼樣的身分地位，都必須擁有實學的教養。有了這樣的教養之後，士農工商每個人才能夠盡到自己的本分，並且使個人與家庭獲得獨立，進而使整個天下國家成為真正的獨立社會。 此外，讀書的時候，我們必須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人的權利是有限度的。上授予每個人權利，這樣的權利不受任何其他人的束縛，每個男人，每個女人，都自由自在。但是，如果我們只是一味地主張自由，而不曉得「自由的限度」，那麼就會淪於任性、放蕩。自由與任性兩者之間的差別，在於是否妨害到他人。例如，只要花的是自己的錢，就可耽於酒色、要怎麼玩就怎麼玩。這樣的說法彷彿成立，其實不然。為什麼呢？因為一個人的惡劣品行會影響到其他很多人，以至於混亂了世間的風俗，傷害了社會的風教。因此，那個人雖然花的是自己的錢，也是有罪的。 此外，自由獨立這樣東西，不僅對個人很重要，對國家也很重要。日本是位於亞洲東邊孤立的島國，自古以來便與外國沒什麼交際，物產一向自給自足，從不感覺有什麼不便。可是，自從嘉永年間（一八四八—一八五三）美國人來了之後，國門大開，對外貿易日盛。國民因而議論紛紛，其中，有些保守論者主張停止開國或將外國人趕出日本。這樣的見識實在太狹窄了，如同井底之蛙不知大海一樣。 日本也好，西洋各國也好，都是存在於同樣的天地間，被同樣的太陽照射，眺望同樣的月亮，擁有共通的海，呼吸共通的空氣，懷有同樣情感的人類夥伴。這邊的國家有多餘的東西就給那邊的國家，那邊有多餘的也給這邊。彼此互相教授、互相學習，即無需自卑，也不必自大，彼此給對方便利，也期望對方幸福。大家基於平等的天理，相愛的人道，結成相互親善的關係，這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如果對方有理，即使是文明未開的非洲土人，也應該向其低頭；為了保衛自國的正義，即使是強大的英美軍艦，也無所畏懼。萬一碰到國家蒙被恥辱的非常時期，所有的日本人民即使犧牲生命也必須維護本國的尊嚴。這樣，一國的自由與獨立才得以存在。 可是，中國人𠗟不這麼想，他們傲慢自大，以為除了自己的國家之外，其他國家都不入流。他們蔑視外國人，把外國人當成野蠻人、四足獸，而不願與其接近。他們也不衡量衡量自己的國力，便一廂情願地要把外國人趕出中國，結果慘遭大敗。這就是見識狹窄，不明白國家的本分之故。如果把這個比喻成個人，就是自己放棄了天賦的自由（亦即與世間的任何人都自由交際，以增進自己和他人的共同幸福，目中無人的任性行為）。 明治維新以來的政治改變很大。對外，遵守國際法，與外國親善，對內，則示以自由獨立的精神，允許平民騎馬及擁有姓氏。這是前所未有的進步，士農工商四民平等的根本精神因而確立。今後，日本國中的人民，不會再有誰因為出生的背景而享有特權。每個人的地位都是源自於那個人的才能、人格與職務。例如，人民固然不應侮辱官吏，但是，這並不是因為官吏一出生就擁有較高的身分之故，而是因為那位官吏憑著自己的才能與人格，為了國民的幸福，而擔任重要的職務，處理重要的國法之故。 與此相反的是，在舊幕府時代，老百姓若碰到御茶壺（譯註：每年舊曆四月，幕府官員搬運新茶給將軍一家飲用的行列時，必須立即跪在路旁。）此事大家記憶猶新吧。不只是御茶壺如此，將軍御用的獵鷹、御用的馬，都比人寶貴。只要加上「御用」兩個字，無論是石頭也好、瓦片也罷，都令人必恭必敬。世人數千百年來，對此「御用」兩字一方面感覺無奈，一方面也因時日漸久而習慣了。政府的橫暴加上人民的卑屈，形成了此種不合理的因襲。 今日，這種不合理的制度與風俗已經完全在日本絕跡了。因此，大家可以儘管放心。如果對政府有什麼不滿，不必壓抑在心裡，暗中怨恨政府，大可堂堂正正地透過有關機構，心平氣和地、毫無保留地，向政府訴說自己的主張。如果這個主張合乎天理、順乎人情，那麼即使是冒著生命危險，也必須和政府爭到底。這樣才算是盡了國民的本分。 如前所述，個人也好，國家也好，都是基於天理而擁有獨立與自由。因此，如果我國的獨立遭受到侵害時，即使與世界萬國為敵，也無需懼怕；如果我們個人的自由被人妨害，即使對方是政府官員，也不必客氣。況且最近政府已經確立國民平等的根本方針，身為國民，應該安安心心地遵循自由平等的天理，充分行使自己的權利。 不過，每個人都有其身分，即然如此，就必須擁有與其身分相配的才能與人格。為了擁有足夠的才能與人格，就必須明白事物的道理，而為明白事物的道理，就得好好讀書。由此可見學問的重要。近來，農工商三種平民的身分提高了很多，遠超過封建時代，有迎頭趕上士族之勢。平民之中，若有優秀的人物，也可能被拔擢為政府官員。因此，身為平民者，應該自尊自重，勤修學問，不可有低劣的行為。 這世上，沒有比無知的人更可憐的了，也沒有比無知的人更麻煩的了。由於無知，他們不在乎羞娑外界的批評；由於無知，他們陷於貧困，卻不好好反省自己，只是一味地嫉妒周遭的富人，更有甚者，結黨作亂。他們身受法律的保護，才得以養家餬口，卻只在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接受法律的照顧，為了滿足私欲時，不惜違犯法律。這些無知者之中，有些並不是窮人，他們有相當的財產，可是卻只知道拚命賺錢，而不懂給予子孫教育。沒有教育的話，他們的子孫會成為無知也非不可思議之事。結果，子孫成為懶惰者或享樂者，將先祖遺留下來的財產全部花光。 如果大多數的國民都是無知的話，政府在統治這些愚民的時候，無論講什麼道理，也是對牛彈琴。因此，只能以政府的威嚴來恐嚇。西方有句諺語，「無知之民」，受治於殘暴之政府，便是這個意思。政府之所以殘暴，都是由於無知的人民自己所造成的。 無知的人民既然是受治於殘暴的政府，那麼理所當然的，優秀的人民也一定是受治於優秀的政府。因此，今天的日本也是一樣，我們的人民是什麼樣的水準，就有與其相稱的政府以及與其相稱的政治。假如日本人的素質惡化，變得更加無學、無知，那麼，政府的法律就會變得更加嚴厲。假如人民大都勤奮向學，明白事物的道理，朝著文明的方向邁進的話，那麼，政府的法律也會變得更加寬大。法律之嚴厲或寬大，完全隨著人民品行的高低而定。 天底下，沒有喜好惡政、討厭善政的人，沒有不希望祖國富強的人，也沒有受到外國的輕蔑而又不在乎的人。愛好政治的自由，希望祖國富強、恐懼外國的輕蔑，這都是國民共通的心理。為了達成這些目標，我們人民應該端正自己的品行，熱心於學問，廣泛吸收知識，每個人都擁有與其身分相稱的智慧與人格。國民應該安分守己，不給政府添無謂的麻煩，政府在統治國民時則不得施以不正當的壓迫。雙方如此各盡本分，攜手合作，維持日本的和平。這是當今最重要的事。我現在勸讀者諸君勤修學問，目的全在於此。 第二章 《勸學》第二編 一國之所以出現暴政，不一定全是暴君、暴吏的罪過，根本原因還是在於人民的無知，是人民自己招來暴政。 第二編（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前言 「學問」的意思很廣泛，有眼睛看不見的精神的學問，也有眼睛看得見的物質的學問。心性與神靈的研究，或哲學等，屬於精神的學問；天文學、地理學、物理學、化學等，則屬於物質的學問。但是無論是什麼學問，其目的都在於增廣自己的知識與見聞，並藉此養成判斷事物的能力，以及明白身為人所應背負的使命。 為了增廣知識與見聞，除了多聽別人的經驗談之外，當然必須讀書。而為了能夠讀書，自然必須識字。可是，如果像過去的人那樣，把識字當成是學問的全部，那就大錯特錯了。文字只是從事學問的工具而已。就像蓋房子時必須有鐵槌、鐵鋸，鐵槌、鐵鋸是建築工人不可或缺的工具，可是如果只有這些工具，而沒有蓋房子的技術，則稱不上是建築工人。同理只是識字，而不曉得事物的道理便稱不上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俗話說，「讀論語」而不知論語，便是這意思。 國學者即使把《古事記》之類的日本古典背得滾瓜爛熟，而不知道米價的話，那就是處世學問的文盲。漢學者即使精通中國自古以來的道德與歷史，而不懂買賣的訣竅的話，那就是理財學問的拙者。不只是國學者與漢學者如此，有些人投入數年的苦心、花了數百圓的學費，好不容易修得西洋的學問，卻仍舊無法在生計上獨立。這也是與活學問無緣的人，換言之，以上這些人都只是文字知識的掮客，他們的價值頂多和一本會吃飯的活字典相當。他們是無用的木偶，是妨礙國家經濟的廢物。總之，明白處世的方法是學問，調查金錢的出入是學問，了解時代的動向也是學問。只會讀和漢洋書籍則不算是學問。 因此，我將這本書的書名取名為《勸學》，絕不是要各位只讀字。這本書的內容，有些是從各種西洋的書籍中直接翻譯其文句，有些是介紹其大致的意思。這些內容無論是物質上的知識也好，精神上的問題也好，都是一般國民所應該知道的。真正的學問是什麼？其根本精神是什麼？這是我想告訴大家的。去年我所著的那冊書是初編，這回寫的第二編是將初編所敘述的精神更進一步詳細闡述。今後打算繼續出第三編、第四編。 本書初編曾談到，每個人一出生就沒有上下的差別，都有其自由。現在再進一步詳細說明如下。 人之所以出生，是來自於天意，非來自於人力。人與人應該互相敬愛，各盡其本分，不得妨害他人。為什麼呢？因為大家都是人類，都是天地間的創造物，就像兄弟是同樣的父母所生，必須和睦相處一樣。 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這裡所說的平等，並不是指現實的狀態，而是指基本的人權。如果談現實的狀態，那麼貧富、強弱、智愚的差別顯然很大。有的人住華麗的豪邸、穿漂亮的衣裳、吃山珍海味；有的人在陋巷租房子住，連當天的三餐都沒有著落；有的人才智高人一等，成為高官、巨賈、掌握天下的政權與財力；有的人智力較差，一輩子只能靠兜售糖果餅乾過活。換言之，有的人強如相撲力士，有的人弱如嬌小女子，真可說如雲泥之差。可是，如果從固有的人權來說的話，則每個人都是平等，沒有一分一厘的差別。所謂人權，是指每個人的生命都很貴重，每個人的財產都不得被侵犯，每個人的尊嚴與名譽都不得被損傷。 天創造人的時候，給了人肉體上與心智上的種種能力，讓人能夠遂行其生存權、所有權與名譽權。因此，這些權利不得被侵犯。大名的生命與苦力的生命，二者同樣貴重。富商的百萬兩黃金與小販的四文小錢，二者都是私人財產，都得受到保護。世間有一些錯誤的諺語，如「收稅官與愛哭的嬰兒」一樣，讓人束手無策。又如「父母與老闆」都會作無理的要求。意思都是說，人有時候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人權。這種論調把現實狀態與人權搞混了。 收稅官與農民，身分雖然不同，可是人權𠗟是一樣。農民身上挨了一拳會痛，收稅官身上挨了一拳也會痛；收稅官覺得甜的食物，農民也覺得甜。厭惡痛、喜愛甜，這是每個人天生的欲望。只要不妨害他人，每個人都有權利滿足欲望。這是人權。這樣的人權，不管收稅官也好、農民也好，都沒有絲毫的差別。不一樣的只是收稅官富而強，農民貧而弱罷了。每個人的境遇不同，所以會有貧富強弱之差。可是，如果因為境遇不同，富強者便壓迫貧弱者，那就是侵害了人權。這就好像相撲力士仗著自己力氣大，就把旁人的手腕折斷一樣。旁人力氣雖小，可是他的手腕也是很有用的呀！ 在舊幕府時代，武士與平民之間的差別很嚴重。武士威風凜凜，彷彿把平民當成罪人似的。例如，當時的法律規定，武士若覺得那一位平民冒犯了他，可以當場拔刀砍死對方而不負刑責。根據這樣的法律，平民的生命簡直不是自己的，而是借來的。平民碰到了素不相識的武士也必須低頭鞠躬，在室外碰到了要讓路，在室內要讓席，甚至自己家裡養的馬都不能騎（譯註：在幕府時代，騎馬是武士階級的特權。）這真是莫名其妙、毫無道理可言。 武士與平民之間固然不平等，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不平等更甚於此。幕府這個大政府，以及三百個藩的小政府，他們任意統治人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有些地方或許較為慈悲，但是即使如此，他們也不承認人民的天賦權利。因此，人民的處境可說慘不忍睹。 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如前所述，只是外形的強弱不同罷了，雙方的權利則是平等的。農民種稻養活眾人，商人從事買賣給世人方便，這是人民的工作。政府設定法律、懲戒惡人，保護善人，這是政府的職責。政府為了執行其職責，必須花很多錢，可是政府本身既沒有稻米、也沒有錢，因此，人民必須繳稅給政府。這是政府與人民雙方同意下所訂的契約。 因此，人民如果每年繳應繳的稅，並且遵守法律，就是盡了人民的職責；政府如果將收來的稅妥善利用，保護人民，就是盡了政府的職責。如此，雙方各盡其職責，不違反契約，便沒什麼問題。 可是，在舊幕府時代，政府的權力高高在上，底下的官員只要說句「這是替上頭辦事」，就住旅館不給錢，坐船不給船資，雇用苦力不給工錢，更過分的是，還會向苦力強索錢。這真是太沒道理了。還有，政府經常為了將軍或大名個人的興趣而大興土木或做一些無益的事，如此浪費公帑，自然導致財政困難。此時，政府就會抬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增稅，最常見的說詞就是「報答國恩。可是，「國恩」究竟是指什麼呢？ 政府口中的「國恩」，大概是指人民之所以能安居樂業，不必擔心盜賊的侵擾，都是政府的恩德。當然，人民能夠安心過日子，的確是因為政府的法令威力之故。可是，設定法律、保護人民本來就是政府應盡的職責，怎能說是「恩」呢？如果說政府保護人民是「恩，那麼人民繳稅給政府何嘗不是「恩？如果說政府為人民做種種行政事務、裁判事務是沈重的負擔，那麼農民每收成十袋米就要被拿走五袋米，這也是很大的負擔呀！如果要這樣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就沒完沒了了。總之，雙方都同樣地對對方有恩。若是如此，就沒有理由只要求一方（人民心存感謝）。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惡劣的習俗呢？那是因為政府不明白人人平等的道理，誤用了貧富強弱的外形，以至於富強的政府侵害了貧弱人民的權利。因此，身為人者，應該時時刻刻記得權利平等的精神。這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一件事。西方人把這稱為reciprocity（相互對等）與equality（平等），亦即初編所說的萬人平等。 以上所述是站在人民的立場，要大家充分發揮自己的權利。不過，如果站在另一個角度來看，則還有一些事必須論述。政府與人民本來是一體的，後來兩者分工，政府代替人民制定法律，實行政治，人民也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例如，今天奉明治為年號的人，就是與政府訂定契約，必須遵守政府訂的法律。因此法律一旦訂定之後，即使有人覺得該法律對自己不利，也必須在法律修改之前，小心翼翼謹守法律的規定。這是人民的職責。 然而，世間有一些無學文盲，他們無法分辨是非善惡，只懂得吃、喝、睡、醒；他們雖然沒有知識，慾望𠗟很大，欺騙旁人，違犯法律，不知國法為何物，不知國民的本分為何物；他們很會生孩子，𠗟不會教育孩子。這些不知羞恥、不知法律的人，如果其子孫繁衍昌盛，對國家可說是有害無益。對這種人，講道理是沒有用的，迫不得已，只好以國家的權力壓制他們。這就是世上何以會出現專制政府的原因。不只是我國舊幕府如此，亞洲各國自古以來也都如此。 因此，一國之所以出現暴政，不一定全是暴君、暴吏的罪過，根本原因還是在於人民的無知，是人民自己招來暴政。 看看日本當前的社會，有些人受到煽動而圖謀暗殺，有些人誤解新政而發起暴亂，有些人以自力救濟為名，襲擊有錢人的家，喝酒、搶劫。這樣的行為簡直不像是人幹的。面對這種賊民，即使是釋迦、孔子在世，也一定想不出什麼妙計，唯一的方法是行苛政一途。因此，如果人民想避免暴政就得趕緊讀書求學，充實自己的才能品德，把自己的地位提高到與政府同等。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勸各位讀書的原因。 《勸學》第三編 第三章 《勸學》第三編 如果要保衛我國，就必須使全國充滿自由獨立的精神，人人不分上下貴賤，都把國家的事當作自己的事，智者、愚者、瞎子、明眼人，都必須盡國民應盡的責任。 第三編（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國與國平等 我們在第二編曾提到，富人與窮人，強者與弱者，人民與政府，其權利都是平等的。現在我們再把平等的觀念擴及到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來論述。 國家是人的集合，日本國是日本人的集合，英國是英國人的集合。日本人也好，英國人也好，既然都是生於天地間的人，就不應互相侵犯對方的權利。就如同一個人不應侵犯另一個人的權利一樣，二個人也不應侵犯另外二個人的權利。百萬人、千萬人也是同理。事物的道理不會因人數的多寡而改變。 現今世界，有些國家因文明開化，文化與軍備都很進步，是富強的國家；有些國家因野蠻未開化，文化與軍備都很落後，是貧弱的國家。一般而言，歐、美諸國是富強國家，亞、非諸國是貧弱國家，這種貧富強弱，是各國不同的境遇。可是，如果因為自己的國家富強，就以富強的力量來壓迫貧弱的國，就猶如相撲力士憑著他的腕力把病人的手臂折斷一樣。這樣做就侵犯了他國的權利，是不可饒恕的罪惡。 日本現在雖然不及西洋諸國富強，可是權利上𠗟彼此平等。因此，如果那一天權利被他國侵犯，日本應奮起抵抗，即使與世界各國為敵也無所畏懼。就如初編第六頁所說，所有的日本人民即使犧牲生命也必須維護本國的尊嚴。 此外，貧富強弱的狀態並非天生注定，人的努力與否，可以改變這種狀態。今天的愚人可以變成明日的智者，昔年的富強也可能變成現在的貧弱，古今不乏其例。我們日本人如果從今天起，發憤求知，培養實力，先謀求個人的獨立，繼而達到國家的富強，則西洋人的力量有什麼可懼的呢？講道理的，我們與他交往；不講道理的，我們擊垮他，如此而已。「個人的獨立」可以達到國家的獨立便是指這事。個人的獨立可以達到國家的獨立 如前所述，世界上每個國家雖然都是平等的，可是，一國的人民如果沒有獨立的精神，就無法確保那個國家獨立的權利。這事我們再詳論如下： 第一，沒有獨立精神的人不會愛國。 所謂獨立，是指自己能夠支配自己，沒有依賴心。自己能夠判斷事物的是非，而採取正確處理方式的人，便可以不依賴別人的智慧而獨立。自己能夠勞心勞力養活自己的人，便可以不依賴別人的金錢而獨立。如果人人都沒有這種獨立心，只是想依賴他人的話，那麼全國的人都是依賴者，而沒有接受依賴的人了。這就猶如全國人民成了瞎子的行列，沒有明眼人牽引他們一樣，這是多麼危險啊！ 論語中有句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說，民眾大多是愚蠢的，因此賢明的統治者不必告訴他們什麼道理，只要下命令要他們遵守就行了。孔子的這種主張實在大錯特錯。 一國之中，才德兼備有能力統治民眾的人，一千人裡面可能只有一人。假定現在有個國家人口為一百萬，那麼其中只有一千人為智者，剩下的九十九萬九千人為無知小民。才德兼備的智者統治這些小民，或像自己的孩子般疼愛，或像家裡的綿羊般飼養，有時脅之以威，有時施之以恩，軟硬兼施地要人民走往預設的方向。在這種情況下，人民自然而然地聽從統治者的命令，不會作姦犯科，社會一片祥和。可是如此一來，這個國家的人就分成了主客二種人。主人是那一千位智者，負責統治工作，剩下的則是對統治一無所知的客人。客人既然完全依賴主人，把責任完全交給主人，自然不會擔憂國事。 如果只是國內的事，那還沒什麼關係，可是一旦與外國發生戰爭，那就糟了。無知無力的小民雖不至於倒戈投向敵軍，但是他們會認為自己不過是客人，何必冒著生命危險抵抗敵人呢？因而逃之夭夭。如此一來，這個國家的人口表面上有一百萬人，可是一旦碰到要保衛國家的時候，實際人口就變得非常少。這怎麼能維持一國的獨立呢？ 因此，如果要保衛我國，就必須使全國充滿自由獨立的精神，人人不分上下貴賤，都把國家的事當作自己的事，智者、愚者、瞎子、明眼人，都必須盡國民應盡的責任。英國人把英國當作自己的祖國，日本人也應該把日本當作自己的祖國。祖國的土地不是別人的土地，而是我國人的土地。愛國就如同愛自己的家一樣，為了國家，不僅財產可失，拋棄生命也不足為惜，這就是報國的大義。 雖然一國之中，施政的是政府而受統治的是人民，可是這只是為了方便，雙方各擔任不同的角色罷了。碰到國家的尊嚴遭受威脅時，人民豈有將國家的命運完全交給政府，自己則在一旁隔岸觀火之理呢？任何一位日本人或任何一位英國人，既然擁有該國的國籍，就有住在那個國家，在那個國家生活的權利，既有那樣的權利，就有隨之而來的義務。 戰國時代，駿河的今川義元率領數萬軍隊去攻打織田信長，結果中了信長的計謀而大敗，連頭都被砍下。駿河的軍隊聽到這個消息後，如樹倒猢猻散般，不戰而逃。當時威名遠播的駿河今川政府就這樣於一夕之間，了無痕跡。 可是相反地，二、三年前，法國與普魯士之間發生戰爭時，法國一開始就打了敗仗，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還被普軍生擒，法國人卻不因而絕望，反而更加發憤圖強，拋頭顱灑熱血，全力抵抗普軍。雙方經過數日的攻防之後，終於講和。法國還是法國，並沒有滅亡。 拿今川的事與此相比較，真不可同日而語。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駿河的人民完全依靠義元一人，他們都把自己當成客人，沒有一人將駿河視為祖國。相反地，法國有很多報國之士，他們將國難當成自己的事，不必等旁人勸說，就自動自發地為祖國而戰。 由此可見，在對抗外國保衛祖國的時候，愈是有獨立精神的國民就愈愛國，愈是沒有獨立精神的國民便愈不愛國。 第二，在國內沒有獨立地位的人，與外國人接觸時，也不會主張自己的權利。 沒有獨立精神的人一定會依賴別人，依賴別人的人一定會怕別人，怕別人的人一定會阿諛別人。經常怕別人、阿諛別人的人，日子久了，就會習慣這套模式。他們的臉皮厚如鐵甲，該羞恥的不以為恥，該主張的不敢主張，一看到人就反射性地彎腰。俗話說：「習慣為第二天性便是指此，一旦習慣了，就很難改過來了。 例如，政府現在已准許平民擁有姓氏與騎馬的權利，法庭的制度也改善了，表面上好像與士族平等，可是習慣依舊沒變，平民的根性仍然無異於往昔。他們的用語卑屈，對人低聲下氣，碰到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就講不出半點主張。叫他們起立就起立，叫他們跳舞就跳舞。其順從的模樣，猶如家中養的瘦狗，一點兒骨氣也沒有。 在昔日舊幕府實施專制政治的時代，人民沒有骨氣不僅不會造成施政上的障礙，反而有利於統治。因此，幕府官員便故意讓人民無知，強迫人民順從。可是今天，日本既然開始與外國交往，這就成了很大的弊害。 例如，鄉下的商人想要與外國人交易而誠惶誠恐地來到橫濱，他們看外國人體型高大便嚇了一跳，看到對方錢那麼多也嚇了一跳，看到外國商館的宏偉建築又嚇了一跳，看到輪船的速度之快再嚇了一跳。嚇了這麼多跳之後，他們已經魂飛魄散了。接著，他們與外國人接觸，開始進行交易。這時，又被對方精明的討價還價方式嚇了一跳，或者如果對方語氣強硬，則豈止是驚嚇而已，簡直被嚇呆了。結果，明知對方出的價錢不合理，也不由自主地接受，不但蒙受了損失，也蒙受了恥辱。 這不是一個人的損失，而是一國的損失；這也不是一個人的恥辱，而是一國的恥辱。為什麼會有如此荒謬的事呢？那是因為這位商人與他的父祖們，世世代代都沒有呼吸過獨立的空氣，經常被武士欺壓、被官老爺斥責，久而久之，奴性滲透到骨髓裡，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洗淨。像這種沒骨氣的小民，一碰到目中無人的外國人，自然是膽顫心驚。這就是在國內沒有獨立地位的人，對外也無法獨立的明證。 第三，沒有獨立精神的人，會狐假虎威做壞事。 在舊幕府時代，有些人假借大名的名義放高利貸，借錢者若還不起錢，就抬出大名的權威，逼哨方還錢。今天雖然已經沒有這種事了，可是或許有人會假借外國的權威做壞事。今後萬一政府允許外國人在日本各地自由居住，而又出現這類假借外力的惡人，那可就成為國家的一大禍害。 以上三點所言，都是因為人民沒有獨立心而發生的弊害，因此愛國之士不論朝野，應先謀求自己的獨立，倘若還有餘力，便幫助他人獨立。父兄幫子弟獨立，教師勸學生獨立，士農工商全民都獨立之後，自然可以保衛國家。 總之，政府與其束縛人民，自個兒憂勞國事，倒不如解放人民，與人民同甘共苦，才是明智之舉。 第四章 報紙的言論像娼妓 民間的事業中，十有七、八，都與政府扯上關係。於是，世上人心愈來愈被這股風潮所影響，他們由崇拜官方而依賴官方，由懼怕官方而諂媚官方，沒有一點發揮獨立心的勇氣。 以上翻譯了《勸學》的初編、第二編與第三編。遺憾的是，由於篇幅有限，第四編至第十七編無法全文翻譯，只能挑幾處筆者認為特別精彩的部分介紹如下。 在第四編裡，福澤諭吉批評當時的洋學者只知依附權力，沒有盡到啟蒙民眾的使命。他說：如今，為了促進我國的文明，必須先把深植人心的舊習一掃而盡才行。可是，要怎麼個掃法呢？這很難靠政府下令，也很難靠個人的說教，一定要有一批人站在民眾的前頭，身體力行，做民眾的模範。這批能夠成為民眾模範的人在那裡呢？他們不在農民之中，不在商人之中，也不在國學者或漢學者之中，只有洋學者才能擔當這項大任。然而，照目前的情況來看，連洋學者也無法寄予厚望。近年來，洋學者的人數逐漸增多，有些人研究原文書，有些人讀翻譯書，表面上好像很用功，可是他們讀了洋書之後，不是不了解洋書中的真正含意，就是了解其含意後，卻不身體力行。他們的所做所為很難讓人理解。什麼地方讓人難以理解呢？那就是，這些學者君子只知做大官，而不知做大事，他們只想在政府中謀求一官半職，𠗟不願在民間做事。換言之，他們仍舊無法擺脫漢學者的惡習，外表雖然披著洋學的衣裳，衣裳裡𠗟裹著漢學的胴體。 福澤諭吉批評完洋學者後，把箭頭轉向一般民眾。他說：社會上有名望的洋學者都這個樣子了，其他人豈會不爭相倣效？年輕學子只讀了數卷書，便立志於仕途；商人只有數百圓資本，就掛起「官許」（政府許可的招牌），以提高信用，招攬生意。學校是官許，說教是官許，經營農場是官許，養蠶也是官許。民間的事業中，十有七、八，都與政府扯上關係。於是，世上人心愈來愈被這股風潮所影響，他們由崇拜官方而依賴官方，由懼怕官方而諂媚官方，沒有一點發揮獨立心的勇氣。這樣的醜態實在令人不忍卒睹。 例如，今天的報紙，以及各種寫給政府的建議書就是很好的例子。現行的出版條令並不是很嚴苛，然而報紙不僅從未刊登批評政府的文字，政府稍微做點好事，便言過其實地歌功頌德，簡直就像是娼妓在取悅客人一樣。再來看看寫給政府的建議書。這些建議書可說是極盡卑屈之能事，尊崇政府彷彿把政府當成了神，卑賤自己則像罪人般。官吏和人民都同樣是人，可是這些建議書𠗟故意踐踏自己，真是恬不知恥。 在第五編，福澤諭吉一針見血地點出了文明的精神。他說：我們不能以外觀來衡量一國是否文明。學校也好、工業也好，陸軍也好、海軍也好，這些都只是文明的外觀。擁有這些外觀並非難事，只要用錢買就行了。可是另有一種無形的東西，這個無形的東西，眼睛看不見，耳朵聽不到，不能買賣，也不能貸借，可是它卻能夠普遍存在於國人之間，發揮很大的作用。沒有這樣東西，學校、工業、陸軍、海軍等外觀都無法發揮真正的功能。這可說是文明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東西。它是什麼呢？它就是人民的獨立精神。 此外，福澤諭吉也指出中產階級為創造文明的主要力量。他說：創造文明的主要力量，不是來自於上面的政府，也不是來自於下面的小民，而是來自於夾在兩者之間的中間層。從西洋各國的歷史可知，商業和工業，沒有一樣是政府創造出來的，而是位於中間層的知識分子竭盡心智所促成。蒸汽機為瓦特所發明，鐵路的出現是史蒂芬遜的功勞，首先論述經濟原理而改變商業手法的則是亞當史密斯。這些人都是所謂的middle class，非政府官吏，也非勞工小民……。政府的工作應該只是在於不妨礙他們，讓他們自由創造，並且體察人心之所向，而予以保護。因此，創造文明是民間的事，保護文明則是政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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