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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得主帕斯捷爾納克的生命絕唱──《日瓦戈醫生》譯後記
作者:藍英年(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一九五八年我在青島李村鎮勞動鍛煉。勞動鍛煉是一種思想改造措施,但不同於勞動教養和勞動改造,沒有後兩項嚴厲。比如行動自由,工資照常發,星期日照常休息。只是把參加勞動鍛煉的教師下放到農村,叫他們與農民一起勞動,一邊勞動一邊改造思想。下放不是遣送,而是歡送。下放前召開歡送大會,給每位下放教師戴一朵大紅花,我就是帶著大紅花下放到李村鎮的。十月下旬的一天,勞動間歇時候我坐在山坡上休息,公社郵遞員送來報紙。頭版是鄭振鐸等先生遇難的消息。第三版刊登了蘇聯作家協會開除帕斯捷爾納克會籍的報導,因為他寫了反動小說《日瓦戈醫生》。
說來慚愧,我這個人民大學俄語系畢業生竟不知道蘇聯有個叫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家。我學過俄國文學史,也學過蘇聯文學史。學了一年,都是蘇聯教師授課(那時叫蘇聯專家)。老師講授法捷耶夫、西蒙諾夫和蕭洛霍夫等作家,但從未提過帕斯捷爾納克。後來才明白,蘇聯教師講的都是蘇聯主流作家,而帕斯捷爾納克則是非主流作家。主流作家遵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謳歌蘇聯體制,而非主流作家堅持自己的創作原則,雖然為了生存也不得不歌頌史達林和蘇維埃政權,但仍不能贏得政權的歡心。
人們對不知道的事情往往好奇,我也如此。我想瞭解《日瓦戈醫生》是本什麼書,為何蘇聯對該書作者帕斯捷爾納克大興撻伐。我給在紐約的叔叔寫信,請他給我寄一本俄文版的《日瓦戈醫生》來。讀者讀到這裡未免產生疑竇:大躍進年代一個中國教師竟敢給身在美國紐約的叔叔寫信,並請他給寄一本在蘇聯受到嚴厲批判的小說。就算我一時頭腦發昏,可書能寄到嗎?那時不像今天,大陸也不同於臺灣,所以得解釋兩句。叔叔是上世紀二十年代赴法留學生,後滯留法國。一九四七年考入聯合國秘書處任法語譯員。叔叔不問政治,與國共兩黨素無瓜葛。一九四九年叔叔回國探望長兄時,某機關請他寄科技書。書寄到我名下,我收到後給他們打電話,讓他們來取。叔叔痛快地答應了,不斷給我寄科技書。我收到後給某機關打電話,他們立即來取。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向叔叔提出請求的。叔叔收到我請他寄《日瓦戈醫生》的信後,便在科技書裡加了一本密西根大學出版的原文版《日瓦戈醫生》。封面是烈火焚燒一棵果實累累的蘋果樹。我翻閱了一下,覺得難懂,便放下了。那時我尚不知道詩人寫的小說不好讀,也不知道帕斯捷爾納克是未來派的著名詩人。不久,中國報刊緊隨蘇聯開始批判《日瓦戈醫生》。《日瓦戈醫生》在中國也成為一本反動的書。但我敢斷定,那時中國沒有人讀過《日瓦戈醫生》,包括寫批判文章的人。蘇聯讀過《日瓦戈醫生》的也不過西蒙諾夫等寥寥數人,連黨魁赫魯雪夫也沒讀過,所以後來他才說:如果讀過《日瓦戈醫生》就不會發動批判帕斯捷爾納克的運動了。
光陰荏苒,數年後我已調離青島,在花樣翻新的政治運動中沉浮。感謝命運的眷顧,在一次次運動中都僥倖漏網,但終於沒逃過「文革」一劫,被紅衛兵小將揪出來,關入牛棚。關入牛棚的人都有被抄家的危險。我家裡沒有「四舊」,藏書也不多,較為珍貴的是一套十九世紀俄文版的《果戈里選集》。抄就抄了吧,雖心疼,但不至於惹麻煩。可《日瓦戈醫生》可能惹事。燒了吧,捨不得,留著吧,擔心害怕。我和內子多次商量怎麼處理這本書。我推斷紅衛兵未必聽說過這本書,斷然決定:把《日瓦戈醫生》夾在俄文版的馬列書籍當中,擺在最顯眼的地方,紅衛兵不會搜查。事實證明我的判斷是正確的,紅衛兵果然沒搜查馬列書籍,《日瓦戈醫生》保住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開始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翻譯俄國作家庫普林的作品,常到出版社去,與編輯熟了。那時譯者與編輯的關係是朋友關係,不是利害關係。沒事也可以到編輯部喝杯茶,聊聊天。大概是一九八三年五月的一天,我又到編輯部喝茶,聽見一位編輯正在高談闊論。他說世界上根本沒有俄文版的《日瓦戈醫生》,只有義大利文版的。其他文字的版本都是從義大利文轉譯的。他的武斷口吻令我不快,我對他說:「不見得吧!有俄文版本。」他反問我:「你見過?」我說:「不但見過,而且我還有俄文版的《日瓦戈醫生》呢。」我的話一出口,編輯部的人都驚訝不已。著名翻譯家、外文部主任蔣路說:「你真有?」我說:「你們不信,明天拿來給你們看。」第二天我把書帶去,大家都看到了。蔣路當場拍板:「你來翻譯,我們出版。」其實我沒動過翻譯《日瓦戈醫生》的念頭。因為我已經粗粗翻閱過,覺得文字艱深,比屠格涅夫、契訶夫的文字難懂得多。我說:「我一個人翻譯不了,還得請人。」蔣路說:「你自己找合作者吧。」我請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編輯張秉衡先生合譯,張先生慨然允諾。沒簽合同,只有口頭協定,我和張先生便動手翻譯《日瓦戈醫生》。可以說翻譯這本書是打賭打出來的。
一動手就嘗到帕斯捷爾納克的厲害了。這位先生寫得太細膩,一片樹葉,一滴露珠都要寫出詩意。再加上獨特的想像力,意識流,超越故事情節的抒懷,翻譯起來十分困難。但既然答應了,已無退路,只好硬著頭皮譯下去。進度自然快不了,不覺到了一九八三年底。出版社的一位室主任忽然把我叫到出版社。他沒問翻譯進度,開口就談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什麼人道主義呀,異化呀,我們大家都要好好學習呀。他的話我已經在報刊上讀過。我問他《日瓦戈醫生》還譯不譯。他沒回答,又重複了剛才說過的話。我理解他如說不譯就等於出版社毀約,毀約要支付相應補償。他不說譯,實際上就是不準備出版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張先生,我們停筆了。
當時我並不瞭解何謂「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只把它當成一次普通運動;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有沒有「精神污染」。我覺得沒有,如有就是翻譯這本「反動」小說。我還得介紹一下來去匆匆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不然大陸以外的人不清楚是怎麼回事。簡單說是中共理論界兩位頂尖人物甲和乙爭風吃醋。一九八三年三月為紀念馬克思誕辰一百周年,頂尖人物乙作了一個《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報告。第一次談到政黨的異化問題。這也是馬克思的觀點,在理論上沒有問題。報告反映不錯,引起頂尖人物甲的嫉妒,因為報告不是他作的。甲把乙的「異化」與吉拉斯的《新階級》聯繫在一起。吉拉斯是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人,鐵托的副手。吉拉斯因提出民選政府的建議與鐵托決裂,一九四七年他寫了《新階級》,談的也是異化問題。《新階級》的主要論點是:共產黨原來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但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已經「異化」為官僚特權的「新階級」。一九六三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供批判用的《新階級》的中譯本。乙是否看過不得而知,但看這本書並不困難,連我都看過,像乙那樣地位的人看這類書易如反掌。但乙的觀點絕非吉拉斯的觀點。把乙的報告說成宣傳吉拉斯的觀點必然引起最高領導人的震怒,於是便有了無疾而終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
出版社不催我們,我們就不譯了。但十二月的一天,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總編輯帶著三個編輯突然造訪寒舍。副總編輯一進門就找掛曆,在某月某日下劃了個勾,對我說這天《日瓦戈醫生》必須交稿,人民文學出版社要在全國第一個出版。我一聽傻眼了,離他規定的時間僅有一個多月,我們能譯完嗎?副總編輯接著說,每天下午有人來取稿,我們採取流水作業,責編已經下印刷廠了。我和張先生像上了弦似地幹起來,每天工作十幾小時,苦不堪言。下午五點左右編輯來取稿,總笑嘻嘻地說:「我來取今天的譯稿。」一個月後《日瓦戈醫生》果然出版,創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蹟。出版社為了獎勵我們,付給我們最高稿酬:千字十四元人民幣。後來各地出版社再版的都是這個本子。每次見到再版的《日瓦戈醫生》我都有幾分羞愧,因為譯文是趕出來的,蓬首垢面就同讀者見面了。我一直想重譯,但重譯《日瓦戈醫生》是件繁重的工作,我心有餘悸,猶豫不決。二○一二年北京十月出版社提出出版《日瓦戈醫生》,我決定趁此機會重譯全書,不再用張先生的譯文。張先生是老知識份子,國學基礎深厚,但與我的文風不完全一致。這裡不存在譯文優劣問題,只想全書譯文保持一致。第十七章日瓦戈詩作,我請谷羽先生翻譯,谷羽先生是翻譯俄蘇詩歌的佼佼者。我每天以一千字左右的速度翻譯,不能說新譯文比舊譯文強多少,但不是趕出來的,而是譯出來的。臺灣遠流出版社願意出版繁體字本,我很感激。遠流出版社提議把《日瓦戈醫生》改譯為《齊瓦哥醫生》。既然臺灣讀者已經習慣《齊瓦哥醫生》,約定俗成,我當然尊重,入鄉隨俗嘛。
帕斯捷爾納克出身於知識份子家庭,父親是畫家,曾為文豪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畫過插圖。母親是鋼琴家,深受著名作曲家魯賓斯坦喜愛。帕斯捷爾納克不僅對文學藝術有精湛的理解,還精通英、德、法等三國語言。他與來自工農兵的作家自然格格不入。蘇聯內戰結束後莫斯科湧現出許多文學團體,如拉普、冶煉場、山隘派、列夫、謝拉皮翁兄弟等。帕斯捷爾納克與這些團體從無往來。他們也看不起帕斯捷爾納克。從高爾基算起,蘇聯作協領導人沒有一個喜歡帕斯捷爾納克的。高爾基不喜歡他,批評他的詩晦澀難懂,裝腔作勢,沒有反映現實;帕斯捷爾納克也不喜歡高爾基,但高爾基對他仍然關心。關心俄國知識份子,幫他們解決實際困難,這是高爾基的偉大功績。帕斯捷爾納克依然我行我素,自鳴清高,孤芳自賞。但因為他為人坦誠,仍贏得不少作家的信任。
一九三四年八月蘇聯召開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不知為何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布哈林竟把不受人愛戴的帕斯捷爾納克樹立為蘇聯詩人榜樣,而那時他只出過一本詩集《生活啊,我的姊妹》。樹立帕斯捷爾納克為詩人榜樣,拉普等成員自然不服,但史達林默認了。史達林所以容忍帕斯捷爾納克,是因為他從不拉幫結夥,不會對史達林構成威脅。第二年,帕斯捷爾納克「詩人榜樣」的地位,被死去的馬雅可夫斯基代替了。
有兩件事表明帕斯捷爾納克狷介耿直的性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詩人曼德爾施塔姆因寫了一首諷刺史達林的詩而被逮捕。女詩人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分頭營救。帕斯捷爾納克找到布哈林,布哈林立刻給史達林寫信,信中提到「帕斯捷爾納克也很著急!」那時帕斯捷爾納克住在公共住宅,全住宅只有一部電話。一天帕斯捷爾納克忽然接到史達林從克里姆林宮打來的電話。史達林告訴他將重審曼德爾施塔姆的案子。史達林問他為什麼不營救自己的朋友?為營救自己的朋友,他,史達林,敢翻牆破門。帕斯捷爾納克回答,如果他不營救,史達林未必知道這個案子,儘管他同曼德爾施塔姆談不上朋友。史達林問他為什麼不找作協。帕斯捷爾納克說作協已經不起作用。帕斯捷爾納克說他想和史達林談談。史達林問談什麼,帕斯捷爾納克說談生與死的問題,史達林掛上電話。但這個電話使帕斯捷爾納克身價倍增。公共住宅的鄰居見到他點頭哈腰;出入作協,有人為他脫大衣穿大衣;在作協食堂請人吃飯,作協付款。另一件事是帕斯捷爾納克拒絕在一份申請書上簽名。一九三七年夏天,大清洗期間,某人奉命到作家協會書記處徵集要求處決圖哈切夫斯基、亞基爾和埃德曼等紅軍將帥的簽名。帕斯捷爾納克與這幾位紅軍將帥素無往來,但知道他們是內戰時期聞名遐邇的英雄。圖哈切夫斯基是蘇聯五大元帥之一,曾在南方、烏拉爾地區與白軍作戰,亞基爾和埃德曼是內戰時期的傳奇英雄,為布爾什維克最終奪取政權立下汗馬功勞。現在要槍斃他們,並且要徵集作家們的簽名。作家們紛紛簽名,帕斯捷爾納克卻拒絕簽名。帕斯捷爾納克說,他們的生命不是我給予的,我也無權剝奪他們的生命。作協書記斯塔夫斯基批評帕斯捷爾納克固執,缺乏黨性。但集體簽名信《我們決不讓蘇聯敵人活下去》發表後,上面竟有帕斯捷爾納克的名字。帕斯捷爾納克大怒,找斯塔夫斯基解釋,斯塔夫斯基說可能登記時弄錯了,但帕斯捷爾納克不依不饒。事情最終還是不了了之。
帕斯捷爾納克是多情種子,談他的生平離不開女人。這裡只能重點介紹一位與《日瓦戈醫生》有關的女友伊文斯卡婭。帕斯捷爾納克的妻子季娜伊達是理家能手,但不理解帕斯捷爾納克的文學創作,兩人在文學創作上無法溝通。此刻伊文斯卡婭出現了。一九四六年他們在西蒙諾夫主編的《新世界》編輯部邂逅。伊文斯卡婭是編輯還是西蒙諾夫的秘書說法不一。伊文斯卡婭是帕斯捷爾納克的崇拜者,讀過他所有的作品。帕斯捷爾納克欣賞伊文斯卡婭的文學鑒賞力和她的容貌、體型、風度。兩人相愛了。帕斯捷爾納克的一切出版事宜都由她代管,因為妻子季娜伊達沒有這種能力。
戰後帕斯捷爾納克的詩作再次受到作協批評。作協書記蘇爾科夫批評他視野狹窄,詩作沒有迎合戰後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主旋律。帕斯捷爾納克的詩作無處發表,他只好轉而翻譯莎士比亞和歌德的作品以維持生活。戰後他開始寫《日瓦戈醫生》。寫好一章就讀給丘科夫斯基等好友聽,也在伊文斯卡婭寓所讀給她的朋友們聽。帕斯捷爾納克寫《日瓦戈醫生》的事傳到作協。作協為阻止他繼續寫《日瓦戈醫生》,於一九四九年十月把伊文斯卡婭送進監獄,罪名是夥同《星火》雜誌副主編偽造委託書。帕斯捷爾納克明知此事與伊文斯卡婭無關,但無力拯救她,便繼續寫《日瓦戈醫生》以示抗議。伊文斯卡婭在監獄中受盡折磨,在繁重的勞動中流產了。這是她與帕斯捷爾納克的孩子。伊文斯卡婭一九五三年被釋放。帕斯捷爾納克的一切出版事宜仍由她承擔。一九五六年帕斯捷爾納克完成《日瓦戈醫生》,伊文斯卡婭把手稿送給《新世界》雜誌和文學出版社。《新世界》否定小說,由西蒙諾夫和費定寫退稿信,嚴厲譴責小說的反蘇和反人民的傾向。文學出版社也拒絕出版小說。一九五七年義大利出版商、義共黨員費爾特里內利通過伊文斯卡婭讀到手稿,非常欣賞。他把手稿帶回義大利,準備翻譯出版。費爾特里內利回國前與帕斯捷爾納克洽商出版小說事宜,後者提出必須先在蘇聯國內出版才能在國外出版。伊文斯卡婭再次找蘇聯出版機構洽商,懇求出刪節本,把礙眼的地方刪去,但仍遭拒絕。蘇聯意識形態掌門人蘇斯洛夫勒令帕斯捷爾納克以修改小說為名要回手稿。帕斯捷爾納克按蘇斯洛夫的指示做了,但義大利出版商費爾特里內利拒絕退稿。費爾特里內利是義共黨員。蘇斯洛夫飛到羅馬,請義共總書記陶里亞蒂助一臂之力。哪知費爾特里內利搶先一步退黨,陶里亞蒂無能為力。費爾特里內利一九五七年出版了義大利文譯本,接著歐洲又出版了英、德、法文譯本。《日瓦戈醫生》成為一九五八年西方的暢銷書,但在蘇聯卻是一片罵聲。報刊罵他是因為蘇斯洛夫丟了面子。群眾罵是因為領導罵,但誰也沒讀過《日瓦戈醫生》。帕斯捷爾納克的不少作家同仁不同他打招呼。妻子季娜伊達嚇得膽戰心驚。只有伊文斯卡婭堅決支援帕斯捷爾納克,安慰他說小說遲早會被祖國人民接受,並把一切責任攬在自己身上。伊文斯卡婭與帕斯捷爾納克不僅情投意合,而且還是事業上的絕好搭檔。
蘇斯洛夫把伊文斯卡婭招到蘇共中央,讓她交代帕斯捷爾納克與義大利出版商的關係。伊文斯卡婭一口咬定手稿是她交給義大利出版商看的,與帕斯捷爾納克無關。蘇斯洛夫召見伊文斯卡婭後,對帕斯捷爾納克的批判升級。無知青年在帕斯捷爾納克住宅周圍騷擾,日夜不得安寧。伊文斯卡婭找到費定,請他轉告中央,如果繼續騷擾帕斯捷爾納克,她便和帕斯捷爾納克雙雙自殺。這一招很靈驗,但只持續到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十月二十三日這一天,瑞典文學院把一九五八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帕斯捷爾納克,以表彰他在「當代抒情詩和偉大的俄羅斯敘述文學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隻字未提《日瓦戈醫生》。帕斯捷爾納克也向瑞典文學院發電報表示感謝:「無比感激、激動、光榮、惶恐、羞愧。」當晚帕斯捷爾納克的兩位作家鄰居,丘科夫斯基和伊萬諾夫到帕斯捷爾納克家祝賀。次日清晨第三位鄰居、作協領導人費定來找帕斯捷爾納克,叫他立即聲明拒絕諾貝爾獎,否則將被開除出作家協會。費定叫帕斯捷爾納克到他家去,宣傳部文藝處處長卡爾波夫正在那裡等候他。帕斯捷爾納克不肯到費定家去,暈倒在家裡。帕斯捷爾納克甦醒過來馬上給作協寫信:「任何力量也無法迫使我拒絕別人給與我的──一個生活在俄羅斯的當代作家的,即蘇聯作家的榮譽。但諾貝爾獎金我將轉贈蘇聯保衛和平委員會。我知道在輿論壓力下必定會提出開除我作家協會會籍的問題。我並未期待你們公正對待我。你們可以槍斃我,將我流放,你們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我預先寬恕你們。」帕斯捷爾納克態度堅決,決不拒絕領獎。但他與伊文斯卡婭通過電話後,態度完全變了。他給瑞典文學院拍了一份電報:「鑒於我所歸屬的社會對這種榮譽的解釋,我必須拒絕接受授予我的、我本不配獲得的獎金。勿因我自願拒絕而不快。」他同時給黨中央發電報:「恢復伊文斯卡婭的工作,我已拒絕接受獎金。」但一切為時已晚矣。在團中央第一書記謝米恰斯內的煽動下,一群人砸碎帕斯捷爾納克住宅的玻璃,高呼把帕斯捷爾納克驅逐出境的口號。直到印度總理尼赫魯給赫魯雪夫打電話,聲稱如果不停止迫害帕斯捷爾納克,他將擔任保衛帕斯捷爾納克委員會主席,迫害才終止。
一九六○年帕斯捷爾納克與世長辭,他的訃告上寫的是「蘇聯文學基金會會員」,官方連他是詩人和作家都不承認了。
出處:
遠流出版《齊瓦哥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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