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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論政與社會實踐（一）意外參與獨台會案

作者：葉啟政／口述　何榮幸／執筆

讓我不得不再度站上火線的獨台會案，這段參與對我而言純屬意外。獨台會案的第一主角陳正然先生是我在台大社會學系教過的學生，我也擔任他碩士論文的指導老師。在學生時期，陳正然原本是國民黨在台大之學生社團——覺民學會——的成員，是國民黨亟欲吸收的校園菁英。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使得他的政治意識有了改變，本土意識愈來愈濃厚，終至與國民黨學生黨部漸行漸遠。或許由於過去的背景，他總是有著不少的消息，有一次，他就特別善意告訴我：「老師你要注意啊！上課有人監視。」後來，我們互動比較密切，他唸大四時剛好碰到我搬家，還來幫我押車。我一直把陳正然當成自己的弟弟，甚至是兒子一樣看待。

在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獲得碩士學位之後，陳正然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繼續攻讀社會學的博士學位。他出國前，我還到他在新生南路的住處看過他，送他一點禮金。出國後，他繼續跟我連絡，後來，他告訴我不想再唸學位了，覺得沒有意思，我說也可以啊，不一定人人要做學者，有另外的抱負也很好。原來他想蒐集有關台灣歷史文化資料，成立資料庫，這也就是後來他成立「蕃薯藤」網站的前置動機。我始終認為，年輕人應當有自己的想法與衝勁，正然有了這樣的志向，很好，值得鼓勵。我不知道的是，他在回台灣的途中，為了蒐集更多的資料，特別停留日本去拜訪當時國民黨政府通緝的頭號政治犯、「獨立台灣會」（簡稱「獨台會」）創辦人史明先生，只是陳正然不知道自己被情治單位盯上了，種下了後來短暫的牢獄之災。

回台後，陳正然找了我的另一個學生賴曉黎先生合開了「無花果工作室」，以專替大學生與研究生論文打字等等來謀生，而實則從事建立有關台灣文化的資料檔。在「獨台會案」終結後，陳正然把這個工作室轉型為網站，即是台灣的第一個入口網站「蕃薯藤」。我猜想，他們所以取這個名字，應當是基於強烈的台灣本土意識，以一向象徵台灣人有如蕃薯一般，儘管被認為是低賤粗俗，但卻有著無比的韌性，乃是社會底層人們賴以生存的天然資源，而且，其藤堅韌，總可以到處蔓延，綿綿而不斷。

一九九一年五月九日，調查局幹員進入清華大學拘提清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生廖偉程先生，同一天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住家逮捕了陳正然，同案被抓的還有社運工作者王秀惠與原住民傳教士林銀福先生，宣布偵破獨立台灣會在台組織，並指稱四人接受史明資助，將在台灣發動武裝革命。更嚴重的是，廖偉程等四人都被以違反懲治叛亂條例與刑法第一百條的「預謀叛亂罪」起訴。

是時，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還未滿一年，這位充滿著大中國民族主義意識的大將軍，似乎是有著藉懲治一些台獨份子來向海峽對岸「兄弟」政權表態的意思。陳正然、廖偉程、王秀惠與林銀福等人，充其量只是情治單位為了貫徹當局的決定而尋找到的四個可欺代罪羔羊，用來作為打壓台獨勢力的警告，其中，陳正然顯然被認定是首犯。後來，正然告訴我，當天情治人員到他家搜索時，當然是拿走不少有關的「台獨」證據（實則是有關台灣文化的資料，當然，包含有關獨台會的資料），有趣的是，連一些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見右圖）的英譯著作也一併被沒收，理由是被認為是共產黨老祖宗馬克思（Karl Marx）的著作。顯然，情治人員太沒有常識了，錯把Max當Marx，指鹿為馬，張冠李戴，一笑！

廖偉程先生是正然之夫人——連韻文女士（時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攻讀心理學博士）的表弟，當時為了撰寫有關台灣歷史的論文，透過正然，曾經到日本訪問過史明先生以及一些文史方面的留日台裔教授、並蒐集資料。至於王秀惠與林銀福，根本就與陳正然毫無關係，他們彼此之間原先並不相識。按過去的情形來說，這樣的事件原無擴大成為另一個學運的可能，所以鬧成為另一個學運，顯然是受到前一年剛發生的「野百合學運」的餘勢猶在，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最直接的觸媒應當是情治人員沒通知校方當局即逕行進入清華大學校園逮捕廖偉程先生，這樣的不當動作確實是過於囂張放肆。當時，清大校長劉兆玄先生正出國公幹，人不在台灣，但他馬上提出抗議，全國各大學的學生馬上起來聲援清大的學生。這是政府在這個事件裡所犯的第一個錯誤。

當時的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被視為是學運份子雲集的大本營，廖偉程先生的女友、重要的學運份子王時思小姐（後來成為廖夫人），正是該所的研究生。就在這樣的氛圍下，清華大學的學生首先發難，是日傍晚集結在位於台北市基隆路之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門口，各路學生跟著聚集過來。我記得是台大歷史學系畢業的前大陸社社長鍾佳濱先生打電話給我，說陳正然被抓了，我馬上問陳正然在哪裡，他說在基隆路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並且告訴我學生已經聚集在那裡抗議了。我問怎麼回事，他說是因為涉嫌台獨運動被落罪。於是，我立即趕到基隆路台北市調查處，到時，調查處狹小的大門口已經擠滿靜坐的學生。

我在調查處大廳碰到當時的民進黨立委盧修一與鄭余鎮兩位先生，在那兒表示關懷，也從事協調的工作。同時，我也第一次碰到正然的父親，他得知我的身份，立刻對我說：「葉老師，這是二條一吔（即「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款——罰則是唯一死刑）！」我回說：「我知道，讓我們盡量想想辦法吧！」說真的，這只是一種安慰的話，那個時候碰到這樣情形，誰也不知道結果會是怎麼樣，我一介書生，那有能耐扭轉乾坤。我一直待在外面與學生在一齊。只見盧修一與鄭余鎮兩位先生進進出出，與調查站的人員協調，最後，調查局副局長高明輝先生答應通融，也讓我入內探視正然，條件是我不對外張揚，我當然一口答應。後來，記者問我時，為了對這位副局長的「法外開恩」信守承諾，我撒了謊，說我沒見到正然。

然而，遺憾的是，五月十二日我們在中正廟靜坐，發生毆打靜坐教授的大事後，這位副局長竟然向記者說我說謊。是的，我是說了謊，但是，為的是信守對他的承諾，以免讓他受責與難堪，可以說是完全站在他的立場來考慮的。不料，在五月十二日他竟然自己違背承諾，刻意抹黑我，說了這樣自己沒有信守約定的話。從這件小事，我領略到官僚的嘴臉，翻臉像翻書一樣快，話總是順著勢轉，只求有利於自己。當然，我得知他的「坦白」之後，立刻在中正廟示威的現場，當著抗議師生的面前，把事情原委說了出來，看看到底誰是「小人」，誰是「君子」。

我進去陳正然受審的羈押室，只看他躺在靠門旁的小床上休息。他一看到我，立刻站起來，態度很冷靜地對我微笑一下，叫了一聲：「葉老師。」我問他有沒有挨打，他說沒有。我就說點鼓勵的話，退出羈押室（事實上，也不允許逗留太久）。我百萬分地確信陳正然不可能從事「發動武裝革命」這樣的造反活動，這絕對是為了顯示消滅台獨的「政績」所設計的亂槍打鳥作為，正然只是一個倒楣的代罪羔羊而已。當時，心裡感到相當憤慨，心中咒罵著這個罔顧基本人權的「邪惡」政權。一出北調處大門，我就對聚集在外頭的學生發表談話，一再表示我信任陳正然這個學生，他絕不可能有以武裝進行叛亂的作為，這是情治單位羅織的罪狀，也是國民黨政權一貫的作風。當時有一個華視記者想訪問我，因為我以前常吃到電視媒體刻意扭曲剪接的虧，這次又不想錯失上電視批判國民黨政權的機會，我於是對華視記者強調必須要一字不漏的報導，才願意接受訪問。還好，我在電視上抨擊政府隨便抓人，後來看到播出的新聞，真的一字未剪，感到很意外，也特別感謝當時華視忠於報導的勇氣。

出處：遠流出版《彳亍躓頓七十年：恰似末代武士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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