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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阿薩姆茶 vs. 中國雲南茶，一場話語權的爭奪

作者：周重林 & 太俊林

十九世紀初期，英國與中國的貿易交鋒，因為茶葉而處於被動狀態，不得不從印度輸出鴉片來扭轉形勢。十九世紀三○年代，中國「以茶制夷」的許多想法觸動了英國人，英國人害怕在茶葉問題上受制於中國，同時中國的禁煙運動又讓他們心有餘悸。萬一中國學習日本，也來個全盤閉關鎖國，那麼，英國人獲取茶葉就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

茶葉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在印度開闢茶園被英國人普遍理解為一種愛國行動，就像他們倡導飲茶是對王室效忠一樣。也因為如此，美國在獨立戰爭後，號召民眾不喝茶以抵制英國。但是英國本土無法種植茶樹，他們只能把茶樹移植到其他殖民地。

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政府派馬戛爾尼出使中國，他特意帶去了幾位科學家，回國時又從江西帶走了一些茶樹，後來他把茶樹送給了植物學家約瑟夫．班克斯（SirJoseph Banks, 1743-1820）。馬戛爾尼出使中國的時候，東印度公司的人囑咐他，一定要多注意茶葉，它的價值很大，如果能在印度移植，就再好不過。馬戛爾尼回答說，如果茶能長在我們的領土上，那我們就不必仰給中國。

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 1923-）說，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世界。對當時的世界而言，茶葉就是石油。

班克斯也到過中國，對茶樹生長環境方面的知識瞭解得很透澈。還是在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他就認為在印度北部可以種植紅茶──那個時候，英國人以為紅茶是一種茶樹，綠茶是另一種茶樹。這些茶樹被放到了加爾各答的植物園栽培，長勢都不錯，但東印度公司對在印度大面積推廣茶樹並不熱心。一方面，東印度公司壟斷了中國茶對英貿易，沒有尋找替代品的動力；另一方面，他們對在印度種茶缺乏應有的信心，畢竟中國茶的影響太深，消費者早已經形成了中國茶的概念。

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被取消後，英國成立了專門的茶葉委員會，主要負責調查引進中國茶樹和茶種，並開展實驗性種植和招募中國工人。但要引進中國茶樹、茶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沒有中國的官方許可，這些植物只能偷運出去。茶工也不容易招募，熟練的茶工在中國生活得很不錯，更何況中國政府根本不允許這些製茶秘密外洩。荷蘭人曾經嘗試招募的十二個中國茶工，都先後被謀殺了。即便是這些茶工成功到達印度，那些茶工的家人也會被中國政府追究連帶責任。

根據烏克斯在《茶葉全書》裡的記載，在關鍵時刻，英國人宣布了在印度發現茶樹的消息，莫克塞姆在《茶：嗜好、開拓與帝國》裡也把這當做轉捩點。

事實上，西方一直沒有中斷過有關印度人吃茶的記述。西方最早記錄印度人吃茶的資料，是荷蘭人林蘇荷頓（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1563-1611）一五九八年（萬曆二十六年）寫的《旅行日記》（Itinerario），然而他的身分卻不是什麼作家、冒險家，而是一個葡萄牙主教的僕人。他以傳教士的身分在印度生活了七年，所見的印度人吃茶方式很特別，印度人將茶拌著大蒜和油，當做蔬菜食用。印度人也會把茶放入湯中煮食。一八一五年（嘉慶二十年），英國駐印上校萊特證實了這一吃茶方式。

雲南風情畫，1867年，德拉波特

這種把茶當做蔬菜的吃茶方式與雲南德昂族、景頗族、布朗族、傣族的吃茶習慣有著類似之處，而煮茶，是唐代的主流茶飲方式。藏族的酥油茶就體現了食茶這一習慣，更大範圍內，在喜馬拉雅山麓兩側的民族，都有這種習慣。而這個區域，現在也是公認的茶樹起源地，但具體的產地歸屬今天尚無定論。有學者認為，印度吃茶習慣是景頗族（境外叫克欽族）帶去的。景頗族是個跨境民族，分布在中國雲南、西藏、緬甸和印度等地區。

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布魯斯兄弟（Robert Bruce & Charles Bruce）在印度發現的茶葉和茶籽被輾轉到了加爾各答植物園的植物學家沃勒（Nathaniel Wallich, 1786-1854）手中，但植物學家認為這不過是普通的山茶而已，種植在布魯斯家花園裡的茶卻成長起來。布魯斯說，自己發現大量的野生茶樹，當地山民採摘葉子，若樹太高就砍倒樹。“singphos”人知道並飲茶已經有很多年了，但做法與中國人迥異。他們把柔嫩的葉片摘下來放在太陽下乾燥三日，其他葉片則稍微乾燥，然後裝入竹筒中，一邊用枝棍填實，一邊將竹筒在火上烘烤，直到竹筒盛滿，再用葉片封好竹筒口，放置於火塘上方有煙熏的地方。用這種方法可以使茶葉保存數年之久。“singphos”人所在的地方到處是叢林，因為人們可以從森林中採摘到茶葉，所以他們從來不栽培。

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英國軍人查爾頓（Lieutenant Charlton）也在阿薩姆發現了土產茶樹，他同樣把茶樹寄給了沃勒，說這種茶「曬乾後有中國茶的香氣」，蘇迪亞人將這種茶樹葉子曬乾，然後沖泡成飲料飲用。這一植物標本很快就死了，植物園也拒絕承認其是茶樹。

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查爾頓又從蘇迪亞寄了一些植物到加爾各答，說這種茶樹生長範圍很廣。「在從這裡到離這裡一個月路程之外的中國雲南之間的各個地區，到處都可以見到處於野生狀態的這種植物。我聽說雲南也廣泛種植這種植物。來自雲南省的一兩個人向我保證說，他們在雲南省種植的茶樹與這裡生長的茶樹完全一樣。因此我認為這種植物是真正的茶樹，這點毫無疑問。」

加爾各答之前拒絕過多次像這樣的發現請求，但這次卻不一樣。

因為這一年，英國茶葉委員會成立了，他們迫切地想在中國之外的地方開闢茶園。所以，他們愉快地接受了查爾頓的茶樹，並選擇在耶誕節這個重要的節日，宣布發現印度本地茶種。

茶葉委員會說，這歸功於查爾頓等人的不懈努力，「對大英帝國農業和商業資源來說是最為重要和最有價值的一項發現。我們確信，通過恰當地管理，這種新發現的茶樹完全可以成功地應用於商業種植，因此我們的目標將在不久的將來得到完全的實現」。他們的目標有很大部分是針對中國的。

西雙版納巴達古茶樹

雲南古茶樹資源至今都廣泛地分布在西雙版納、普洱、臨滄、紅河、曲靖等地。二○○八年，普洱市率先把歷時三年考察古茶樹資源的結果公之於世，出版了一本叫《走進古茶樹王國》的書。這本書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研究價值，不僅把三十六萬多畝古茶、四十五個野生茶樹居群和古茶山分布清晰明朗化，還對古茶樹種質資源的種類、形態特徵、利用價值都做了詳細的說明，他們用大量的實證資料論證了雲南是世界茶的原產地和栽培中心。

查爾頓發現茶樹最重要的價值在於，這是在中國境外的發現，尤其關鍵的是，茶葉再也不是中國的獨有之物，他們深知其中的意義。日本不過是移植了中國的茶樹，但印度本土就有茶樹，這就能從根源上掐斷茶與中國的關聯。

英國人的這一發現，並沒有獲得廣泛認同，至少美國人就不認同。一九三五年，烏克斯在他風靡全球的《茶葉全書》裡，堅持認為中國是茶樹起源地。其實世界上也有不少人認為，茶葉原產地是中國。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美國人瓦爾希（Joseph M. Walsh）的《茶的歷史及奧秘》（Tea, Its History and Mystery）、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法國人金奈（D. Genine）的《植物自然分類》、一九六○年蘇聯人傑莫哈節（K. M. Djemukhaje）的《論野生茶樹進化因素》都持這樣的觀點。

一九五八年，英國皇家植物園（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的羅伯特．西利（J. Robert Sealy）寫《對山茶屬分類的修正》（A Revisionof the Genus Camellia）時，提出世界上有兩種茶樹種類：中國茶樹（camellia sinesis var. sinensis）和阿薩姆茶樹（camellia sinesis var. assamica），但這個說法也未獲得認可。

雲南普洱的茶農習慣用大象做運輸工具

植物的拉丁學名，一旦完成，就終生不會修改。所以現在雲南大葉種茶葉，學名還是阿薩姆種（camellia sinesis var. assamica），是英國植物學家馬斯特思（J. W. Masters）於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根據印度大葉種茶樹命名的。

中國考古界的發現也很乏力。從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二年，不時有媒體報導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隨葬品中可能有茶葉，還有有關茶的別稱「檟」的簡文和帛書，但這些發現都沒有具體的出處，無法加以考證。植物學家閔天祿等人查遍英國各大標本館，沒有發現來自阿薩姆地區野生大葉茶的確切記錄。

在考古無發現的情況下，調查和整理古茶樹資源成為另一種有力手段。從英國人宣布印度是世界茶樹起源地後，反應遲鈍的中國人直到一九二二年才有吳覺農等人起身反駁，但其《茶樹原地考》更多談的是飲茶史，而非植物學意義上的起源史。但他的愛國熱情感染了許多人，正因為他，才有了後來無數前往雲南尋找古茶樹的繼承者。

二十世紀五○年代至九○年代，在雲南西雙版納境內發現的巴達古茶樹和南糯山古茶樹，在紅河金平發現的金平大茶樹和在普洱發現的邦崴大茶樹，都被證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茶樹。其後雲南多次宣布發現上千年的古茶樹，但沒有獲得廣泛認可。一個主要原因是測量茶樹年齡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沒有人拿得出令人信服的證據；另一個原因是在地下考古中尚無古代茶樹花粉的發現。處在中、印兩個大國之間的越南、緬甸、老撾、柬埔寨都有古茶樹資源，他們至今保持沉默，是我們視而不見，還是這又是一個話語權的問題？同時，還有更古老的茶樹資源沒有被整理出來。尋找古老茶樹這項使命，自羅伯特．布魯斯（Robert Bruce）以來，從來沒有中斷過。

當年為查爾頓作證的雲南人，也許沒有想到百年之後，他們的故鄉會如此地糾結。

歐洲第一幅茶畫，基歇爾，1667年

歐洲一幅現存最早的茶葉版畫，也把與茶葉有關的故事引向雲南。

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在義大利羅馬，梵蒂岡博物館的創建人、羅馬天主教廷的首席博物學家阿塔納斯．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出版了中國百科全書──《中國圖說》（China Ilustrata）。其中有一幅精美的版畫，刻畫的正是雲南特有的大葉種茶樹，下面介紹文字為“cha”。一個從未踏足中國的人，怎麼會有那麼多的中國知識呢？當然是來自西方書籍中的各種介紹，但其最重要的藍本，是波蘭人卜彌格（Michel Boym, 1612-1659）於一六五六年（順治十三年）在奧地利出版的《中國植物志》（Flora sinensis）。

卜彌格是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是第一個將中國古代的科學和文化成果介紹給西方的歐洲人。明代以來，中國茶、瓷、絲對世界產生了深刻影響，懷著拜訪與傳教心態的卜彌格沒有想到當他經過三年航行，於一六四五年（順治二年）抵達中國時，正趕上華夏帝國新一輪的改朝換代。這一年，剛好是李自成與史可法身死，大順和大明政權滅亡。來到華夏的卜彌格在戰亂中幾經流轉，政權的頻繁更替使他的大明簽證無法帶他深入到華夏內陸，只能在海南一帶活動，最後不得已重返羅馬。

一六五八年（順治十五年），卜彌格抵暹羅。此時大清政權已基本穩固，永曆小朝廷被清軍趕到了雲南邊境的騰衝。於是卜彌格只能徘徊於騰衝一帶，而無法深入到傳統中原地區，這導致他的《中國植物志》記錄的範圍只能是海南、廣西和雲南一帶。在《中國植物志》裡，卜彌格記錄了雲南大量的珍稀動植物，雲南茶的概念能夠出現在西方視野，就與這本書有關。

出處：遠流出版《茶葉戰爭：茶葉與天朝的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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