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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憂鬱》，譯序
文=亞丁
 沙爾•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一八二一∼一八六七）出生於巴黎，父親是一位具有啟蒙運動思想的畫家。他受父親的薰陶和影響，從小就酷愛藝術。不幸的是，在他六歲時，父親生病去世了，母親又改嫁，幼小的心靈，從此蒙上了一層陰鬱的色彩，產生了「永遠孤獨的命運感」。
他所生長的城市--巴黎，當時是文化藝術的中心，各國的作家、藝術家紛紛來此相聚，藝術氣氛相當濃厚。他在這種氣氛中生活、成長，逐漸形成了對藝術的敏感，也認識了這座五光十色、放蕩不羈的城市。十七、八歲時，他經常在拉丁區的詩人畫家中作客，變成一個極端的浪漫派。後來，他又決定到印度去旅行，不料這位豪放的文學青年卻在遠渡重洋途中懷念起家鄉來。他停下腳步，逗留在印度洋中當時法國的殖民地留尼汪島和模里西斯島上。南國明媚的陽光和蒼鬱誘人的景色未能把詩人多留一些時候，不久，他便匆匆地趕回了巴黎。這是他一生中最遠的旅行，在旅途中，雖然外界景物並沒有引起他很大的興趣，然而卻大大豐富了他內心的感受。我們不難在他作品中讀到許多描寫海洋、陽光和異國情調的內容。
回到巴黎後，波德萊爾索取了父親的遺產，得到了一筆相當大的款項，於是就奢侈地生活起來。他住著豪華的宅邸，穿著風雅的衣服。依他看來，物質上追求完美，不過是「精神上勝人一籌的象徵」而已。他母親看到他這樣鋪張浪費、揮金如土，會很快耗盡父親的遺產，就為他找了一位法律顧問，限定了每月的花費。從此，波德萊爾便一直過著艱苦的日子，而生活的艱苦卻促使他拼命地寫作。
起初，波德萊爾主要寫藝術批評，以犀利的筆鋒闡明自己獨到的見解和思想觀點，又以優美的風格創作了不少出色的散文。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時期，傅立葉（Jean
Baptiste Joseph Fourier，一七六八∼一八三○）的空想社會主義理想鼓舞了他，他創辦報紙，發表了好些激烈的文章。人們看到他活躍在街頭的革命群眾中，火藥燻黑了他的雙手。然而不久，理想破滅了，波德萊爾又回到了他的文學生涯中。後來，他接觸到美國作家愛倫•坡（Edgar
Allan Poe，一八○九∼一八四九）的作品。這兩位詩人在思想上、經歷上和才智上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在以後的十年中，波德萊爾不斷地翻譯出版愛倫•坡的短篇小說。他認為，愛倫•坡是他苦難中的一位朋友，又是創作理論上的老師。愛倫•坡豐富怪誕的想像以及冷靜準確的分析使波德萊爾受到了很大?發，使他脫離了當時浪漫主義詩歌的個人情感與憂愁苦悶的泥潭，並且發揮了想像力在詩歌中的重要作用。
一八六四年，波德萊爾旅行到達布魯塞爾。一年後，病倒在那裡。一八六七年，他在巴黎逝世。死時，只有四十六歲。
詩人的生命是短暫的，留下的作品也很少，除文藝批評論著外，只有一本詩集《惡之花》(Les Fleurs du Mal)（收錄一百五十七首詩）和兩本散文集--《巴黎的憂鬱》(Le
Spleen de Paris)、《人工天國》(Les Paradis Artificiels)。然而，這些為數不多的短小詩文卻在某種意義上為世界文壇開創了一個新紀元，啟發了整個一代現代派詩人和象徵主義藝術家，成為人們至今還在研究和欣賞的藝術品。
他的著名詩集《惡之花》出版於一八五七年。當時，在法國文壇上，浪漫主義經歷了風靡一時的發展後，已開始轉入低潮。浪漫主義的文學家們縱情地表露了被壓抑的思潮和情感之後，都已開始面對現實。那時垂死的封建王朝與新興的資產階級正進行最後的搏鬥，整個法國經歷著急劇的變動，社會各階層都在分崩離析。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封建王朝的腐朽，而日益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又使越來越多的無產者更加貧困化。這一切都深深地反映到文學思潮中來。於是，以雨果（Victor
Hugo，一八○二∼一八八五）為代表的一批曾是浪漫主義大師的文學家開始轉入批判現實主義的創作；而拉馬丁、維尼、繆塞等另一批人卻轉向了消極浪漫主義一方。轟動一時的浪漫主義文學運動開始消沈、瓦解。正在這時，《惡之花》以極端浪漫派的面目在巴黎出版了。這個集子從各個角度來講，都是面目一新，獨樹一幟，出乎人們的意料，頓時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某些人認為這個怪物般的詩集是傷風敗俗和褻瀆神明的。波德萊爾因此吃了一場官司，詩集不僅被禁，而且詩人和出版商都被罰了款。可是當時正流放在英法海峽間蓋爾勒賽島上的雨果卻對此書大加讚揚，說它猶如「光輝奪目的星星」，給法國詩壇帶來了「新的顫慄」。雨果的這一論斷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顯得正確和公允了。正是這部《惡之花》開創了法國近代詩歌的新時代，在西方詩壇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人們也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這是一部藝術技巧十分高超而思想內容又極其豐富的作品。
幾乎與《惡之花》出版的同時，波德萊爾開始在各個雜誌上陸續發表一些散文。按照作家的本意，他想寫的是「一種詩意的散文，沒有節奏和韻腳的音樂」。《巴黎的憂鬱》這本散文集，又名《小散文詩》（Petits
Poemes en Prose），正像他自己所說：「這還是《惡之花》，但更自由、細膩和辛辣。」從收入集子的集子的五十篇作品中，我們不難看出其中有好幾篇與《惡之花》在題材和思想內容上都非常相近，有的甚至就是《惡之花》內某些詩篇的改寫。所以這個集子帶著詩人同樣豐富的思想而一反傳統的審美觀，並以更加自由的形式出現在文壇上，更容易為人們所理解，也更擴大了作家的影響。
在這本散文集裡，我們可以看到詩人對骯髒、畸形的現實社會所進行的淋漓盡致、疾惡如仇的諷刺和挖苦，對傳統、腐朽的世俗習氣的無情鞭打和猛烈抨擊；也可以讀列詩人對美的嚮往和所作的引人入勝的描繪；還可以嗅到詩人某些寓意深刻但又難以捉摸的纖細的思緒。當然，有些「奇篇怪章」使人不大好懂，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解脫的種種矛盾在作家和一部分知識份子中所引起的精神危機以至病態心理。而總的來說，這本散文集和《惡之花》一樣，是有它獨特的社會意義的。
在藝術上，這部散文集也如同《惡之花》一樣，體現著詩人的新的審美觀點，即美的典範是包含有消極面的。他認為，「藝術有一個神奇的本領：可怕的東西用藝術表現出來就變成了美；痛苦伴隨音律節奏就使人心神充滿了靜謐的喜悅」。所以，詩人便盡情地歌頌「孤獨」、「昏暗」；歌頌那些「狗」，那些「渾身泥巴、滿身蝨子的狗」；用大量的筆墨，極度的同情去表現一位窮困潦倒的賣藝老人。像詩人還十分喜歡死亡般靜寂的午夜……正像我們從雨果《鐘樓怪人》（NOTRE
DAME DE PARIS，另譯《巴黎聖母院》）中的撞鐘人身上所看到的那樣，詩人努力地把消極的處境化為「美」，從「醜惡」（病）（譯註：根據朱光潛先生意見，《惡之花》原文中的mal應譯為「病」，即「世紀病」中的病，「惡」是誤譯）中尋找美的東西。這可以說是浪漫主義中的超度浪漫，也可以說成是現實中的更加現實。在某些人的眼裡看來，詩人是瘋瘋癲癲的；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這種瘋瘋癲癲的嬉笑怒罵、諷刺挖苦，在那充滿仇恨的骯髒世界裡，在人們渾渾噩噩的睡夢中，不正顯示著某種清醒和理智嗎？也有人認為詩人表現和歌頌了「醜惡」，塑造了病態美，是消極頹廢的。如果我們全面地讀一讀他的作品，就會知道他其實不是一個頹廢的詩人，而只是一個頹廢時代的詩人。他對這個時代充滿了憤怒和鄙夷，並嚮往和追求著光明。他的苦悶、憂鬱，正是「世紀病」的反映，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儘管有些作品給人以壓抑沈悶的感覺，但他敢於承認社會的醜惡並努力將它轉化為美，比起那些盡力粉飾生活以便從中獲得生活勇氣的偽君子，以及那些在充斥社會的醜惡面前視而不見、矢口否認的懦怯者來，畢竟要高超得多了！朱光潛先生說：「藝術必根據自然，但藝術美並不等於自然美，而自然醜也可以轉化為藝術美，這就說明了藝術家有描寫醜惡的權利。」（參見《談美書簡》，1980，上海文藝，第18頁）問題是如何描寫，站在什麼立場，以什麼觀點，為了達到何種目的去進行描寫。我們應當從這個基本點出發來全面地歷史地評價波德萊爾的創作。
波德萊爾在他的優秀篇章裡，通過大家不太精心注意的生活瑣事和出人意料的大膽誇張（有時甚至達到荒唐地步）的想像，對世界做了無情的剖析，打破了世俗的「醜美」界限，而對詩人心目中「真正的美與醜」做了熱情的謳歌和嚴厲的痛斥。我們讀了它，無疑地有助於認識生活，認識社會。同時，從研究美學、研究西方美學史來說，看看波德萊爾這位著名美學家的創作，也會不無收穫的。
波德萊爾是現代派詩歌的先驅，並被奉為象徵主義文學的鼻祖。他在作品中絕妙地運用了象徵主義的手法，有時把社會生活中很複雜很龐大的現象表現為一件很渺小、很可笑的小事，也有時把現實中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倍加誇張；並且經常用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瑣事去寓意一些大家意料之外的生活真諦，教人有充分回味思考的餘地，給人帶來新鮮而豐富的思想和意境。我們在讀他的某些作品，特別是那些看似怪誕的抒寫時，不應該單單從字面上去理解它，而應該努力從詩人的字裡行間找到真正的內涵和外延。
由於我水平所限，而詩人的手筆又偉大非凡譯本缺點恐所難免，懇請讀者和專家指正。
■本文選自《巴黎的憂鬱》﹝沙爾•波德萊爾=著
/ 亞丁=譯，遠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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