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驤

　　「講和紀念館」繞著「國」字形走過一圈，玻璃櫥櫃裡比鄰掛著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書聯，于我們這素向對書跡極端敏感的文化，不免十分興味；伊藤誇言自得的詩句搭配他意氣飛揚的墨跡，而邊旁的李鴻章彷彿承受著戰敗國使臣的曲辱，而不失尊嚴的持重書體；或者看作是背負著深厚的書法文化精粹，其實已被束綑住無可創意的一種書體，在我這後人看起來，上述兩種處境奇妙的在李氏書聯上疊合。

　　「國」字形櫥櫃圍繞的中間部份，是一個更大的櫥櫃——用玻璃封起整一個談判的房間。這錦緞舖蓋的長桌，巴洛克式的扶手圈椅的佈置，八個和談大員相對坐著，長桌之上，兩端各懸掛一盞煤油燈的圖景，其實早為我所熟悉——從歷史課本、掛圖上，此刻面對真實，像見慣了照片中的陌生人，一旦忽然相會面那樣，頓生許多修正和失落。

　　仔細看，這個「和式」房間從地平面高起約卅公分，雖然舖著厚厚的地氈，卻仍給人在塌塌米上的印象。在這樣的平面上擺置著隆重的西式桌椅，清廷的出使大臣們，大約感覺像踏上了別人的床上——上面並非置放枕被而是桌椅；前來也非就寢，而是莊肅的攸關存亡的談判哩。

　　明治的「維新」在實質表現上，很大的一部份是「從表面形式的西洋式的模仿」 。我收集的「太陽社」出版日本《近代文學百人》中，德富蘆花（一八六八∼一九二七）這位小說《不如歸》的作者，有一張照片是他晚年文筆活動的書齋，在和式的蓆面上置放舖桌巾的長桌，除了西式圈椅僅只一張、垂燈只一盞；也許豪華的氣質略遜些以外，形式上與「春帆樓」國使相談的場面竟致一模一樣，可見「東西洋合壁」的居間使用方法，實是當時的一種流行。

　　長桌上仍陳列著媾和中應用過的文房、紙張，仔細看那椅座的形式有別：雙方的主帥背靠略為高起，且有一圈花飾的扶手，其餘各隨員則沒有。據說，還特地為中國人吐痰的習慣預備了「痰盂」這種用物，但我所見的現場則只有「火缽」 ，因為是尚且春寒的三月間舉開的。

　　李鴻章在開談之初，首先按國際慣例要求雙方先行停戰，以待媾和結果。日本方面出人意表的提了這樣不合情理的「停戰」條件：「日軍得進駐大沽、天津、山海關的城池堡壘，清國軍隊須將一切軍器、軍需交與日本國軍務官暫管，停戰限期日內日本軍隊的軍需軍費應由清國支補。」李鴻章聽完口譯以後，大驚失色，連呼：「過苛！過苛！」於是在「不停戰」的狀態下，兩國繼續談下去。

　　這樣的惡劣處境中，一件兇險的意外突發，拯救了清國媾和的特使們：三月廿四日下午四時十五分，「春帆樓」第三次談判結束後，李鴻章乘轎返回不遠的駐地「引接寺」 ，已經很靠近了，忽有一個名叫小山豐太郎的暴徒，從擁擠的人群中竄出，直衝轎前，向李鴻章開槍，打中左頰骨，立刻血流不止，昏暈過去。

　　那個刺客被捕後在法庭上宣稱，日本在這時候放棄佔領北京的機會，是一種恥辱，目前就想同中國簽訂和約，時機不對！

　　從開戰以來，日軍節節勝利，被沖昏頭的狂熱煽動起來的國民，東京舉行的「祝捷」大會，人心歡騰到流於驕橫與傲慢的程度——好像一旦把昔日視為龐然的中國踩在腳底下了，「進攻！進攻！」的呼聲震耳欲聾。謀刺的小山豐太郎亦是這種戰爭歇斯底里的氣氛中，愚蠢的冒然採取行動。殊料效果相反，挽回了談判過程一面倒的劣勢。

　　李鴻章的遇刺事件，世界輿論為之譁然。而日本政府非常被動，擔心的只是，位高望重的李氏，以古稀高齡初次出使異國，而遭此凶變，顯然容易引起世界的同情。如果某一強國藉此機會進行干涉，可以用李氏的負傷為最好的藉口。於是天皇派來特使、首相伊藤、外相陸奧相繼到李鴻章下塌的「引接寺」來慰問傷情，擺開原先那一副冷面孔，同意先停火，繼續談和。

　　四月一日雙方重開談判的結果，就如日後通稱為「馬關條約」所列舉，主要幾項是：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澎湖、賠償軍費庫銀二億兩，以及增開四個通商口岸等等。（實際執行不包括遼東半島的割讓——由於俄國的干涉，而由清廷加賠三千萬兩銀子為「贖遼費」息事。）

　　我流連在四周圍玻璃櫥櫃裡展示的「甲午戰爭」與「馬關條約」各種文獻、圖料之間。那個空寂的「媾和之室」裡，階級分明的座椅上，好像那些歷史人物甫才離席不久的樣子。

　　據知，這座「春帆樓」是二次大戰時毀壞後重建的，一切為了重現史跡而安排過了，那麼原本的「媾和之室」究竟在哪一樓層？空間關係為何？無從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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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研究的學者費正清 (J. K. Fairhank) 寫完最後一本著作《中國新史》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親自將這部書的原稿送哈佛大學出版社，下午心臟病發，兩天後逝世。「日本于一八九五出人意外的大敗中國，使它成為值得仿效的國家，」費氏的書上寫道：「日本對中國的關注是善意而傲慢的，日本人自認現代化成功以後，有責任幫助落後的中國也走上現代化之途。」——吾人從馬關訂約的過程與內容看，費氏此一說法過份「善意」了些。不過「一九○○年以後，中國留學生大量湧入東京，其中約有一半是張之洞等主張現代化的巡撫總督派遣來的。」

　　從八世紀日本派遣「學問僧」到中國以來，落後國向先進國求取典章制度的情勢，已經完全倒置過來。清朝新政方針，大抵是以日本為範本的。于是，我的旅行所關切的主人公們——那些作家文豪們，當初也在此一途徑登場，為學經濟學、醫學和法律學而來。

　　「改變的速度快得令人不安，」費氏接下來寫：「第一個變化的就是外表，軍人穿起西式軍服（還有勛章綴飾） ，高級文臣和商人換上了西裝，激進的學生剪了辮子以表示對滿清之不服。新教傳教士加入了反對纏足及抽鴉片的運動……。新的報紙書刊使人們更加認識中國與全世界的時事，而新的輿論也比以往『讀書人的清議』更廣闊、更有意義。」這裡關於那替代「清議」的「輿論」表達，應包括「現代文學」在內。絕大多數的留學生學回一門專業，卻無法在國內的體制內發揮，於是他們以勇猛的文學形式發聲。

　　走出作為史跡展示的「日清講和條約締結會場」以後，我信步往旅館部正廳那個懸開紫金色門簾裡走進去。接待櫃台邊上照例放著本館的簡介摺頁，取了一份展開，有「昭和天皇、皇后兩陞下御座所」的「帝之間」的照片，素潔而煥然。還有「大廣間」的照片，邊上註記：「講和之間」，不知是附會的命名，抑或原談判場即在此位置。

　　另外附有極長而狹的大宴會廳照片，原來「春帆樓」爾今是周近聞名的「結婚式場」了。在待客大廳裡，我同一些黑色和服的婦人與黑色西服的紳士打了照面，那木愣愣悵然若失的樣子，使我想到他們無非是第一次穿上禮服出現在社交場的鄉下人罷了。

■本文選自《文學漂鳥──雷驤的日本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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