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違十六年再到上海，有一點陌生，也有重遊舊地的感覺。我對摩天大廈沒什麼興趣，第一天就跑到新華書店耗了一下午。在書店內，我簡直像個鄉巴佬，張著嘴巴一櫃櫃看過去。不但書籍種類很多，而且書籍品質也比往昔好太多了，不論是印刷或編排方式。

　　令我最吃驚的是，店員服務態度與往昔迥然不同。如果有人於十五六年前就到過大陸，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感受。只不過一句「歡迎光臨」、「謝謝光臨」而已，真的令人有恍若隔世的感覺。（「歡迎光臨」、「謝謝光臨」是台灣商店店員的慣用句，難道是從台灣學來的？還是台灣企業訓練出來的？）

　　以前在大陸，消費者都得「花錢找氣受」，更別期望服務員會給你笑臉看。給東西、找錢都用扔的。有一次在北京友誼商店買開士米山羊絨毛衣，我向店員說，很可能會多買幾件，請店員給我看別種顏色毛衣。結果那女店員眉毛一揚，用京片子高聲怒道：「妳買幾件關我啥事呀？」當時友誼商店是外國人專用商店，只能用外匯兌換卷，不能用人民幣，所以消費者應該算是高檔消費者。當地人因為想在友誼商店買本地商店無法得手的貨品，都特地以1:1.5的黑市價格，用人民幣同外國人交換外匯兌換卷。而連友誼商店的服務員都這種態度了，其他國營商店的服務態度如何，大家應該可以想像得出吧。

　　這回，我在蘇州依然看中了一件開士米山羊絨毛衣，等級是一等品，價格嘛，老實說，比日本賣的貴了三倍左右。只是，大陸不愧是產地，花樣多得很，我就是看中了那花樣。提心吊膽請女店員給我看別的顏色（其實只有紅黑兩色），女店員二話不說，馬上拿鑰匙打開櫥窗下的抽屜（高檔貨用鑰匙鎖住，這點就很有中國商店味道了），取出我想看的另一種顏色毛衣，又自動打開包裝拿出毛衣。衝著這點服務態度，我竟然也二話不說，就買下那件毛衣了。

　　上海浦東機場內的餐廳和免稅品商店，店員都會講日語，這又令我大吃一驚，卻也痛切體會原來日本觀光客這麼多（奇怪，台灣人都說我長得很像台灣人，怎麼大陸人都對我講日語？）。上海老街有些商店，店員也是會講日語，害我花了不少錢。不知為什麼，只要對方會講自己國家的語言，先不管對方是否只想賺我們的錢而已，總覺得會讓人萌生一份親切感。換個立場，如果我以日本人身份，操著一口帶有南方腔的普通話，不知道大陸人是否也會對我萌生一份親切感？
1986年夏季剛到上海時，從虹橋機場搭巴士到某大學接待所，途中，我們這群留學生連連驚嘆上海的落後。往昔那個「東方巴黎」呢？往昔那個「十里洋場」呢？除了外灘那些建築物，勉強可以讓人想像往昔的繁華外，其餘，就只是個既落後又骯髒的小鎮而已。直至1988年，我幾次到上海，總是受不了空氣中那股味道。不知是人身上衣服沒洗的汗酸味，還是廁所傳來的臭味，總之，就是很臭。可這回，空氣中完全沒有那股味道了。只不過十五六年，變化非常大。

　　當年幾次到上海，記憶最深的，是帶著兩個小男孩走在街上時，一定會引來羨慕的眼光。時時有人向我搭話：「這是兄弟？是妳的孩子？」大陸都市區的夫妻，只能生一個孩子，大部分人都想要男孩，何況我帶的是兩個小兄弟。某次，我住宿在某飯店，負責清掃的歐巴桑特意來找我聊天。原來她很羨慕我有兩個兒子。那天晚上，她跟我談了許多事，大抵是對「一胎政策」的抱怨。我聽得替她擔心，這樣抱怨不會有問題嗎？但她說：「妳是外國人，又是媽媽身份，對妳講沒事的。」在北京，也是如此。

　　在鄭州，更因為單獨帶兩個孩子在外地，受過不少當地媽媽族的照顧。有人在夏天，特地買草蓆送到留學生宿舍來，說把草蓆舖在床上給小孩睡，比較不會生痱子。也有人在冬天，瞞著我帶兩個孩子到自由市場，為他們量身訂製小西服（我不知道對方到底花了多少錢，但應該不便宜）。兩年後，我們要回日本前，又有許多小朋友各自送來眾多禮物給我家兒子。

　　當初到大陸留學時，腦中只有一個刻版印象：「共產主義國家，又那麼落後，又是典型的反日國家，不知我們母子會嚐些什麼苦果？」的確，最初有一段日子，讀小一的大兒子每天徒步上學放學時，會遭某些人惡罵且丟石子。不過，有人排斥，就有人袒護。聽說消息傳開後，那陣子，必定有某些國中生或高中生偷偷跟在大兒子身後當護衛，怕有人真對他動手。後來就沒人對我大兒子怎樣了。而那些國中生或高中生，到底是誰？我也不知道。或許是大學老師的兒子，也或許是某些默默關心我們母子生活的好心人的兒子吧。

　　兩年下來，我們母子過得非常自由且快樂。我也體會到，想要理解一個民族的民族性，靠書物終究只是一知半解，必定要投入對方的懷抱，實際在當地生活，才能領悟一二。雖然在鄭州度過兩年，但我仍不敢說「中國人如何如何」。畢竟，無論中國人或日本人，甚或台灣人，每個人都是「個」的存在，都有感情。實際接觸，就會知道每個人的感受與想法都不同，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本文摘自【日本文化物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