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個觀點，文學的氣息比較濃厚，作者嘗試從諸多角度切入，並且進行比較，幫助我們理解印度獨特的生存境況。本書的作者帕茲(Octavio Paz)於199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本書也是他生前最後出版的一部散文論述。書中《在印度的微光中》的前言，作者簡述了他和印度的關聯，他曾經四度來印，前兩次是由於外交工作(第二次擔任大使)，後兩次是應官方邀請。但第三次的應邀，因著甘地夫人被刺，使得他的演講胎死腹中，直到第四次，甘地夫人的兒子上台，重新發出邀請函，1985年他終於得以成行，在印度發表他的演講，而這份飽經患難的講稿正是本書的雛型。

　　書中的開頭，我們很快就能感到祂詩人的筆觸，心象流動之間，作者把印度與孕育他成長的墨西哥聯繫起來。他回憶生平中第一次的長途火車之旅，時值墨西哥革命的尾聲，她們深入不毛之地，最後逃往美國德州。就在意識流動的時刻，我們隨著作者的眼光，注視廣袤的印度平原。他回想起印度境內的屠殺，「鐵路沿途屍橫遍野，在印度與在墨西哥如出一轍…從一開始，我所看到的事便會無意間勾起已遺忘的墨西哥影像。印度的荒誕使我想起了另一種荒誕：我自己的國家。」所以他的筆下帶著同情與諒解，即使他碰觸到這個國度或民族的幽黯，也不是那樣深刻的責備，也談不上激烈批判，不若Naipaul那樣深切、沉重。書中後續的脈絡，無論作者討論印度的歷史宗教神話飲食等等層面，也都經常以墨西哥作為參照，藉以顯示這兩個民族的異同。

　　書中帕茲點出印度本土兩大宗教水火不容的觀點，是這塊土地難以安寧的因素。當然這個問題到處都存在，但在印度卻一直是衝突的主因。和各處一樣，這兩個宗教的仇恨其來有自，從十三世紀回教的王朝在德里建立開始，這兩個宗教族群的嫌隙便已存在。歷史上除了阿克巴王(Akbar)之外，沒有一位回教統治者曾經試圖使雙方真正和解，當然連甘地也沒有成功。

　　穆斯林普遍的心態是，拜偶像的人只有兩種結局，歸順回教或趕盡殺絕。而寬容異教徒也非印度教奉行的美德，雖然他們宣揚非暴力，但對印度教徒而言，基督徒、回教徒無神論者，通通是賤民(Untouchable)，不潔的生物。Paz在評述中特別提到印度潛伏的危機，即是印度教國家主義，他簡述這種政教合一的意識形態的恐怖效應，造成印度極深的震盪，因此他強調印度必須更深化正教分離的原則，這也是西方國家幾個世紀以來共通的經驗。

　　書中對印度文化、宗教、及政治各方面的舉證非常豐富，討論的層面也相當繁貌多彩，這當然反應了作者對印度的研究與關切，但也因為討論題材牽涉甚廣，所以在閱讀中，難免讓人覺得紛雜。河童談印度雖然也是五花八門，琳瑯滿目，但那種陳述方式輕鬆自在，讀起來不累，但Paz論證的方式嚴肅，所以他展示的途徑，就顯得有些駁雜。我覺得這是書中比較明顯的弱點。

　　在對甘地與尼赫魯的分析中，帕茲導引讀者理解現代印度形成的諸多矛盾，我們得窺他們性格中的傾向、矛盾與侷限，而這些人物的矛盾，也直接衝擊了印度的思維與外貌。Paz對甘地正面推崇、肯定居多，即使提出異議，也不若Naipaul那樣苛責嚴厲。然而在閱讀中，我覺得甘地的觀念對尋求獨立的印度而言，理想崇高，目標明確，但對一個追求現代化的國家而言，他的精神不只無法落實，反而使問題叢生。如Paz所書，甘地的信條是矛盾的，他相信民主制度的國家主義，同時卻厭惡西方的科技和工業。他的社會烏扥邦是個理想化的古印度文明，和梭羅的自然人一樣不切實際。他是個聖人，然而要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光有聖人的思維與理想是遠遠不足的。對此，Naipaul的批判力度尤為強烈，我會在後面的篇幅陸續提到。

　　Paz論尼赫魯功過與矛盾的段落，深富啟迪，閱讀之際的確可以領會現代印度徘徊起伏的困境。Paz說：「他是個矛盾人物，就如他置身的時代：一個貴族成為社會主義者；一個民主人士採行一種和平的獨裁；一個不可知論者統治一個全是宗教信徒的國家；一個滿懷道德理想的人，有時候卻也不排斥有瑕疵的盟友或職務。…他是甘地的後繼者，不是他的信徒或接班人。….尼赫魯是印度共和國的開國者，他所傳承下來的可用三個詞作總結：國家主義、政教分離、民主體制。」然而，印度對甘地精神的推崇與仿效，遠遠超過尼赫魯。Paz提到像印度這樣人口眾多的國家，社會問題，當務之急不是民主，而是經濟與民生。但是印度對貧窮有種美化推崇的嚴重誤解，這種精神狀態，卻是甘地所追求的遠景。Paz和Naipaul對此都有相當深入的討論與批判。

　　本書的尾聲，Paz回顧他客居印度的美好回憶，說明他離開印度背後的政治因素。1968年全世界各地青年人掀起了一連串政治運動，書中透露他對此有相當的期待，因為這些示威抗議的運動，並非左翼的舊勢力所煽動的，其中所含藏的理想浪漫的成分，讓Paz印象深刻。而墨西哥也在這個運動的風潮中搶搭上車，當時的暴動只限於Mexico City，參與運動的主要是生活比較好的中產階級青年，並非無產階級運動，也無工人加入。當時學生主要的訴求是政治民主化，Paz同情這些青年人的立場，為他們辯護，認為只要他們關注的是民主改革，建議當局以政治手段來解決，不要以武力鎮壓。然而，十月三日當他得悉前日發生的血腥鎮壓，他憤而辭去大使的職任。從這件事我們見識了，Paz是個充滿理想的知識份子。我想到幾位得過諾貝爾獎的詩人，例如：Czeslaw Milosz、Pablo Neruda，還有Paz等人，都曾經任職外交官，但他們知識份子的情操，都使得他們的外交生涯斷絕。不過他們成為詩人比作外交官更稱職。

∼本文摘自【練習與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