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當台灣的出版業開始生根發芽、抽枝茁壯之際，它同時面臨著兩個大環境因素的影響。一個是經濟，一個是政治。

　　經濟因素一方面決定了出版業所能夠吸納的資金多寡；經濟因素另一方面也影響了民眾可以投注在買書上的經費。右圖取自1957年《自由中國》半月刊上的一位教師投書內容（遠流資料室提供），表中清列了他去年12月份的單月收支表，月薪為571.2元，當月用於購買圖書報刊的金額是21.5元。比較同期的書刊售價，40頁左右雜誌如《自由中國》、《文星》等輕薄一冊每份4元。「重光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余光中譯《梵谷傳》，全書近300頁，每本售價12元；頁數不足200頁的書，售價大約6元上下。以這位基層教師的薪資水平，每月能夠購買的書刊數量實在有限。這樣的事例只是大時代底下的一個微小切片，說明效力能達多廣仍有待研究。

　　另一份於1955年、同樣也刊載在《自由中國》上的讀者投書則透露著出版業所面臨的另一道關卡──政治因素（見左圖，遠流資料室提供）。投書人也是一位老師，信中批評了校方的「圖書審查委員會」對書刊所採取的干涉，並附上審查會的會議記錄。該審查會的重點擺在清除「反動書刊」，避免思想毒素在校園擴散。

　　這是政治體系中言論思想控制機制的末端，它的上源是權力核心。核心高層透過法規及行政命令的頒行，經由檢調、治安、教育等單位執行，逐層向下貫徹（體系中的矛盾、歧義、複雜暫且不論）。這些法規、命令規範了廣泛籠統的查禁範圍。如《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中，查禁的書刊包括：與「匪」有關的、詆毀元首的、違反國策者、混淆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或危害社會治安者、挑撥政府及人民情感者、內容猥褻有悖良俗者。校園裡除了以法條、命令為依據，其圖書審查的範圍可以更為嚴苛，一則因為校園成員間的權力關係是不對等的，「學校規定」極具權威性；而教育當局高舉「保護學子」的說辭，也可以將更廣泛的書刊排拒在校園之外。

　　這些法令與措施成為1950年代出版發展上的緊箍咒。一些出版方向受到箝制，大量的書刊被打入「禁書」的行列，此外也衍生出一些怪異的出版現象。1959年內政部致省新聞處的代電中提到，「附匪份子」（投共）及「陷匪份子」（留在淪陷地區）在淪陷前的作品或譯作，經審查內容無問題且具參考價值者，可將作者姓名略去或重行改裝出版。於是坊間便出現了許多改書名、改作者名的書籍。如右圖是台灣商務印書館1960年代的出版品，因為作者是「陷匪份子」陳寅恪，故將其名簡省一字改作「陳寅」。在史為鑑編著、四季出版社於1981年出版的《禁》一書的附表中，列出由此衍生的各式各樣改頭換面手法，如以編輯部為作者型、無名氏型、姓氏型……達十餘種之多。

　　今日，我們對這樣一場從1950年代開始的書刊查禁史所知仍然有限，也弄不清楚它的影響，以及在其中到底失落了什麼。。

●相關內容請見《台灣世紀回味Vol.3文化流轉》「百年出版篇：禁忌中求發展──1945-1960年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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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02年10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