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國民政府遷台。中央政權帶來了大批的軍公教人員，一些外省文化菁英也伴隨而來，他們分別成為日後推動出版的潛在消費人口與投入力量。1945年開始的國語運動仍繼續在民間推動，而國民教育也提高了識字率，壯大了出版市場。

　在這些基礎上，1950年代台灣的出版開始擺脫戰後初期那種青黃不接、零零星星的局面；出版社逐年增加，出版品日趨增多，出版的活力慢慢顯露出來。根據統計，1953年全台有138家登記有案的出版社，到了1959年，這個數目成長為492家。同時期的出版品則由每年427種增加到1,472種。

　在資源相對優厚的條件之下，公營、黨營出版事業仍是這個階段出版活動的一大主力。官方單位發行機關刊物、相關書籍。國立編譯館負責的教科書更是官方主導下的出版項目，數量龐大。另外，國民黨經營的文化機關也頗為活躍，扮演著教化、教育與提供文化內容的功能。如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了許多宣揚黨的主義、思想的書籍；正中書局推出100冊的「正中文庫」；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也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出版100種的「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這些出版方案真是規模宏偉。

　但民間的出版力量也開始慢慢茁壯。光復後在台設立分店的大陸著名出版社如「商務」、「世界」、「開明」、「啟明」等，於1950年在台進行改組，也開始發展出版業務。起步階段以重印大陸出版的舊籍為主。右圖即為1950年開明書店刊行的一則廣告(遠流資料室提供)，販售書目皆屬開明書店於大陸出版的書籍。此外，也有許多出版社或機構新成立。如「遠東」、「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重光文藝」、「復興」、「文壇社」、「大業」、「文星」、「三民」、「光啟」、「大江」、「明華」、「新興」等。這些新出版社以出版文藝類書籍為主，間或有一些個別側重面向。

　相對於此，民間的出版則顯得零零落落。在此期間，台北三省堂出版了楊逵的日文小說《鵝媽媽出嫁》。吳濁流的《胡太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波茨坦課長》，以及龍瑛宗的《女性畫像》也在這個時期出版。戰前延續下來的出版社如嘉義蘭記書局，出版了一些《漢文讀本》、《北京語會話》等語文讀本，因應新時代的語言需求。新成立的東方出版社側重於童書出版。後來代理《讀者文摘》等重要中外文雜誌的台灣英文雜誌社也成立於此時(1946年)，不過在此階段仍以販售雜誌為主要業務。做為出版事業的集中地，台北也逐漸形成一些書肆集中的地段。如重慶南路便聚集了多家書店，慢慢孕育出一股書店街的氣魄。除了書店，騎樓下還散布著為數頗多的書報攤，從這兒可以擴及博愛路、西門町一帶。在當年，這些地帶都是人潮洶湧的商業精華路段。這些書報攤以販賣報紙、雜誌及數量有限的書籍為業，曾是街頭常見的景觀，構成了這段期間基礎性的出版通路網。除了販賣新書，牯嶺街、福州街一帶則以販賣二手舊書而聞名，成為購買廉價書、搜尋孤本、絕版書的最佳去處。當新書架上的選擇有限的時候，二手書肆反而蘊藏了許多天南地北的未知寶藏，等待愛書人挖掘。上圖為1966年的牯嶺街一隅(黃伯驥攝)。

　1950年代台灣的出版活動雖然有所進展，但直到1960年代，書市裡恐怕仍是貧乏有限。1966年，姚朋先生在《自由談》雜誌上發表〈出版界應有的努力〉一文。文章中，他提到自己在擬定參考書目給大學生時，常無書可列。教學上唯有老師講筆記、學生抄筆記了。他說「目前台灣書籍市場中，最主要的出版品是中小學教科書，為應付考試而準備的各種補充教材，重版的古書和舊書、語文書籍(特別是有關英語會話的)，此外便是文藝作品和消遣性的雜著了。」台灣的出版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相關內容請見《台灣世紀回味Vol.3文化流轉》「百年出版篇：禁忌中求發展──1945-1960年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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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02年0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