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基督教長老教會宣教師巴克禮牧師自英國攜回一部小型印刷機，運用西方字型，以羅馬拼音的方式，印行《台灣府城教會報》，這是台灣出版史上出現的第一部新式印刷機，也是第一份報刊。不過，新式印刷機真正開始廣泛使用在出版上，已是日治時代的事了。

　機器印刷的新技術，提高了出版的效率與產能。另一方面，總督府在台灣普及公學校教育，提昇了一般人的識字率，擴大了可能的閱讀人口。而隨著島內外更多的文化交流與資訊流通，國外風起雲湧的新知識、新思潮，也推促著本地的知識份子，對各式書刊產生更大的渴求。這些因素提供了日治時期出版活動發展上的社會基礎。

　整體而言，在日治的50年間，官方是最主要的出版者。為了統治及行政上的需要，官方出版了大量的政府公報、統計調查報告、法令政令彙編，還有一些紀錄施政、彰耀治績的書刊。此外，隨著學校教育的推展，官方也出版許多課堂所需用的讀本。

　民間方面，大都市裡陸陸續續出現了一些出版社(尤以台北為多)。這些出版社泰半由日本人經營。其中頗為著名的如「新高堂書店」，以出版學生參考書、地圖為主；「台灣通信社」出版許多《台灣年鑑》、《台灣糖業讀本》等具參考性的讀物；「台灣子供世界社」則以出版學童刊物《學友》、《子供世界》著名。新的印刷技術也帶來新的可能。日治時期出版了許多名為「台灣寫真帖」的影像書，以黑白影像紀錄了那個時代。

　概括而論，這些由在台日人所經營的出版社，出版品多側重於實用性、地區性、基礎性，內容上頗有侷限。畢竟，當時的文化重鎮是日本，而非台灣，許多出版品直接由日本進口。但是，本地出版活動中出現的童書、年鑑、影像集等出版類型，仍反映出這個時代出版活動進步的一面。

　相對於日文出版所展現的新風貌，台人出版社不但在數量上較少，在內容上也多半延續傳統的出版內容，無法回應新時代脈動。1926年，台灣民族運動人士蔣渭水在台北倡辦「文化書局」，以引進大陸出版的中文書刊，來彌補本地出版之不足。對此，《台灣民報》在一則報導上寫著：「台北為台灣之首府，為全島民眾聚會之區，而至今尚未有本島人經營之書店，為台灣文化向上計，甚為遺憾，特以中國出版之漢文新式書籍，在台北則全無人採辦，近來台島同胞，非常覺醒，故要需用新出版之漢文書籍，若大旱之望雲霓，而在台北缺少此種提供新式漢文書籍之機關，於台灣文化之進步，大有阻礙……」(1926.6.6)。

　圖為1926年「文化書局」創立時刊載於《台灣民報》上的廣告(莊永明提供)。由廣告上的說明文字以及所列之販售書刊，可見其對引進中、日文思想性出版品的側重，書局並以「新文化介紹機關」自許。

●相關內容請見《台灣世紀回味Vol.3文化流轉》「百年出版篇：吟漢詩•寫白話──日治時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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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02年09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