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無意識(Ⅰ)動力精神學的源流》專文推薦

《發現無意識》：譯介

劉絮愷，台大醫院精神科醫師

誠如里柯（Paul Ric泚r）所言──歷史是關於過去的故事，在當代被以當代的需要而複述。醫學史也不應被視為是靜態、完成的歷史。反之，是對詮釋與意義開放，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獲致不同的面貌。在眾多醫學史分科中，和精神醫學相關的歷史一向是最為複雜，觀點最為分歧的主題之一。精神醫學相對於傳統西方醫學，與社會、文化的關聯更為廣泛而緊密，詮釋空間更為寬闊，但也爭議迭起，因而不同觀點間的對立與衝突更是常態而非例外。1950年代以後，精神醫學史的場域，成為眾多思想潮流交互衝擊的焦點，主要發生在傳統的醫學史書寫與發動自社會人、文學界對精神疾病的解構與返思之間。

簡短回顧起來，前一種傳統發軔於十九世紀後半葉的德語醫學文獻中，精神醫學的歷史還未成為單獨的議題，而是主要以醫學史中的相關章節，或是精神醫學教科書開端時的歷史簡介存在。1920到1950年代，逐漸出現了許多企圖較為龐大的資料匯集，蒐羅了德、法兩國主要的精神醫學研究者生涯及著作的原始資料。此外，主要在歐陸各國也開始出現了一些精神醫學國別發展的相關史料。上述種種著作其價值主要在其作為珍貴的原始資料。就史觀而言，其觀點多半具有強烈的進步主義，強調精神醫學從野蠻狀態發展至組織化的理性結構；由無知、宗教迷信至理性的當代實證科學之種種進程。作者均具有強烈的使徒心態，從而在其描繪下的醫學，幾乎都體現了某種由蒙昧而致啟蒙的過程。與之相應的是，這樣的傳統在採擷及詮釋相關資料時，往往具有強烈的現下主義（presentism）傾向，慣於以當下的價值標準去衡量過往的歷史事件。從而在過往的體系與現下之間，做出截然的劃分：原始／開化、非理性／理性、非科學／科學。歷史的發展被重疊於這樣的直線光譜架構上，歷史論述的重要任務之一，便是決定被敘述者在這樣的架構中的相對位置，從而決定其「進步」的程度。

這樣的傳統下，另一種傾向則是慣於從學科內部來解釋各個學科的演進，精神醫學的發展也因而被描述為主要是由智性及知識的發展所決定的。外部社會經濟結構之變動，在這樣的架構下不被認為具有適當的解釋能力。精神醫學史於是主要成為是重要概念之編年史及人物誌。由1930至50年代眾多精神醫學歷史著作的標題，便能窺知這樣的取向：《人與瘋狂之對抗》（Men Against Madness）、《超越凡人之人》（Men Above Humanity）、《從專業醫人到佛洛伊德》（From Medical Men to Freud）、《百年之征伐》（One Hundred Year and More of Conquests）。上述著作的共同特點都在其理性主義取向與內因、進步式的輝格（Whig）史觀。濟爾布格（Gregory Zilboorg）1941年影響深遠的著作《醫學心理學史》（History of Medical Psychology）可說是集上述傾向大成之著作。濟爾布格本人具有豐沛的國際觀及多重文化背景，更曾親身經受過精神分析訓練。其著作之意圖極為遠大，由原始民族一直到近代的醫學發展均含括於其中。本書不僅影響了隨後幾代的精神醫學者，而且其觀點具現了前一個精神醫學史傳統的種種特點。在其中，精神醫學史的發展被視為有三重主軸。首先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者對抗獵巫行動及將精神病視為魔鬼之產物之種種努力；其次是法國革命及隨後的拿破崙時期，法國精神醫學者解救精神病患，使其免於鎖鍊之苦的傳奇性事蹟；其三則是佛洛伊德創建出人類心靈的科學理論，使現代精神醫學得以展開其全新的一頁。前兩者的基調是，深信醫學之為一門科學，從而其實踐及發展必然會被統攝於理性之運作。因而精神醫學的發展可被等同於某種啟蒙的過程。最後一點則突顯了當時精神醫學史的另一個特徵，亦即對精神分析是全新的科學心理學之樂觀期待，及相應於此，對佛洛伊德的神格化運動。

由於動力精神醫學（如果在當時可說存在著這樣的名詞的話）的地位極為特殊，無法被劃歸入傳統精神醫學史的系譜內，或充其只能依附在主要發生於歐陸的所謂「心因論」與「體因論」之爭上，成為傳統精神醫學史討論的對象。因而當精神分析以一門全新的心靈科學之姿，標榜其實踐及理論在科學上具有正當性之時，動力精神醫學某程度就被等同、劃入精神分析之範疇，從而依附於對後者的歷史論述上。在這樣的情況下，其中心無可避免地必然是佛洛伊德個人。在此於是呈現出精神分析史的特殊面貌──神格化的個人論述模式。這是傳統精神分析學派對動力精神醫學史的標準圖像，認為精神分析和佛洛伊德本人的智性發展糾結難分，佛洛伊德本身的轉變於是成為精神分析的轉捩點。其理論之發展於是被視為疏離於當代科學及文化脈絡之外，主要為佛氏內在思想之轉變所決定。這樣的觀點某程度地決定了精神分析學派觀點中的動力精神醫學史之特殊樣貌。其特點首先呈現在對歷史素材的選定及詮釋上。和佛洛伊德思想的相對位置，成為是否被納入精神分析史的論述範圍之最重要裁擇標準；另一個特點則具體呈現為，精神分析史中，精神分析從肇建到成為獨立學派之過程，必須建立在種種謎思之上。如同瓊斯（Ernst Jones）著作中所呈現的，精神分析成為某種由孤獨的先知所創，而遭人排斥的真知灼見。這樣的作法成為精神分析學派鞏固內部，成為紀律嚴明的宗派，進而對外發言爭取科學正當性所不可獲缺的基礎。

上述的傳統精神醫學史觀雖然其關心之議題極為分歧，但作為一個整體的大傳統而言，它們在1960年代以降，日益激進化的整體文化氛圍中遭受嚴重的挑戰。不管醫學專業內部或外部社會，都對精神醫學史所賴以建構的核心概念──精神疾病──本身，提出嚴重的質疑。前者的出發點來自對精神醫學實踐之反省，意圖以挑戰精神醫學的既有概念，重新建立起不同的精神醫療實踐方式，如治療性社區（therapeutic community）等。來自外部的攻擊，則主要集中在精神醫學的過度「醫學專業化」（medicalized），過度為專業中的科技主義及實證主義所宰制，乃至褫奪了本身所具的豐富社會、文化及經濟意涵。在這樣的思潮之下，精神疾病廣泛地被重新詮釋並理解為某種社會建構物，強調精神疾病之概念源生自社會在處理個人的偏逸行為時之內在機轉，基本是社會運作之產物，從而高度依附於社會結構及其政經模式。精神疾病於是不再是個生物學及醫學上的實體，而成為社會性的概念。在這一波所謂精神醫學史「修正主義」（revisionism）思潮的代表性著作中，包括艾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精神病院》（Asylums）、R.D.連（R.D. Laing）的《分裂的自我》（Divided Self）、湯瑪斯．薩茲（Thomas Szasz）的《精神疾病的謎思》（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及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古典時期的瘋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a l惊ge classique）等，原先精神醫學對自身的種種正當性之宣稱無不受到挑戰。例如，為精神醫學謳歌且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畢內爾（Philippe Pinel）解放瘋人」之說法，不僅在事實層次被證實為虛假的，其作法所象徵的，與其說是「解放」（emancipation），在傅科的解讀下，更成為另一種「拘限」（confinement）。在這一整代「反精神醫學」（anti-psychiatry）的衝擊之下，原先為醫學工作者兼業餘史家壟斷的傳統精神醫學史領域，門戶洞開，成為歷史學者和社會學論述的場域。精神醫學史於是就某程度而言被呈現為「精神疾病的社會歷史學」。一時間，所有的事實都被質疑，所有的詮釋都對更多元的詮釋開放，所有的觀點都被重行修正。

這樣的思潮直接的影響所及便是，相對於前一傳統強調「個人」在推動歷史發展上的關鍵性地位，及「個人」做為歷史研究的主要對象，社會歷史學者們傾向降低個人在歷史演進中之重要性，「社會機構」相對地成為研究的重心。在後者的眼中，過去諸多偉大的思想先驅不過是諸多宏觀社會力量藉以展現並進行運作的媒介；而他們的成就則往往被解構為是諸階級、團體、社會單位等複雜的互動之後的自然結果。對歷史的本質、進程及瞭解方法的不同，讓某種具有多重面向但化約的二元對立隱隱然逐漸形成──進步目的論／歷史主義、醫學性／社會性詮釋、醫學專業兼業餘史家／學院派歷史學者……。

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我們應該如何去看待醞釀與寫作於1950年代，出版於1970年的《發現無意識──動力精神醫學的歷史與演進》（以下簡稱《發現無意識》），以其全書十一章，九百三十二頁，兩千六百餘條註釋所建構出來的動力精神醫學史體系？《發現無意識》在精神醫學史歷史傳統中所在的位置及意義何在？相對於前代的作者及諸多史觀、理論及方法學上的分歧，《發現無意識》提供了哪些新的討論方向及理論發展的可能性？

作者亨利．F．艾倫伯格（Henri F. Ellenberger）對於上述的問題顯然是自覺的，他在《發現無意識》的前言中，言簡意賅地交代了自己創作之所由、其基本架構及所用的方法。可以用來作為以下討論的出發點。艾氏為自己設定的任務有以下三者：

首先，「儘可能正確地去再描摹出動力精神醫學的歷史，遠離前人英雄崇拜式的紀錄。並避開任何爭論，以保持不偏不倚的嚴謹全貌。」為達成如此的目標，艾氏認為，必須將任何「歷史事實」均予以還原，追尋其原始出處，目擊證人……等。同時，不能將各事件視為孤立的事實，必須考慮其在相關脈絡間的位置。更重要的則是，必須對「事實」及「詮釋」之間進行區分。

其次，「重建偉大的動力精神醫學體系之建立過程。」對此艾氏主要論及的是動力精神醫學思想傳統中的眾多人物及其相互關係。強調對任一個人的思想發展均必須溯其源頭，並廣泛考察其人際網絡及其身處的社會情境。目的在「還原」並「置回」（replacement），以評估其原始面貌。以此，雖然主要的焦點在他所提出的四位最重要的人物──惹內、佛洛伊德、阿德勒及容格，但無可避免地，必須去處理動力精神醫學傳統之內或之外，眾多較不顯赫，不為人知的人物，其中可能有些和醫學並無直接關係。

最後則是，「對動力精神醫學史及其恢弘的理論體系進行詮釋。」艾氏強調的是，對於歷史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及難以詮釋之處，往往導因於時序之錯置。雖然他並未提到所謂的「現下主義」，但當他提出所謂「雙重透視」的看法時──亦即，事件發生當時，當時的人對其看法如何產生，及在現在的我們的回顧中所產生的詮釋，兩者之間必須有所區分──很清楚地，艾氏自覺到此問題之存在。再一次，他強調，只有對於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醫學背景、諸相關人物之性格及處境有所瞭解，方能客觀地評價動力精神醫學體系的「濫觴、思想源流及意義。」

以這樣的考慮，艾氏將《發現無意識》全書十一章在結構上略分為三大部分。第一冊的第一章到第五章，處理的是現代（二十世紀）動力精神醫學的種種思想先驅。這五章在無論在主題及內容上都可視為一完整自足的結構，可被視為是獨立的著作，和隨後的兩部分間並非內容發展上的因果關係；或許將之視為是單獨的思想史議題，動態地進行互動比較適切。在內容上，這部分涵括了對前進代及未開化民族所從事的原始醫療之討論（第一章），從世界各地的民族學資料，艾氏摘要出十種原始的心理治療模式（mental healing）。隨後並進一步探討各式各樣包括宗教治療、信仰治療、驅魔術等種種雖然在形式上差異甚鉅，但均共同具有某些現代心理治療要素的前現代治療模式。第二章到第五章則聚焦於十八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主要的議題包括：和心靈及無意識有關的形形色色的問題，如何以種種迂迴不顯的方式逐漸成形及呈現；試圖去解決這些問題的種種理論模式及相應的治療手段如何出現，並彼此競逐；原先存在科學邊緣的種種無意識現象，如何透過催眠等被認可、劃歸於正統醫學統轄的領域，從而成為當時醫學研究的正當議題；動力精神醫學如何在十九世紀末蔚然成形，並自有其統轄的疆域。總體而言，艾氏在這五章中處理的是動力精神醫學之作為某種「典範」之形成的過程。其重點在於，日後動力精神醫學所含括的種種議題在歷史過程中是如何形成的；經由怎樣的過程被納入動力精神醫學管轄的範疇，被認為是應該由動力精神醫學去處理的。換句話說，就是必須對以下問題──哪些問題對動力精神醫學而言是適當的（revelant）──如何在一般大眾及專業人員間獲致共識的過程有所解答。跟隨著在這問題之後的，自然是當種種問題被劃歸於動力精神醫學之後，在研究這些議題時，哪些方法是有效的（valid）及如何去對其研究結果的適當性進行評估等種種「內部行規」的確立。由於在這兩百年之間，發生的事件極為分歧多樣，彼此間的關係有時難以解讀，而且如艾氏所堅持的，必須將這種種置於更為廣泛的社會脈絡中加以考量，因而艾氏在第二章到第四章對這一段時期採取了多重敘述的方式。亦即，雖然在時間上是重疊的，但主題有所區別。第二章主要在討論動力精神醫學傳統中的先驅者及其醫療實踐：麥斯梅爾（Franz Anton Mesmer）、布塞居兄弟（Pus�gur）等。艾氏討論的主軸在於，在當時其實還不存在有所謂的動力精神醫學，因為其基礎──關於人類心靈運作機轉之模型──並不存在。因而上述諸人對自身醫療實踐結果本質之認識，必須透過高度個人化的理論，因而在外觀上，其表現極為分歧多樣。他們之所以能讓我們將之歸為同一個傳統，認為他們彼此之間有所關係的，其實是潛藏在他們的治療結果背後的某種共同結構──即發生於治療者及病人之間的所謂「關聯」（rapport）。也正是「關聯」之諸相關現象及因此而生的爭論，貫穿並串連了這一時期及隨後的世代；也正是從「關聯」進入了研究者的視域這時開始，艾氏定義下的動力精神醫學於焉誕生。艾氏隨後將這些現象置放於南錫學派及薩爾佩替耶學派間爭議不斷的十九世紀末的法國，以里歐波（Ambroise Liebault）、貝奈（Hippolyte Bernheim）、夏考（Jean-Martin Charcot）等人為經緯，探討種種無意識現象以「催眠」之名，在實證精神逐漸宰制下的科學氛圍中所經歷的演變。在第三章中，艾倫伯格則以知識傳統發展的觀點，廣泛地去考察這段時期中，由動物磁性論文獻及催眠研究等傳統中所關注的問題及現象出發，對這一代研究者們如何去定義其問題，及規定解決這些問題的合理步驟進行考察，從而歸納出蘊含在這種種實踐本身背後，使這些實踐得以成為可能特殊知識場域。艾氏認為到這時期，圍繞於諸無意識現象的論述，已足以被視為某種獨立的知識體系──即所謂的動力心理學體系。後者以其所提供的人類心靈雙重結構──意識及無意識──及其運作，成為日後整個動力精神醫學的基礎。在本章中，艾氏對種種先前純粹描述性的磁性現象，如何在十九世紀末期，被動力精神醫學體系重新定義並進行研究之過程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此外，也是在本章中，艾氏以不尋常的極大篇幅，長篇地引述了諸多原始個案記錄。除了以原初的個案重現當初發展的風貌之外，這樣的作法對艾氏而言，有著另一層重要意義。在其觀點中，除了理論架構者個人和其所處的大環境之外，另一個深刻地影響著動力精神醫學發展的路徑的是所謂「關鍵性的病人」──例如瑪麗（Marie）之於惹內的「心理自動現象」理論，或安娜．O之於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這是艾氏對歷史的看法極為特別的地方。對於病人在理論發展所具的重要性之強調，可說完全顛覆了過往精神醫學史中，一貫以治療者觀點出發所呈現的歷史圖像。醫療及其理論成為有意義的互動過程，不再是閉鎖於治療者單方面的封閉敘事，從而指出了存在於治療者與被治療者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之重要性。這可說是艾氏觀點中的動力精神醫學發展史的一大特點，也是過去一貫為人忽視的部分。到了第四章，艾氏進一步處理的是動力精神醫學歷史脈絡的問題。本章和隨後的第五章可說是艾氏的觀點得到最充分發揮，其百科全書式的知識展現的最為全面的一章。對1800年到1840年，德國自然哲學（Naturphilosophie）傳統中的相關議題，有著極為深入及獨到的評析，論述道自然哲學如何在動力精神醫學思想的背景中，持續地發揮其作用。從而，佛洛伊德及容格都不自覺地重複了自然哲學傳統的主題，可說是其思想繼承者。這部分可說是傳統精神醫學史中從未深入處及的議題。

在依年序討論過自十八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末期一百五十年間的對無意識現象研究的發展後，艾倫伯格在第五章中探討1880及1990年代間歐陸的整體社會、文化、政治及科學氛圍。意圖描述個別的思想家如何深深浸染在所謂「世紀末」氛圍中，因而其關心議題、敘事風格及所謂世界觀也相對地為後者所決定，而呈現出某程度的一致性。具體呈現在對諸非理性現象，對衰頹、敗亡及人類起源與終結的關心。反映在精神醫學上則是與「夢境」及「性」相關的不可知力量之高度興趣。在這部分，艾氏獨到之處在於，對相關議題蒐集到大量先前罕見的原始資料，並將之融合入其對整個歷史發展看法的脈絡中。摘要並分析，展現了其蒐羅資料用功之深及其對此思想主題掌握之深入與透澈。第五章的章名〈新動力精神醫學瀕臨突破之際〉很適切地突顯出艾氏對區分歷史階段的想法──整體大環境的成熟與個人思想準備程度，同是決定學科發展的首要因素。

第二、三冊構成了《發現無意識》全書的第二部分，艾氏在交代過動力精神醫學興起的歷史與思想背景之後，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分別對二十世紀動力精神醫學的四位主要人物──惹內、佛洛伊德、阿德勒及容格──的思想及生平進行摘要及評述。

第二冊第一章〈皮耶．惹內與心理分析〉不僅在《發現無意識》出版的1970年代，即使到目前，在專業上都仍是關於惹內思想最為嚴謹及完整的評述。從艾氏對惹內的高度評價及對佛洛伊德行止的重新檢定，不難體會艾氏有意在對當時精神分析獨尊的情況有所平衡。對英語世界的人而言，惹內在艾氏之前是個湮沒不顯的人物，雖然曾經構築出龐大的心理學體系，但即便是在法國，其思想也早為新一代的心理學及精神醫學者所遺忘。在這樣的情況下，艾氏以僅次於佛洛伊德的篇幅，詳盡地敘述其心理學體系之綱要，並深入剖析其幾個關鍵性概念的發展。這樣的作法無疑是有其深意的。除了還原其理論的歷史面貌之外，正如在第一部分中艾氏時常引述的，發生於各學門及各國之間的科學競爭往往被賦予了多重的色彩，前者以學門利益，後者以國家意識凌駕於真理的追求之上，科學發展的路途於是無法以單純地科學社群之知識內在發展視之，科學研究者也往往成為自己無法掌控的情勢的犧牲者。惹內的學術生涯在艾氏的觀點中，正體現了這樣的過程。隨著精神分析蓬勃發展而成為相對排外的宗派之後，對於其自身理論源流的歷史，便不得不為學派利益之考量所扭曲。就艾氏的看法，精神分析的諸多重要發現與惹內直接相關，然而精神分析學派本身為維護其宗派地位，必須自始至尾否認自身和惹內間的任何思想關聯。因而，還給惹內應有的地位不過是個應有的還原過程，是歸返為精神分析主導的歷史陳述，客觀地呈現動力精神醫學發展面貌自然且必須採取的作法。

相對於對惹內的高度推崇，艾氏對佛洛伊德的態度無寧可形容為是某種刻意的抽離。雖然在第二冊第一章〈西格蒙．佛洛伊德與精神分析〉中，艾氏仍然對佛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體系做出了精要的評述。但相對於其他精神分析學派史家之高度聚焦於佛洛伊德的原創性，艾氏用了極大的篇幅在描繪佛洛伊德的出身背景及精神分析早年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事件，如〈男性歇斯底里症〉之發表及安娜．O的治療歷程等。此外，艾氏並指出許多精神分析概念和先前思想潮流間的關聯。艾氏顯然以上述數種不同的方式，意圖去澄清過往歷史中的諸多謎思。精神分析的自我認同，部分建立在其有關其自身的創生神話上。在其中，精神分析在早期展過程中，一貫因其原創性而遭到排拒與漠視，而佛洛伊德本人的學術生涯更是因此而多遭顛頗磨難。然而在艾氏的認知中，精神分析學派此種對歷史的看法，顯然和真正的情況有所背離。艾氏從佛洛伊德早年的歇斯底里研究著手，根據當時的原始資料，詳盡地描述了當時的維也納學術氛圍，並逐步追溯佛洛伊德的理論在當時所受到的待遇。從而展現出精神分析學派（尤其是瓊斯所敘述的）的官方正史，關於洛伊德男性歇斯底里學說受到排拒的種種說法，其實是過度簡化、甚至不正確的看法。其次由安娜．O的治療過程，艾氏追蹤安娜．O的整個治療歷程的發展，以此解構了所謂第一個「會談治療」（talking cure）個案的神話。而艾氏針對當時社會文化所流行的議題所進行的考察，更顯露出，所謂佛洛伊德觸及了道德與理性的禁忌之說法，更是全然不符史實的。更進一步地，艾氏在敘述所謂的「華格納-饒芮克聽證會」（Wagner-Jauregg process）時，對佛洛伊德所扮演的角色雖然未多做評論，但其描寫已然對佛氏之為了學派利益而操弄手段的情況有所暗示。雖然或許就艾氏而言，這不過是體現了他自己在導言中所揭示的方法論而已。但無疑地，其說法某程度地顛覆了精神分析正朔。

雖然誠如上述，艾倫伯格之尊崇惹內而相對貶抑佛洛伊德可能只是單純地忠於史實。但弔詭的是，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對此進行解讀。

艾倫伯格曾經強調，在十九世紀末，民族主義是個影響科學發展不可忽視的因素，並以此論證所謂知識結構的內在規律並無法全然解釋在現實世界中之進程。相同的看法或許可以某程度地用以解釋《發現無意識》所具的最終風貌。考慮艾氏本身的背景極具國際性，由荷屬南非、而法語系國家、而英語系的美國，最後到雙語系的加拿大，經歷了多重文化的洗禮。如果將惹內及佛洛伊德所成就的理論體系，視為法語及德語世界在動力精神醫學理論上的指標來看，或許可以推論，艾氏對惹內的崇仰，多少反映出其對法語系文化之認同。而其對精神分析的抗拒與疏離，或許也部分是他自己指出的文化民族主義之產物。

除了上述的細節之外，在弘觀的角度而言，艾氏所做的最基本區分在於將這四位主要思想家的個別思想源流，以其在西歐主要哲學思想潮流──理性主義／浪漫主義──之相對位置進行定位。從而將惹內及阿德勒歸屬於理性主義傳統，佛洛伊德和容格則屬於浪漫主義餘緒。艾氏認為對他們在基本哲學傾向上的差異之認識，可說是瞭解其個別學說的基礎。思想家據以構築其世界觀的認識論工具，從根本上決定了其世界觀，從而決定了其理論體系的主要樣貌。不過這點卻往往在思想家個人對自己的認知之外──誠如佛洛伊德一再強調其思想之科學性，但本質上卻是高度哲學性的一般；基本的哲學取向可說是瞭解各作者思想的樞紐，如果缺少這一層瞭解，便往往難以掌握其思想的連貫性與轉變。艾氏認為，這四位主要思想家的面貌，必須以此為出發點去進行掌握。

然而，要能進行這樣的區分，就必須將個別思想者之思想置回其歷史脈絡中。研究者的任務於是在剝除歷史的演進中，逐漸覆蓋上去的種種雜訊。對此，艾氏特別在前言中指出，要能對思想背景進行還原，就必須「將每一思想體系，都從肇基伊始以編年史的方法記錄其發展……，使每一系統脈絡清晰……，必須去探究其源頭並勉力地將其置回其相關的社會情境、同儕關係網路。」從這樣的觀點出發，雖然這四者在歷史演進中遭逢的命運有所不同──相對於佛洛伊德與容格，阿德勒及惹內的理論似乎處於相對隱晦的狀態──但艾氏仍然將之並列，且將其個別的想法置回之後，認定其實這四者對無意識心理學都做出了獨到且互補的貢獻。就此點而言，艾氏再一次間接地反對了精神分析學派之獨尊佛洛伊德。

以個案研究的形式，艾氏強調的另一個面向是家庭經驗對個人智性取向的影響。艾氏的分析體現在對佛洛伊德及阿德勒的比較之上：從廣泛的猶太人在奧匈帝國首府維也納的處境出發，艾氏詳述了了猶太人心靈基調的種種特徵。後者又和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家庭處境有機的互動，型塑了各個家庭與其成員的關係。個人在家中所處的地位，則更進一步地與個人所具的人格特質，共同決定了其智性發展的傾向。這樣的看法，反應了艾氏企圖結合從巨觀的社會文化到微觀的個人傾向之企圖，以此能避免過度偏向社會決定或個人決定論。艾氏另一項用來追溯各作者思想發展的概念性工具也可以被視為是達到此種目的的手段之一──所謂的「創造性疾患」（Creative Illness）。所謂的「創造性疾患」指的是，個人在發展過程中，經歷嚴重的內在危機，在其人格所有層面及主觀經驗上均進行了無休止的重塑。此時在外觀上，個人呈現的是某種精神疾病，但在內在經驗中是某種全新的醞生過程，最後浮現出某種全新的世界觀，決定了其智性之主要趨向及人生的路徑。這樣的概念提供了某種動力性的架構，可以進一步探討被研究對象個人人格特質與家庭、社會、文化等結構的複雜互動。以此「創造性疾患」之概念，艾氏有如「心理歷史」（psychohistory）學派一般，以被研究者心理歷程說明其自身生命史中的轉折。指出了被研究者心靈組成中存在的潛藏結構，對個人在創作過程中所不可或缺的地位。

《發現無意識》的第四冊可視為對前面兩大部分的總結。艾氏在第一章中，以編年表的方式，蒐羅了大量的關於社會、文化及政治事件的描述性原始資料，可以深切地體會到艾氏在蒐集資料上用功之深。其收羅範圍之廣，除了一般圖書館、檔案蒐集的史料之外。更擴及眾多的學會通告、紀錄，甚或是當時報紙的相關報導。此外，艾氏以其自身的人際網絡，對歷史相關人物或親炙，或藉由對其親友之訪談，補充了許多未見諸文字的資料。艾氏將種種背景事件和諸多動力精神醫學史中的事件並置，意圖給出全面而包含橫寬與縱深的歷史圖示。

《發現無意識》第四冊的第二章以摘要性的方式綜覽動力精神醫學史。

艾氏的精神醫學史相關論著，從第一篇論羅夏克（Hermann Rorschach）的論文（1954年）開始，到最後一篇論容格和其研究對象赫蓮娜．普列斯沃克（H�l�ne Preiswerk）（1991），發表的期間長達三十餘年。在這漫長的歲月中，1970年出版的《發現無意識》雖然是其最重要的著作，但不管是在年代或是在發表順序上都還只是其創作生涯的中途。之前艾氏已發表了二十篇相關論文，之後則還有十五篇將再繼續問世。因而正如米凱爾（Mark S. Micale）所指出的，《發現無意識》當然是最能代表艾倫伯格歷史論述風貌的著作，但要考慮以其含括的層面之寬廣，勢必無法對所有的議題都能深入處理。而艾氏在前後三十年間的個別論文，可說一方面是《發現無意識》賴以建立的思想骨架，另一方面也是對其補充及進一步發揮。這些論文都環繞著動力精神醫學史的種種相關主題，以其內容大致上可分為四大類：一，「歷史的佛洛伊德」（historic Freud）。聚焦在佛洛伊德及精神分析建立初期的相關人物及事件，如費赫納（Gustav Theodor Fechner）、班奈迪特（Moritz Benedikt）及佛氏〈論男性歇斯底里〉之歷史脈絡。這部分主要在追溯佛洛伊德及精神分析的思想源流，釐清其和諸先驅人物間的關係。二，精神醫學的相關人物誌。這部分包括了對夏考、惹內、羅夏克及瑞士心理學發展史的評述。其中對夏考的論述發表於1965年，後來構成《發現無意識》對十九世紀末期巴黎學術氛圍之敘述的基礎。關於惹內的論文，則是在成書之後，對相關章節的進一步摘要。最後二者則是艾氏一貫對國家認同之重視的呈現，均發表於其創作初期的1950年代。三、「重要的病人」（great patient）。如前所述，這是艾氏對於動力精神醫學發展歷程中，看法最為獨到的部分。創作的年代也跨越了《發現無意識》前後，顯示這是艾氏一貫感興趣的主題，甚至到了1990年代，艾氏還是不斷回返此主題。四，和動力精神醫學有關之個別思想評論。這一部分均創作於成書之前，議題包括對精神醫學疾病分類體系的評論、「創造性疾患」及「致病性秘密」的概念。

總括艾氏以其個人、個別論著與《發現無意識》的總體所勾勒出來的動力精神醫學史圖像，有以下幾個特點，足以使其不管和和過去的傳統精神醫學史論述或社會史導向的傳統均截然有別。

就其個人而言，首先，艾氏並不屬於任何學院傳統，本身也未接受任何史學訓練，其專業生涯一直停留在臨床精神醫學領域中。這使他成為精神醫學史中的一群所謂「獨立研究者」（Independent）之一員。這些人的共同特徵是他們本身均是醫師出身，從未完全脫離其醫學專業，但仍從事精神醫學史著作不輟。因而不管在研究主題及視域上都極為特殊，能將其臨床經驗整合入其歷史研究之中，因而往往可以獲致歷史學者們所無法企及的觀察深度。艾氏對「致病性秘密」、「創造性疾患」及其對病人角色的強調，都具現了此一特點。在其中的許多細緻論述，如果不是在專業情境中，以專業角色和病人進行廣泛互動，是無法深切體會與掌握的。

此外，也因為艾氏從未離開其臨床醫學專業，對當代的其他精神醫學傳統極為熟稔，因而他將自己的討論範圍嚴格限定在動力精神醫學之作法，就無法以單純的無知或忽略來看待之。考慮1960及70年代生物精神醫學蓬勃發展，逐漸和精神分析成為當代的兩大顯學。然而在《發現無意識》中，艾氏一方面意圖將精神分析收納入更廣義的動力精神醫學傳統，另一方面則完全不討論其他重要的精神醫學思想流派，如以克列普林（Emil Kraeplin）、史奈德（Kurt Schneider）等為代表的描述性精神醫學（descriptive psychiatry）及生物精神醫學（biological psychiatry）之發展，無疑是有其深意的。就後者而言，生物及描述性精神醫學和動力精神醫學分屬不同的思想典範，植基於完全不同的前提之下，其運作也完全不同，因此無法以同樣的模式去加以理解並檢證。這直接反應了艾氏思想的基礎，在其龐大體系之下，存在著對人類心靈模式的先驗假設──存在有意識與無意識的雙元模式。以此，不需預設任何心靈元件存在的生物精神醫學，從根本上便和動力精神醫學式的理解是無法共存的，因而，自然無法進入其論域之中。

就歷史研究而言，《發現無意識》達到了幾個成就：在其中，歷史不再被劃分為科學與非科學、未開化與開化；不再被視為直線式的連續發展過程，而是有機性的整體發展。對歷史的全景式探索，則涵蓋了人類社會活動的所有面向。於是不再存在有單獨、孤立的特定個別歷史，以其自有的內部規律運作與發展，而必須從人類社會整體活動的角度解讀之。從而，在縱深及橫寬上，艾氏都極度地擴張了動力精神醫學史的視野。此外，過往被忽視的人物，藉由其還原的過程，重新被置回其歷史脈絡中，原先已為人知者，也同樣的能辨清其遭到轉置扭曲之處。新的聯結以此被建立，新的詮釋也得以醞生；對佛洛伊德早期思想發展之呈現，解析了精神分析本身發展過程中發生的種種謎思，以此平衡了動力精神醫學的歷史圖像；強調典範性病人在動力精神醫學發展史中的重要性，這本身提供了研究的新方法，創造出了一個全新的研究空間。

正如艾倫伯格在本書標題──發現無意識──所揭示的，其一貫且從未偏離的主題其實是，對基本的人類心靈結構及其運作所進行的探索。艾氏在進行的，不僅是對過往特定的思想歷史的編年，更是企圖呈現人類心靈原來樣貌的恢弘嘗試。在討論過諸多議題之後，這可說是艾氏的終極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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