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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聞》精彩內容
平等主義時代的美國新聞革命：辨士報 不論是出身背景、教育或婚姻，詹姆斯•古伯（James Fenimore Cooper）都是個美國貴族。對他而言，權力和威望總是唾手可得。但他一直是個熱心的民族主義者，也是傑弗遜（Jefferson）和傑克遜的崇拜者。他的小說《喝采》（The Bravo, 1831）歌頌法國七月大革命，致力於揭發「犧牲社會大眾以追求一己之利的人」。 《喝采》完成於古伯在法國停留的七年期間（1826∼1833）。在那段期間，古伯逐漸「對他的族群感到疏離，而對被剝奪了政治權利的歐洲及美國低下階層發展出深刻的同情」。但這種疏離感並不持久，當古伯回到美國時，他發現美國已非他記憶中的合眾國。一群追求個人利益的人正逐漸威脅到社會，漸增的不滿使他攻擊美國的報紙。他在《朝家之境》（Homeward Bound, 1838）和《尋獲的家園》（Home As Found,1838）兩書中所刻畫的Steadfast Dodge，是一個人見人厭的報社編輯。他在〈美國民主黨員〉（The American Democrat）這篇政治短評中寫道： 假如報紙對推翻暴政有用，它只是在建立另一個暴政。新聞媒體對公文學、藝術、舞台，甚至私人生活盡情施暴。在保護公共道德的假面具下，其實它是在徹底腐化它們；在保障自由的外貌下，它其實逐漸在建立一個暴政，這個暴政和其他基督文明所出現的暴政一樣無禮、貪權和粗鄙。大聲吶喊意見自由卻缺乏容忍；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卻不願犧牲自己的利益。 或許這是對一八三○年代美國報界過於嚴苛的描述，但它更是一種既有勢力對民主化社會秩序的對抗。古伯對新聞媒體的道德影響力深感焦慮，尤其在他眼中，新聞媒體是「腐化」、「粗俗」和「毫無教養」。在他眼中，媒體擁有最不受歡迎的中產階級特質：地域色彩濃厚、對私生活的極不尊重和追求一己利益。更令人不安的，它擁有左右民意卻毫無保證的巨大權力。 古伯對「報紙專政」的恐懼雖然誇張，卻反映了美國新聞業的巨大轉變。在一八三○年代，國共有650個週刊、65份報紙。報紙的平均發行量為1,200份，報紙的總發行量為78,000份。到了一八四○年，週刊成長至1,141個，報紙則激增至138家。報紙平均發行量為2,200份，全國報紙總發行量約為300,000份。同一時間的人口數亦有成長，但比較緩慢——由1,290萬成長至1,710 萬，都會人口亦由90萬成長至150萬。但古伯對這些統計數字並無反應，他知道報紙和以往不一樣了，不僅僅是數量更多了，而且「辨士報（the Penny Press）深具影響力。這些新興的媒體反映了政治、社會和科技的各種轉變。一般公認，一八三○年代是美國報業史上的革命年代。這場革命使「新聞」戰勝了「社論」，「事實陳述」戰勝了「意見呈現」。這個改變伴隨著政治民主化和市場的擴大更形深植，不久之後，客觀便成了新聞界人人必須遵行的法則。 一、辨士報的革命 當古伯離開美國時，典型的美國報紙是週報，但靠近海港地區，仍有許多每日出刊的報紙。典型的日報是四張，頭版和第四版幾乎全是廣告，封面和封底兩頁看起來就像書或雜誌，必須翻開來，才看得到內容。二版有評論性專欄，第二和第三版的主要內容為各式各樣船隻和船貨消息。第二版還有一篇政治社論和其他小小的消息稿。這些消息稿大多直接抄自其他報紙，後面大大方方註明轉載出處。其他的新聞也大多是總編輯或他所屬政黨的意見，無論是編排、文體或字體都和社論沒什麼差別。 部分報紙主要內容是廣告，其他的報紙則以政治為主。政治性報紙側重在全國性政治的報導，財源主要來自政黨、黨內派系或有志競選公職的候選人，他們主導了社論的方向甚至自己寫社論。這並不代表欺騙，在那個時代，這是眾所周知的常態運作。政黨報紙仰賴政治領袖，不僅僅為了創報資金及他們的意見，更為了政黨當權後，他們能承包政府印刷品業務。紐約州民主黨黨報《阿爾巴尼看守人報》（Albany Argus）的發行人克羅斯威爾（EdwinCroswell）在一八二四至一八四○年間，同時是紐約州指定之印刷商，這是全州最肥的職務，克羅斯威爾估計他一年在此職務上賺進了三萬美元。接替他的《阿爾巴尼晚報》（Albany Evening Journal）發行人韋德（Thurlow Weed），則估計他和兩個合夥人在一八四一年賺進了五萬美元，雖然克羅斯威爾估計他們應是賺進了六萬五千美元。 商業化報紙和黨報有一些異曲同工處。第一，它們都很貴，一份報紙售價約為六分，而當時非務農的勞工平均一天所得不過八毛五分。而且讀者除非到報社，沒辦法買到零售報，一般都是年訂戶，一年訂費約在八至十美元間。在這種情形下，報紙發行量不大也就毫不出奇，即使最突出的都會報，發行量也不過是一千到二千份間。讀者群多為貨品零售業界及政界的精英。 但這不表示當時的報紙就沉悶呆滯，雖然，報面為廣告和船運消息霸佔，對商界人士而言，形同商業告示板，但社論部分，卻黨派立場鮮明、火藥味十足。總編輯在報紙上激烈地互相攻擊，有時甚至惡化成幹架或決鬥。紐約日誌作家霍恩（Philip Hone）便曾記錄下一八三一年的一次事件： 今早我刮鬍子時，在窗口看到《晚郵報》（The Evening Post）的編輯布萊恩（WilliamCullen Bryant）和《商業廣告人報》（The Commercial Advertiser）的史東（Wm L. Stone）打架，布萊恩用牛鞭打史東的頭，你來我往後，史東奪下布萊恩的鞭子，結束了這場戰爭。 當時辦報極端個人化。報紙的編制很小，總編輯同時身兼記者（假設有任何新聞報導的話），又兼廣告發行和印刷。當時的總編輯對後台的政治老闆卑躬屈膝，而且對什麼是適合報紙刊登的東西毫無概念。班乃特（James Gordon Bennett）的傳記作者寫道：「記者其實比那些仰賴政閥、商人、掮客和公職候選人的秘書並不高明多少……。」一直到一八三○年代的報業大革命，總編輯表達一己意見的能力才見成長，而且是朝一個新方向成長——不是社論，而是新聞。弔詭的是，當報紙將重心由社論轉往新聞採訪，它的個人私器色彩卻更形濃厚。 我們可由報紙名稱的改變來追蹤上述的發展。一八三○年代以前，報紙的主要讀者群為商業精英，報紙的名稱也反映了這個狀況。一八二○年，波士頓有兩份日報，分別是《波士頓廣告日報》（The Boston Daily Advertiser）和《波士頓愛國及商業廣告日報》（Boston Patriotand Daily Mercantile Advertiser）。一八二○年，巴爾的摩的日報有《美國及商業廣告報》（American and Commercial Daily Advertiser）、《聯邦共和黨員和巴爾的摩電訊報》（Federal Republican and Baltimore Telegraph）、《聯邦公報和巴爾的摩廣告報》（Federal Gazette and Baltimore Daily Advertiser）、《巴爾的摩廣告及晨間紀事報》（Morning Chronicle and Baltimore Advertiser）、《巴爾的摩愛國者及商業廣告報》（Baltimore Patriot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一八二○年，紐約、波士頓、巴爾的摩、費城、華盛頓、查爾斯登和紐奧良半數以上的報紙，名稱冠有「商業」或「廣告」等字樣。但一八三○年以後，便少有報紙用這些名字，取而代之的，許多報紙選用一些能夠代表行動取向的名字如「論報」、「前鋒報」和「論壇報」。此外一些報紙會選用「明星報」、「太陽報」等代表照耀世界的行動表徵。假如，報紙的名稱可以作為判斷的標準，我們可以說一八三○年以後的報紙變得比較不被動，更自覺地表達編者的個性和信念。 一八三○年代，報紙名稱由「廣告報」轉為「前鋒報」、「明星報」的這個運動，被稱之為美國報業史的「商業革命」。這場革命並非泛指所有當時的報紙，而是特指當時勇於打破傳統，進而為後續報業建立模範的「辨士報」。就如同字面所顯示的，「辨士報」售價為一分（一辨士）而非當時常見的六分錢（六辨士）。除了年訂戶外，它們還雇報童在街頭叫賣。和售價六分錢的報紙比起來，「辨士報」的發行量相當大。第一份「辨士報——《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在一八三三年九月三日創刊，數個月內便成為紐約最大的報紙，一八三四年一月報份便成長至五千份。兩年內，它的發行量成長至一萬五千份。《晚訊報》（Evening Transcript）和《紐約前鋒報》（New York Herald）隨即跟進。到了一八三五年六月，三份報紙的發行量已達四萬四千份。而一八三三年，《太陽報》初創之時，全市十一份報紙的總發行量不過才兩萬六千五百份而已。 「辨士報」迅速擴展至其他都會商業中心——波士頓、費城和巴爾的摩。《波士頓每日時報》（Boston Daily Times）於一八三六年二月十六日創刊，兩週內便以八千份發行量成為波士頓最大的報紙。《費城公共基石報》（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在一八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創刊，由紐約印刷商史汪（William Swain）、亞白（Arunah Abell）及戴伊（Benjamin Day）的幾個朋友合辦。創刊八個月內發行量即為一萬份，十八個月後再激增至兩萬份，而當時該城最大的報紙發行量不過兩千份而已。一八三七年，亞白和他《費城公共基石報》的夥伴合創了《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九個月內，發行量為一萬份，為其他巴爾的摩報紙發行量的三倍。 「辨士報」的經營之道是以大發行量來吸引廣告，而非靠訂報費和政黨的補助。這使得報紙發行的經濟結構得以正常化。廣告和銷售所帶來的市場導向收入，取代了仰賴社會聯結和政黨聯結的不正常財源。銷售收入轉為現金進賬，以往常見的訂戶呆賬減少。廣告的內容也有了巨大的變化，以往報紙廣告多為船務消息或者是律師的法律宣告；現在它則呈現了讀者的各種生活需求。專利藥物廣告和各種求才的廣告成為最大主流。 拜榮（P. T. Barnum）在一八三四至一八三五年冬天遷居紐約，便是在《太陽報》的求才專欄裡找到商業徵信所的工作。 其次，廣告漸漸變成純粹的經濟資訊交換，而不涉及道德判斷。以往報紙會拒刊一些「有異議的廣告，譬如紐約的《商報》（Journal ofCommerce）便拒登戲院、彩券或其他在安息日仍然營業的廣告；《新英格蘭守護神》（New England Palladium）亦有相同的廣告政策；《紐約晚郵報》（New York Evening Post）則拒登彩券廣告。這種拒登政策在一八二○年代非常普遍，相對的，「辨士報的廣告政策是來者不拒。對於這套政策，他們有一套振振有詞的說法： 有些讀者抱怨本報篇幅頗大的專利醫藥廣告，針對這些抱怨，我們只能說本報的職責僅在確保這些廣告沒有不雅或不妥之文字，並無責任探究廣告內容是否名實相符。那是對此廣告有興趣的讀者，而非我們所應做的事。我們關注的是確實收到廣告費，並確保其中沒有不適合讀者閱讀的內容。對於登廣告的大，我們秉公，絕對不會對某些行業特別尊敬。人人都享有相同之權利，在本報向世人展示他的貨品、職業專長甚至萬靈丹，只要他付得出廣告費。 這篇刊載在《波士頓時報》的評論，精確地呈現出道德放任主義的政策，也正代表了當時的「辨士報」金錢至上，只要付得出廣告費，人人平等。和當時一些報紙比起來，「辨士報」這種自以為是的態度是十足的逆轉。他們悍然拒絕承擔對廣告內容加以過濾的道德責任，並毫不以為恥地，以一己之利的立場來捍衛自己。 「六辨士報」激烈地抨擊「辨士報的廣告政策，尤其是大量的專利藥物廣告。班乃特的《前鋒報》便是攻擊目標。但是其他的辨士報覬覦《前鋒報》的讀者眾多，也經常攻擊《前鋒報》，包括葛里萊（Horace Greeley）的《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及雷蒙（HenryRaymond的）《紐約時報》。葛里萊便曾在一八四一年批評《太陽報》、《前鋒報》刊登墮胎醫生的廣告。其實，《紐約論壇報》也充滿了專利醫藥的廣告。當讀者來信抗議時，葛里萊回函道：「這位讀者應當向廣告主抗議才對，只要文字無不雅之處，廣告主無須為廣告的風格或文字向報社負責，我們也無權控制他們。 一八五二年，《紐約時報》批評《前鋒報》為「以偽醫聞名。 互相抨擊其實是五十步笑百步，《紐約時報》也刊登「精神術士萬靈丹的廣告。不管是《紐約時報》或《前鋒報》都以三分之二的廣告版來刊登各種醫藥廣告。當時幾乎所有的辨士報或多或少都有自由放任主義的色彩。 辨士報除了為報界的經濟結構帶來全新的改變，也改變了報紙的政治立場。大部分的辨士報都宣稱它們不受政黨影響。班乃特認為辨士報的政治獨立，和辨士報不靠訂戶而以街頭叫賣的零售報為主有關。「因為它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讀者是誰，所以也不必向特定對象屈膝。 辨士報不僅不受政黨影響，甚至對政治事件漠不關心。《紐約太陽報》的某條國會短新聞的導言正是代表：「國會中的議程進展，讀者不感興趣。」 《紐約太陽報》在創刊號中說：「本報的主旨，是在讀者負擔得起的範圍內，提供讀者當天的新聞，並提供最大篇幅的廣告。」發刊詞中並未提到政治。《紐約謄寫報》（New York Transcript）早期的頭版是小說，內頁則以地方新聞為主，甚少報導政治。拿某一天報紙為例，它的內容包括強暴未遂、暴動、自殺未遂、郵車搶劫、墨西哥無刺蜜蜂，甚至放在別人家門口的棄嬰。 但一年後，報導變長了，法院消息增多，全國性政治新聞也增多了。 和其他的辨士報一樣，《紐約謄寫報》在發刊詞中寫道：「至於政治新聞，我們沒有。」《波士頓每日時報》則宣稱「政治立場中立」，並建議政黨以廣告方式出現在報紙上。《巴爾的摩太陽報》寫道： 本報不提供篇幅給宗教爭議或帶有黨派立場的政治討論。至於有關政治原則、全民福祉或榮譽的話題，我們將以堅定、溫和的立場開放版面討論。我們的目標是以全民之福祉為主，而不考慮黨派立場，也不畏懼其壓力。 雖然部分辨士報對政治新聞不感興趣，但其他的辨士報對政治事件的報導比六辨士報還詳細，而文體之激烈，則不遑多論。但是這些報紙，包括《紐約前鋒報》在內，並不認為它們的目標和希望必須和政黨聯結在一起，政黨不過是整個新聞世界中的一環。不是所有辨士報都決定抱持政治立場中立，葛里萊便說他創立《紐約論壇報》的宗旨是要辦一份報紙：「既不偏頗政黨，亦不可笑地保持絕對中立。」 辨士報不僅在經濟結構和政治立場，更在內容上首創先例。辨士報的原創性可以一語概之——那就是它發明了現代人觀念中的「新聞。這是美國報紙第一次經常性地刊登政治新聞，而且不光是國際政治新聞，還有國內政治新聞；不僅是全國性新聞，還有地方新聞。這也是美國報紙首度經常性地報導法庭、警察局、街頭及家庭內新聞。我們可以說，這是報紙首度不僅反映了商業活動，還有政治及社會生活。更精確一點的說法是，一八三○年代的報紙開始不光是反映一撮商業精英份子，而是反映都會中漸增的從事貿易、運輸，和製造業的中產階層的活動。 六辨士報對新興對手辨士報的批評是「煽色腥」。這項指控並非指辨士報以煽情手法處理新聞，而是辨士報根本不應刊登六辨士報認為是煽色腥的新聞。譬如，辨士報會逐字逐句地在頭版以大半版或全版刊登一則謀殺審判新聞，而在六辨士報眼中，刊登謀殺審判新聞根本不道德。 新聞逐漸成為報紙的重心，辨士報不再仰賴各種沉滯的常態報導，而是主動出擊尋找新聞，並引以為傲，正如《紐約謄寫報》在一八三四年所寫道： 本市有六家大報紙，除了《詢問快報》（Courier and Enquirer）和《時報》外，沒有一家報紙派有記者或努力試圖正確地報導當地新聞。但是有兩家小報紙（我們和另一家友報）派了四個記者，就為了能以最快、最完整、最正確的方式，為您報導當地的消息。這兩家報紙的記者早上三點便起床，到法院或警察局，為讀者採訪新聞，中間只有短暫的休息，直到晚上八點，這些機關休息為止。琗䞦 一八三五年，《前鋒報》和《謄寫報》、《太陽報》，號稱在華盛頓有兩位特派記者，並在牙買加等地也有駐地記者。偶爾，它們也會派記者至倫敦、費城、波士頓。一八三七年麥肯錫（Mackenzie）叛變時，引用的「友報指的是《紐約太陽報》。他們也派了兩名加拿大記者去採訪，此外並有一名記者在紐約州採訪燕麥收成。《前鋒報》說，派駐記者的支出相當可觀，但這是為了滿足讀者的需求。 一年以後，《前鋒報》在歐洲有六名特約記者。 這種花錢聘雇記者的作法不但史無前例，而且驚人。一直到一八二○年，紐約報紙的華府報導全賴國會發稿人發通稿給各地的報紙，這些由國會主動發出來的新聞稿，經常是枯燥乏味的國會演說摘要稿。一直到班乃特於一八二七到一八二八年間，為《紐約詢問報》（New York Enquirer）撰寫一系列的亞當斯（John Q. Adams）庭上新聞，才為國會新聞注入一點新意。 但亞當斯本人則表示消受不起這種新式報導，他在一八四二年的日記中寫道：「泰勒（Tyler）總統的兒子向班乃特的報紙所雇用的記者，盡情傾吐內閣的秘密……。」 琗𠵍他會在記者兩字前面特別冠上「雇用」，可見報紙雇用記者仍是個新舉，甚至是頗值爭議的行為。 「新聞」的成為報紙主流，換個角度來看，是評論的沒落。雖然新聞並不能全面地反映出這個世界，但是至少當代人可以藉由新聞觀察到所處世界的轉變。葛里萊的傳記作者派登（James Parton）於一八六六年在《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中，試圖解釋班乃特《前鋒報》前所未有的成功和影響力。派登分析當時人們認為班乃特之所以成功，一個原因是《前鋒報》是一個爛報，靠迎合讀者的低俗口味而獲得成功；另一個是派登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前鋒報》是一個好報紙，只是好報紙的定義和當時一般人的看法不同。派登說批評者認為《前鋒報》是個爛報紙，應是指它的社論，而派登也承認這個指控正確。班乃特是個頑固、偏執、孤僻、機會主義者，他的社論反映了他的性格。但是，派登指出，社論的時代已經過去，新聞才是報紙相互競爭的重點。一份報紙的成功「全賴它取得新聞及呈現新聞的技術。報紙兩字已經意指新聞工作者對一個事件正確且完整的報導。 的確，新聞已成為辨士報的競爭重點。今日，我們已徹底地認同報紙就代表了新聞，所以很難想像辨士報所代表的改變。一八三○年代以前，報紙只為政黨及商業人士提供服務，直到辨士報，報紙才變成是銷售給一般讀者的商品，然後它再把讀者銷售給廣告主。而辨士報賣給讀者的商品是「新聞，從很多角度來看，它都是個新產品。首先，它承諾反映多姿多采的世界，雖然不帶任何黨派色彩。也因此，一家報紙的新聞可以和另一家報紙的同一條新聞，拿來就正確性、完整性……做比較。一八四○年，《前鋒報》曾拿一篇韋布斯特（Daniel Webster）的演說塞滿版面，並嘲笑替一家六辨士報撰寫同條新聞的史坦伯理（Stansbury「對速記一無所知，用正寫洋洋灑灑了數十張。《前鋒報》並曾自誇它是唯一派員採訪小學生參觀市議會的報紙，或原文照登美國財政部報告書。 琗啇至於新聞的時效性，《前鋒報》和《太陽報》則經常以號外競爭。譬如，《前鋒報》便十分自豪他們在一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號外刊登英軍入侵廣東的新聞：「紐約市中唯有本報有此消息，因為別的報紙太懶惰、太沒有效率。」 十九世紀前葉，越來越多的報紙試圖趕上時代，尤其是報導船運及其相關的消息。紐約的報紙派遣小船迎接進港大船以採訪新聞；二○年代末，數家報紙聯合買了一艘快艇以利採訪。直到辨士報的時代，追逐時效才成為報紙新聞競爭的基礎。感謝班乃特，甚至連廣告都變得講求時效性。一八四○年代以前，廣告主付費都是一年付清，同樣的一個廣告在報紙上天天連續出現。一八四七年，班乃特宣佈，自一八四八年一月一日起，報紙的廣告稿必須天天送，這使得廣告必須在面貌上求變化。班乃特的執行總編輯賀得森（Frederic Hudson）在他所著的有關美國新聞史的書中寫道： ……本市報紙的廣告實際又有趣，它象徵了人們的希望、思想、歡樂、計畫、羞恥、損失、災禍、幸運、愉悅、痛苦、政治與信仰。因此每一個廣告主就像是個記者，只不過他付錢把東西登出來。《前鋒報》每天的廣告多麼真實地代表人類的面貌。喆咤 辨士報不但使新聞變成一個有市場性的產品，而它的屬性，尤其是新聞時效性，更是可以衡量比較的；更重要的，它體認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一直到十八世紀的文學作品，貴族的傳統認為凡人的日常生活題材只能當作喜劇來表現。 喆䞦相同的慣例也呈現在報紙上，它們根本不報導平常人的生活。雖然一八一二年的戰爭，結束了外國新聞獨霸美國報紙的階段，但在辨士報之前，地方新聞仍然只佔報紙的極小分量。商業掛帥的報紙報導國際新聞和船運消息，還遠比報導當地的期貨或股票價格來得正確。 喆𡜍相反的，辨士報聚焦在報導地緣關係接近、日常生活性的新聞。他們也開創了雇用記者採訪警局、法院、商業區、教堂、社交和體育圈，經常性地報導當地新聞。辨士報不僅讓「人情趣味新聞成為報紙的重要部分，更成為最具特色的特點。 以往新聞界認為沒有價值的日常事件，辨士報卻能在其中找到新聞。這種開創性的作法，使即使最具野心的辨士報也必須費力解釋日常事件中也有新聞。一八三七年三月十二日《前鋒報》一篇標題為「本週新聞的文章寫道： 入選為本週新聞的事件看似並不重要，但是最微不足道的事件，我們如有興趣追根溯源，也可以成為極重要的事件。對那些主宰政治、輿論、欺騙大或高坐在華爾街的人士而言，我們的每日新聞或一週新聞，完全不值一提；但對那些具有哲學思考傾向的人來說，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喆𠻝辨士報首創了關懷世間事的民主態度：任何事件，不管它看來多麼的微不足道，依然可能適合報紙刊登。 日常生活報導不代表一定是耳熟能詳的事件，辨士報刊載許多新聞，主要是它們的奇特吸引中產階層，那就是其他階層的生活。《太陽報》的戴伊首開先例報導犯罪新聞，尤其是警政新聞。班乃特早期則報導過紐約和賽洛特加市（Saratoga）的精英人士生活。班乃特按照慣例在《前鋒報》上大大推銷自己的新聞新做法： 在這之前，沒有人試圖呈現高級社交圈中那種優雅高貴迷人的生活面貌。假如剝奪了時裝、狂歡、政治或其他來源，我們無緣成為一個獨立自主、快樂、完整的人。紐約高級社交圈的主要存活目的，即在和歐洲已沒落的貴族別苗頭。 日誌作家霍恩曾記錄一位記者一八四○年採訪社交舞會的經過。霍恩寫道：主人之所以同意讓那位記者採訪是「因為一旦拒絕，他可能筆下會辱及舞會的主人及客人。」霍恩繼續寫道：「這不是個容易的選擇，必須向媒體的窺視屈服，令人難以忍受，唯有輿論才能制止這種侮辱……。」 顯然輿論並無同感，班乃特用了第一版大半的篇幅來刊載那場舞會，寫道：「在時髦的圈子裡，創造了自上帝創世、美女墜塵、諾亞離開方舟開始酗酒以來最大的轟動。」 對日常事件的注意，尤其是富人的社交生活，使得私生活和公共事務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對班乃特這樣的總編輯而言，沒有所謂的隱私性或私事，雖然他很小心地在報導名人時，都只用他們的姓名縮寫。辨士報首度使家庭口角和醜聞成為新聞。在當時，報紙刊登訃聞和結婚啟事是常事，但刊登出生啟事便沒人試過。當《匹茲堡每日快報》文表示贊成，同時不忘嘲諷：「此事定會激怒許多神經質的人，他們會說雖然英國報紙也這麼做，但許多英國人做的事並不適合美國！」 一八四八年，《紐約論壇報》的華府記者以「柿子」（Persimmon）為筆名，寫了一篇俄亥俄州眾議員索爾（William Sawyer）的午餐。文章裡詳盡地描述了索爾每天兩點一到，就會離開國會的座位，到後面一棟房子靠窗的莎士比亞座椅上進餐。他會打開油漉漉的紙，拿出麵包和香腸，再用那張紙擦手，然後把紙丟到窗外。文章中又寫道：索爾把水手刀當牙籤用，外套的袖口和褲管就是他的餐巾。索爾對這篇報導提出抗議，眾議會後來以119票對46票通過決議案，把《紐約論壇報》的記者趕出國會。《紐約論壇報》的記者後來在一篇報導中寫道：「《論壇報》到底侵犯了誰？誰也沒有！我們不過是寫出了一些事實——一個國會人物的生活習性，對他的人格道德都沒有批評。」 不久之前，民主黨的機關報才指稱一個國會議員是騙子，國會試圖要查禁它，但未成功。他們習慣了舊有的報紙，而辨士報的「新新聞學創造了一種新秩序，在那個共享的社會體系中，「私人」和「公眾」的定義必須重新界定。這也使那些相信美國已重建了古希臘聯邦國家精神的人大吃一驚，一種新改變已嚴重威脅到原本靜謐的田園。這種改變，阿倫特（Hannah Arendt）稱之為社會的誕生，「在這個好奇的國度裡，個人的興趣有公眾事務之重要性。當城市和商業日漸發達時，日常生活的步伐與內容也就有了轉變，「社會也就浮顯了出來；而報紙——尤其是辨士報，便是促進及呈現這種改變的媒體。」 假設上面的描述表現了一八三○年代的美國報紙，我們要問為什麼會有這種轉變？何時發生？在哪裡發生？回顧起來，應是一份便宜的報紙在一八三○年代於紐約誕生了，紐約是全國內陸貿易、交通和通訊的重鎮。 它迅速地傳到其他商業都會中心如費城、波士頓和巴爾的摩。這種新報紙極端有經濟概念——售價便宜、利用報童街頭叫賣，而且以廣告作為財源。政治上，它宣稱無黨無派；內容上，它聚焦於新聞。到底是什麼導致了這些改變？ 新聞事業的轉變和一些大的政治、經濟轉變有關，我稱這些轉變為民主市場社會的興起，包括經濟市場的擴大和政治的民主化，更精確一點的說法是，由支持「生活平等的都市中產階層掀起的政經民主化。我們可以自科技論點和識字普及率來看報紙的革命。 二、報紙革命的原因 科技論點 支持科技論點的人認為，印刷技術的進步、相關工業如鐵路運輸和後來電報的發展，是一份便宜、發行量大、以新聞為主題，且獨立的報紙能夠誕生的先決條件。這種論點與其說是經過仔細思考的理論，還不如說是對美國報業史的反射評論，但這看法還頗為廣泛，值得進一步探討。 科技的進步和一八三○年代美國報業的巨變當然有關。自古騰堡（Gutenberg）以來幾乎沒有改變過的用手操作的木版印刷，在十九世紀初已經進步為鋼版印刷。雖然不比木版印刷來得快，但至少容易操作，而且印刷品質比較好。接下來二十年內，一連串的發明，使人工操作的平台印刷不僅改為機器印刷，滾筒印刷更取代了平台印刷。美國第一本以蒸氣機器印刷的印刷品是在一八二三年。到了一八四叁年代，蒸氣機器印刷已完全取代了手工印刷。滾筒印刷取代平台印刷也同樣重要。這兩樣發明都是科尼柯（Frederick Koenig）的貢獻，他發明的蒸氣驅動的滾筒印刷在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率先由《倫敦泰晤士報》（London Times）採用，一小時可單面印刷兩千張，比最好的手工操作的平台印刷要快上十倍。但是他的發明並沒有馬上普及，一方面是操作滾筒印刷機需要很好的技術，二方面，它的印刷效果並沒有那麼好。再加上，它的快速印刷量並不符合一般印刷商的需要，因此早期只有報紙和雜誌在用它。一八四七年，《費城公共基石報》採用了科尼柯的「賀伊型）（Hoe Type）滾筒印刷機，賀伊型和之後的改良機種遂在十九世紀成為報業通用。一八五○和一八六○年代，因為刻版印刷的誕生，非常適合滾筒，滾筒印刷的方便性和速度又增加了不少。 十九世紀最大的科技發展是造紙技術。十九世紀時，印刷商最大的困擾是紙張不夠。當時的紙張主要材料是碎布。一七九九年，勞伯特（N. L. Robert）為他的弗卓尼（Fourdrinier）製紙機申請專利，但它仍然是以布作為原料。（一直到了1844年，人類才研究出如何以木漿作為紙的原料，1866年才引進美國 。）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布料化為紙漿的技術，仍是比紙漿化成紙的技術來得進步。弗卓尼製紙機的誕生縮短了製紙過程，一八二七年，當它引進美國後便被廣泛使用。 這些發明都和交通的改變有關。十九世紀初產生的鐵路和運河，使新的生產設備可以到達更大的市場。一八一○年，美國紙廠只能供應附近的報紙，但到了一八三○年代，鐵路運輸可以把最好的產品或機器設備運到較遠的地方。一八三○年，美國總共只有二十三哩的鐵路，一八四○年，美國鐵路總長為三千哩。到了南北戰爭時，鐵路總長已為三萬哩。 無庸置疑，這些發展都有助於報紙發行量快速成長，降低售價。（但同時，它也使辦報成為一個需要大成本的事業。）但科技發展與報業成長之間的關係不是純然單向的。十九世紀的發明大都是純機械性的，沒有數十年甚至數個世紀的知識累積不可能達成。若無刺激，印刷機和製紙機不會應需求而發明。人們對書本及報紙日益增加的需求，是史學家所謂的「對新發明的永恆刺激」。 較不為人注意的是報紙經常支持發明者，科尼柯的發明就是《泰晤士報》創報人華特（John Walter）所支持的。在美國，辨士報經常是最新引進印刷機器者。甚至我們可以說，是辨士報將蒸氣印刷機引進了美國報界，而不是因為有了蒸氣印刷機才有了辨士報。《紐約太陽報》以手工操作的平台印刷印製它的創刊號，一小時才印兩百份。數個月後，總編輯戴伊宣佈買進滾筒印刷機，一個小時可印一千份。當時，《太陽報》的快速成功已頗為人注目，以四千份的報份與最大的六辨士報競爭。到了一八三五年，當《太陽報》成為全美國第一家買進蒸氣印刷機的報紙後，它的報份已增至近兩萬份。 電報的發展也和上述科技發展一樣，和報業有著近似的互動關係。在辨士報已獲得市場成功後，電報於一八四○年代產生。報紙鼓勵了電報的發展，尤其是辨士報《巴爾的摩太陽報》。全美第一條電報電纜線是由華盛頓接到巴爾的摩的一條實驗性電纜，《巴爾的摩太陽報》的率先採用，鼓勵了較多人採用這種電報通訊，雖然許多報紙，和大多數的民眾一樣，不敢相信電報真的有用。 喩𨦼一八四六年，《巴爾的摩太陽報》用電報通訊的方式刊載了波克（Polk）總統的戰爭聲明，巴黎科學院拿它和原稿對比刊出，證實了電報通訊的準確性，使得法國政府決定在巴黎和布魯塞爾間裝一條電報線。 雖然湯普森（Robert LutherThompson）在關於美國電報史的論述中指出，一八四六年爆發的美墨之戰才是迫使美國新聞界使用電報的原因，但他所指陳的資料卻另有意義。他說《紐約前鋒報》的班乃特、《紐約論壇報》的葛里萊、《紐約太陽報》的新總編輯比其（Moses Beach）、《費城公共基石報》的史汪是最早完整利用電報的人。 這顯示當時只有辨士報率先充分利用電報，一如辨士報率先啟用其他新發明的機器一樣，並非辨士報熱中於戰爭新聞，而是辨士報追求新聞時效性的個性，使它們率先利用電報。 沒有十九世紀的科技發明，報紙要大量發行是不可能的。它們顯然助長了辨士報的成長，但它卻無法解釋辨士報為何會誕生？雖然科技論點和辨士報便宜的成本及大發行量有關，但對它特殊的內容，則毫無解釋。 識字率論點 這一個論點則值得考慮。我們可以說十九世紀教育和識字的普及刺激了人們對報紙的需求。這些新的閱讀者水準不高，所以品味簡單、實際。而且重視當地所發生的新聞。這個論點不但解釋了報份的成長，也解釋了何以辨士報重視地方新聞和人情趣味新聞。 和科技論點一樣，這個論點也像是美國新聞史的一個反射，很難去驗證它的對或錯。雖然我們很難追蹤科技的影響，至少我們知道那一項發明是在何時發明的或是在何時改良的。但對於十九世紀的識字率，我們幾乎所知無幾。大部分針對當時識字率的研究更傾向於文盲研究，也就是說，我們知道當時某一個村子的已婚男人中有多少人不識字，無法在他們的結婚證書上簽名；卻無法確知多少男人會閱讀。 即使在那些可以簽名的男人中，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的識字能力到底如何？他們有能力廣泛地閱讀嗎？還是可以閱讀報紙或聖經？ 當然，識字率不增加，報份便不可能增加。但光是識字率的增加會刺激報份的成長嗎？很值得懷疑！或許我們對識字率過於盲目崇拜了，完全不識字和識得一點字之間的差距未必具有很大的社會和心理意義；也未必代表抽象思考的能力和心智能力有大幅的躍升。或許它只代表我們對外在事物（包括印刷品的接收能力變得稍強。能否識字不僅和一個人的智慧與是否有機會接受正式教育有關，和周遭的環境與教育的特質更有關。 這可以下列兩點說明之。第一點：環境的本質會限制識字率的高低。瓦特（IanWatt）在描繪十八世紀的英國時道：「識字率無法提高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人們沒有誘因去學習。」他說： 學習識字是只有那些注定要從事中產階級行業，如商、政和其他專業的人士才需要完成的成就。既然閱讀本質是一個困難的心理過程，而且需要長期不斷的練習，只有極少數本身已經識字的勞工階層會去閱讀，而且他們大多集中在讀寫及工作所必需的行業中。 假如瓦特的理論是正確的，人們學習識字是因為閱讀變得愈來愈重要，那麼識字率這個論點便應倒過來看。我們與其去調查識字率，還不如從識字重要性的改變來確定識字率的高低；與其去查有多少人會簽結婚證書，還不如去看當時的廣告看板和店鋪招牌上的用詞，或者是去查當時咖啡屋及報紙的成長狀況。 要從報紙、文學、書籍等的改變來證明漸增識字人口的需求改變，毋寧是本末倒置的。無可否認，一個識字普及的社會和一個文盲社會有極大的不同，而且文字的誕生對人類意識的發展有絕對的影響。 但不識字的社群要達到識字普及化，是一個遠較想像中複雜精細的過程，而且極有可能是印刷普及導致的。 誘因促使識字普及化這個論點的視野也仍嫌狹窄。這就牽涉到我要探討的第二點：學習閱讀是一種社會過程，它的成功與否牽涉到教學者是誰？使用何種教材？還有學生對自己的感覺如何？比利時的教育學者佛耶（Paulo Freire）曾說過： 學習讀寫是讓一個人有機會了解「口語」的真正意義：言語是人反射思想的行動。既然它是人類的天賦權利，便不僅限於少數人所有。光是「說」，並不是真正的行動，假如它不能同時和表達自我、表達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創造、再創造、選擇、決定等諸種權利結合在一起的話。而這些權利的結合，就是人類參與歷史的過程。 因此識字普及的一大原因應是政治和經濟權力的擴張，也就是說感覺自己是歷史參與者的人增多了。十八、十九世紀的美國人比歐洲人更容易有歷史參與感，或許解釋了為什麼美國以識字普及和人民喜歡閱讀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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