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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一傢IKEA》精彩內容
第一章 一個傢具業者的根 1897年嚴冬，在那片包圍著埃姆特瑞農場的濃密森林裡，一場生與死的戲碼正開始上演。這個農場位於阿干那瑞，阿姆胡特往北大約20公里。這齣劇是關於種種晦暗不明的勢力──金錢、權勢、擁有權──關於遭到排斥的移民，以及一個私生女與出身良好世家的冒險青年的錯誤結合。 一切乃發軔於郵購。 阿喀姆•坎普拉（Achim Erdmann Kamprad）和太太法蘭西絲卡（Franziska）於1896年來到瑞典南部的翠勒堡（Trelleborg）。他年約三十，妻子小他四歲。同行的還有他們的兩個兒子：三歲的法蘭茲（Franz Feodor）和剛滿一歲的艾力克（Erich Erwin）。這對夫妻第一個兒子出生在1892年，甫落地就離開人世。 看廣告買外國土地 此刻，這家人正匆匆趕往史馬蘭。阿喀姆從德國一本狩獵雜誌上看到這則林地求售的廣告，他連親眼瞧瞧都沒有就把它買了下來。這個家族後來會成為郵購行業的一則傳奇，顯然其來有自。 這個年輕的小家庭搭火車前往阿姆胡特的途中，遇到駕著馬車的卡爾•約翰森（Karl Johansson），他住在馬科豪（Mo cklehult）。所以，他們便換乘交通工具，一路蜿蜒慢慢駛往阿干那瑞教區。這幾位旅人沿途凝視著湖水靜靜反射出的粼粼波光，可能一方面滿心歡喜，同時又百感交集；但其中勝過一切的，應該是這塊土地的神秘，加上這片無語松林的肅穆帶給他們的敬畏感吧。試想：連一個瑞典字都不認得，新鄰居想必對這群入侵者充滿懷疑。毫無疑問的，坎普拉一家人在向命運挑戰。 阿喀姆隨即投入這個新角色：一個擁有449公頃土地的領主。沒多久，他雇用一位馬車夫，這個車夫總是駕著車，忠心耿耿地在林畢（Ljungby）小鎮旅館外等他出來；阿喀姆經常在這裡出沒。也許他心底早已宣告放棄；也許，他早就決定把一切大小雜務都交給他那堅強而充滿幹勁兒的老婆處理。 和父親一樣，伐木是阿喀姆的專長；這項天賦血脈相承，一路父傳子、子傳孫，將來也許還會繼續遺傳給曾孫。然而，這片浩瀚森林帶來的問題，卻遠在這位林主的能力範圍之外。鉅額的投資必須有縝密的規劃，或許他確實有所打算，但財務限制卻讓他無法發揮。當這位新地主無力償還債務的流言傳開時，有些鄰居便動起收購這塊土地的腦筋了。 1897年春，一筆攸關阿喀姆性命的貸款申請遭到阿干那瑞儲蓄銀行拒絕。懷著滿心絕望與對未來的不祥預感，他回到家。根據傳說，他先射殺心愛的獵犬，而後舉槍自盡。諷刺的是，相隔三十年，他妻子又得再度承受悲劇的重演；她那年輕、軟弱、過度依賴母親的兒子艾力克，同樣選擇這條絕路。 在這場悲劇半年後，阿喀姆的遺孀產下第四胎，是個女孩。法蘭西絲卡獨自在異鄉撫養幾個孩子，還得收拾先生留下的殘局。還好，這名德國女子擁有過人的精力與管理天才，最終成為當地人人敬畏的老闆。而她的頑固也同樣遠近馳名。 幾近放逐般地寡居陌生天地，沒有可依賴的近親好友，她愈來愈不輕易顯露情感。但是，據說如果有流浪者來到家門前，她會毫不吝惜地伸出援手。她那股統領一切人事的慾望──「需要」也許更為恰當──充份得到明證。直到以八十高齡嚥氣的那一刻，她始終是個極其頑強、意志驚人、難以接近的強硬女子。也許是這個充滿敵意的環境，讓她一分一秒都不敢鬆懈。 當初，她和她先生為何要選擇來到瑞典呢？ 真正的動機我們不甚清楚。或許，幕後最大的推手，是阿喀姆的母親施冬妮亞（Sedonia）。她對這個一事無成的兒子深感失望，竟娶了個門不當戶不對的卑微女子。阿喀姆很清楚母親的不滿與反對，也許，僅僅這個原因，就足以讓他們選擇逃離。 法蘭西絲卡是個旅館老闆的私生女。當年，她母親不幸與一位富有卻已婚的工程師發生不倫之戀；當女方有了小孩，工程師拿出一大筆錢以求脫身。這名女子明智地運用這筆財富買下一間位於波西米亞─摩拉維亞地區（Bohemia-Mahren，譯註：捷克與斯洛伐克中部地區）的旅館。晉身有錢人後，她嫁給一位海關人員，並與他生了三個小孩。 阿喀姆的母親施冬妮亞以貴族身份嫁給地主坎普拉，但萬貫家財卻無法稍減命運帶給她的傷痛，她的十二個孩子中有九個不幸夭折。可想而知，她對倖存的次子阿喀姆的人生寄以厚望，而瑞典的農場似乎是個絕佳的發展契機。 阿喀姆的自殺，對他母親無異是情感上的一大打擊。然而，她也責無旁貸地挺身介入她那孤單兒媳所面臨的一團混亂。施冬妮亞不僅幫忙償債，更在關鍵時刻親自來到埃姆特瑞幫忙法蘭西絲卡──這個總是被她輕蔑地稱作「那愚蠢的傻瓜」的兒媳婦。她還為孫子請家教，讓他們在正式入學前先學習一些語言與數學。 繼兒子悲劇性的死亡，施冬妮亞三年後離世。她把在德國的部份地產留給阿喀姆三個年幼的孩子。這片土地出售得來的款項，再度讓埃姆特瑞這邊度過一次財務危機。七十年後，施冬妮亞的孫兒使這片德國故土重歸這個家族名下，以他的商業頭腦征服這片市場，建造一個遠比當年更為雄偉壯麗的城堡。 一個家庭尋根的歸程 這些僅是坎普拉家族移民史的簡扼摘要。人的一生，最深層最根本的基礎動力頗難認定。但或許上述這點背景，多少也促成一位瑞典商人邁向征服全球各洲的成功之旅。 本書宗旨並非描寫一個家族如何在勢單力薄的現實考驗下，與瑞典無情（精神上與肉體上皆然）的冰磧石抗衡的過程。最主要的目的，應是闡述一個家庭尋根的歸程。 法蘭西絲卡偶而會帶著三個孩子回到波西米亞─摩拉維亞，這種時候，埃姆特瑞就由工頭弗瑞茲•約翰森（Fritz Johansson）負責。約翰森同時也是這幾個孩子的財產管理人。長子法蘭茲直到25歲才正式接下整個地產的管理責任，那時他仍光棍一個。雖然由他掌權，但法蘭西絲卡實際上仍垂簾聽政，老鷹般地盯緊所有裁決。當法蘭茲決定把當地最富名望、規模最大商店老闆之女貝塔•尼爾森（Berta Nilsson）娶進門時，法蘭西絲卡百般不情願地接受這個無可奈何的事實，但對於這位善良且才華橫溢的媳婦，她始終冷淡苛刻對待。唯獨面對她那寶貝孫子英格瓦，她才終於把畢生為了應付史馬蘭黝黑森林無情考驗的種種強硬面具卸下，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溫情摯愛與柔軟。 在農場的生涯我們在教堂邊那些橡樹濃密的枝葉下，教他隨著留聲機起舞……他膽子很大，充滿冒險精神。他喜歡抓魚跟小龍蝦，總是把逮到的龍蝦塞滿襯褲後頭。他就是這個樣子。──I.-B.貝利（I.-B Bayley），英格瓦的表姊 我出生於阿姆胡特，皮雅特瑞教區的白十字婦產之家（White Cross Maternity Home），排行老大。前十年我們住在馬托（Majtorp），那地方位於阿姆胡特往皮雅特瑞的林畢路上。這片農地是我那在阿姆胡特開店的外祖父送給女兒貝塔──也就是我媽──的結婚禮物。他另外兩個女兒也同樣從他那兒得到一小份田產，算是提前繼承。商店本身則傳給兒子。 在那幾年當中，父親總是騎著單車或駕著馬車往返於他父親的農莊與馬托這二十公里之間。我祖父在埃姆特瑞的農莊當時仍由祖母管轄，1918年起才由父親接手。1933年我們搬回埃姆特瑞居住。父親以25歲的年輕生命接下這份產業；實際上，作個農夫並非他真正的願望，但祖母的話就是律法，他只能乖乖稱臣。 同樣的，叔叔儘管也對外頭世界懷抱憧憬，最後還是沒有離開。他愛上從倫德（Lund）來的一位銀行出納小姐，但祖母說：「你給我留在家裡。」他沒有反抗。最終，他選擇與他父親同樣的宿命，於1935年舉槍自盡。當時我9歲。那件悲劇造成的愁雲慘霧，我始終無法忘懷。 我很喜歡艾力克叔叔。他對山林頗有一手，是個了不起的釣客，槍法也絲毫不遜色。祖母的烹飪雖不怎麼高明，但仍可將他帶回來的野鴨烤成一道美味。 我母親受到所有人的愛戴，儘管生活在婆婆的陰影下，她仍能保持高度的幽默感。很少見到有人意志像她那麼堅強；對她而言，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我不曉得她心裡究竟怎麼想，但表面上她與父親夫唱婦隨，對祖母的決定言聽計從。一個「老夫人」，一個「少夫人」，大家都很清楚這中間的權勢差別。 很快地，母親便發現父親的生意狀況不佳，於是提議弄個客房生意。父親不怎麼熱心地同意了。我們把所有房間出租給夏日來訪的遊客，僅保留父母的房間，全家人便擠在這裡。同時，媽媽也向祖母借了些房間長期開放民宿。這些錢對我們實在是及時雨。 母親就是這麼一位沈默的女英雄。她在50歲前得到癌症，沒能真正成為埃姆特瑞的統治者。過世時尚稱年輕，才53歲，當時我27。若干年後，我以母親的名字成立一個癌症研究基金會，每年耶誕節，阿姆胡特的員工都會捐款給這個機構。 想到這些，我不禁熱淚盈眶。 媽媽躺在醫院那段日子，父親日以繼夜守在床側照顧她。他們兩人真的非常相愛。 農場有個馬夫名叫土爾•安得森（Ture Andersson），他兒子凱爾（Kalle）是我最要好的伙伴。在他家過夜，和他的兄弟姊妹擠在一起，是最最好玩的事情了；他們全部都睡在一張大大的絨毛沙發上，兩個頭朝這，三個頭朝另一邊。每次當家裡同意我在那裡過夜時，我便也踡縮在他們之中。那種感覺好棒。我是典型的群居動物：只有和其他人在一起，我才高興得起來。 流著商人的血液 另一方面，我想我是有點小聰明，因為我從很小很小就開始做生意。叔叔幫我從斯德哥爾摩的八八歐爾商店（eighty-eight-ore，譯註：100歐爾＝1克朗，瑞典、丹麥、挪威貨幣單位）買回我的首批商品一百盒火柴；那麼一大包只賣88歐爾。叔叔一毛錢都沒跟我拿，連郵資都不肯收。然後我就以每盒2-3歐爾的價錢轉賣，有時甚至賣到5歐爾，算來平均每盒邊際利潤有1-2歐爾。時至今日，我還能回味那種美妙的感受。而當時我絕對還沒超過5歲。 過一陣子，我賣的是耶誕卡以及牆壁吊飾。我自己釣魚，然後騎著單車到處兜售；我從巴士運來的越橘堆裡挑貨，送去利亞托（Liatorp）一位顧客那裡。到11歲，我的主要生意變成販賣帕森公司（J. P. Persson）園藝種子，這家公司位於納休（Nassjo）。這算是我的第一筆大生意，從中我可真的賺了一票。我不僅得以把母親那輛老賀姆牌（Hermes）腳踏車換成一輛嶄新的諾斯德南（Nordstjernan）賽車款，還幫自己添購了一部打字機。 也許我不是天生的農夫，但有一年夏天，我和一位朋友共同看守牛舍。這位朋友的名字是奧圖•烏瑪（Otto Ullman），他是德國猶太裔的難民，因為戰爭的緣故前來投靠我們。他不僅成為我的摯友，也曾與我共事過一段時日。 直到今天，我仍為自己能夠擠牛奶、用長柄鐮刀割草感到驕傲。 打從那時開始，賣東西就成為我的一種癖好。要說最大的的驅動力，大概就是賺錢吧；用一點點錢買來的東西，居然可以用比較高的價格賣出去，那種驚喜很難形容。但我記得曾有一次和父親漫步於草原上，他剛上完有關林木的訓練課程。我10歲。走著走著，父親說：「我想要在這兒弄個森林軌道，可是太花錢了。」緊接著我們走到別處，同樣的，父親滿腹計畫──而問題也都一樣：缺錢。 我記得當時心裡想著：假如可以幫忙爸爸就好了。要是有錢的話，我就可以……要實現某個理想，你勢必得先有辦法。 我是這樣想的。有一回，我錢花得太凶，父親答應借我90克朗（約11美元）；當時那可是一大筆錢。另一次，利亞托鎮上斯堪斯卡（Skanska）銀行經理艾克斯卓姆（Ekstrom）先生拗不過我，借給我五百克朗（約63美元──簡直是天文數字）。有了那張銀行本票，我得以從巴黎訂購五百支鋼筆。 基本上，這可以說是我這輩子唯一一次「真正」的貸款。 外祖父：最好的玩伴 我的血管裡流著生意人的血液；母親來自阿姆胡特首席的貿易世家。她父親卡爾•尼爾森（Carl Bernard Nilsson）──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出身鐵器商，經營的商店成為阿姆胡特第一把交椅。母親的兄弟瓦特（Valter）成為繼承人。他的經商本領沒那麼出色，但是個獵人，也身兼扶輪社員、商會成員的角色，善於交際應酬的他還讓我當了一陣子的小跟班。 尼爾森商店（C. B. Nilsson）是間鄉下的傳統商店，裡頭有四、五個助手，店裡瀰漫著鯡魚、太妃糖、皮革混合的氣味，寬闊的後院養著一堆馬兒。天地之間，你想的出來的玩意兒都可以在這裡買到，連炸藥都有。我什麼名堂也不是，只有在興致來時充當跑腿打雜的小弟。外祖父從來沒真正要我做過什麼事兒，有些時候，我可以就這麼在店裡待上一整天。 外祖父在這世上有項至寶，那就是我。他是我最好的玩伴。那些年裡，我有兩個假想的印地安玩伴，坎佛特（Kamfert）以及山恩（Schane），他們和我如影隨形。再來就是外祖父了。我暱稱他為G（因為這是外祖父這個單字的第一個字母）。 我們四個一起建築堡壘宮殿，一起說故事。外祖父──他是個身軀肥胖的人──和我，加上坎佛特與山恩，我們會在晚餐時爬到桌子底下，然後他們三個一塊跳上車跑掉。外祖父深懂遊樂之趣，全盤接受我的憑空想像；他也相信什麼都是可能的。 遺憾的是，現實的商業生活裡，外祖父也同樣是這麼仁慈的一個好好先生。於是，收帳發生了問題。 尼爾森商店消失了，但從某種含義上，IKEA可謂是偶然地承接下來。一九六○年代的某一天，當瓦特終於不得不關門大吉時，我把整塊地與鄰近地帶一併買下。就著原本房子的地基，我們蓋起目前的旅館。 多虧那塊地──以及從地區審議會手中購得的其他土地──我們才能夠從當初發展IKEA的中心逐漸往外擴展。IKEA最早是在阿姆胡特車站正對面，中間隔著鐵軌。也因為有那塊地，兩邊家族可說都為這個企業紮下根基──我父母雙方的家族都有貢獻：當初那間鄉村商店，為今天這間傢具店奠定基礎；而這些傢具的原料，則來自那片森林裡的樹木。 祖母：家族中的主宰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 我的祖母法蘭西絲卡──人稱芬妮（Fanny）──不僅對我一生影響至鉅，對整個家族亦然。雖然家庭單純，她卻是個非常聰慧的女性。爺爺這邊的出身就比較高貴了，我們能一直追溯到十八世紀，曾祖父撒迦利亞（Zacharias August）娶了一位貝倫史坦氏貴族（von Barenstein），而坎普拉家族原本是不具貴族身份的。我手上仍保有一把家傳的寶劍，至今仍是個謎；握把上鏤刻著英國女皇授與的嘉德勳章（Order of the Carter，譯註：英國最高勳位）格言：「願心懷惡意者遭辱」（honi soit qui maly pense）。 這把劍究竟打哪兒來，沒人曉得。 有一次我前往波蘭的途中，發現一個坎普拉姓氏的墳。事實上，這個姓氏到處可見──荷蘭有一分支，另一支從德國薩克森省（Saxony）來到烏克蘭的敖德薩（Odessa）。曾有位來自芬蘭的老先生想找我談談，他們家族也姓坎普拉，只是尾巴多了個dt。我個人對這個家族的分布沒什麼熱忱，但我兒子約那斯（Jonas）倒是顯出高度的興趣。 我祖父的爸爸是波蘭很大一省的合格林務官，而且在他遷到瑞典後，仍同樣有林務方面的訓練。家中其他成員則在奧地利一間講堂接受教育。據說，如果家族不能回溯十二到十四代的話，就無法取得那裡的入學資格。 所以說，坎普拉氏乃「上流階層」。我祖母當然瞭解自己與「他們」之間的距離。祖父愛上出身低微的她，並不顧家庭反對，堅持將她迎娶進門。我相信，這件事影響了她一輩子。 祖父猝死後，她必須設法熬過去。曾祖母施冬妮亞曾幫忙他們過渡一段時期，並為三個小孩請家教，這三個孩子是我父親、他弟弟艾力克、妹妹娥娜（Erna）。父親曾在一所天主教修道院學校上課，那對他影響深遠。稍後，他們都到倫德上學，與他們的祖母同住了一段時間。 在瑞典早期那段困苦生涯，改變了我的祖母。人生與她原先所想的截然不同。失去丈夫，她必須扮演起主人的角色。當時的埃姆特瑞，擁有一名馬夫與兩名在農場幹活的工人：安得森、希爾丁•休斯壯（Hilding Sjostrom），以及安得斯•科林（Anders Colle𣜃n）。我還記得每天晚上的固定儀式：分裝成兩三桶的牛奶被送到祖母的廚房，接著她開始分配。先是她自己，繼而是我們家人，再來是工人與馬夫，最後是附近的佃農，他們通常向我們買牛奶。這些佃農禮貌地謝過祖母，轉身各自回家。 「你敢碰我孫子一根寒毛」 一年舉行兩到三次的屠宰，祖母必定到場監督。祖母稱之為世界上肉（Weltfleisch）的新鮮肉，是馬上要用的。她在那兒確定她和我嬸嬸都拿到最好的部份，剩下的就用鹽醃漬，放在一個大盤子裡，拿到地下室貯存。經過一段時間，那些肉的色澤轉呈一種藍綠。 祖母有個奇怪的習慣：老肉吃完以前，她不准我們動用任何新鮮肉。母親總是分到最老的部份。她會先把肉泡幾天水，甚至幾週，好把裡面的鹽份溶解掉一些。可是當這些肉終於上桌時，卻還是鹹得教人難以入口。 祖母和我母親之間一直存有一種張力。大體而言，父親相當盡職地扮演兒子的角色，為他母親出了很多力。每天清早，他就起身把所有爐火燒起來，以免祖母起床時受寒。祖母為人專制，大家都對她敬畏有加，但她卻非常疼我。我從來沒在她那暴君般的脾氣下吃過任何苦頭，這是農場其他人幾乎沒有的待遇。 我記得曾有這麼一段往事。 母親養了一大群雞，牠們的活動很自由。我很少受到父母的懲罰，但有一回，一隻可憐的雞不幸被我逮到，我還扭牠的脖子。這可讓父親光火了。他從農場一路追過來，我見狀立即拔腿狂奔；這時，站在廚房階梯上的祖母拚命拍著膝蓋，大聲喊著：「快跑啊，快跑，英格瓦，趕快跑𣘼」 當父親追到只剩幾公尺時，祖母一把揪住我，並對著他揮拳：「你敢碰我孫子一根汗毛的話，就給我試試看！」 由此，就不難想見我對祖母的情感了。她不僅保護我對抗外界，在我年僅5歲開始做買賣時，她更成為我最特別、最忠實的顧客。不管有沒有需要，她總會來向我買點東西──不多，但永遠會帶點玩意兒。那給我很大的鼓勵，促使我進一步去向鄰居兜售商品。當她過世時，我們在她的遺物中發現一個箱子，裡頭全是鉛筆之類的雜物，都是從她孫兒那裡買來的。 一九三○年代初期──我最多9歲──祖母開始告訴我，她在故鄉蘇台德（Sudetenland，譯註：捷克北部一地區）的親戚現在處境有多糟，因為1919年的凡爾賽條約將那塊地方劃為捷克的版圖。我記得她為此難過不已，淚流滿面。每個月她都會送一箱衣服，農場有輛車就是專門運送這些衣物的。當時，食物與一公斤內的咖啡准許郵遞。郵局有一張清單，你必須把每件包裹的內容物照實填好。 我的母親也會寄一些包裹給親戚；很顯然，他們的日子也相當不好過。 支持德國化 祖母成為希特勒（Hitler）的信徒，對他提出的建設大德國（Greater Germany）無比尊崇。一來，她自認是德國人而非瑞典人；更精確地說，她覺得自己生下來就是個蘇台德區的德國人，當然不可能叫做什麼捷克人。儘管現在她已成為其他國家的公民，但仍舊心繫故鄉，掛念那些被驅逐出境的同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孩子們都還年幼，她經常做一件事：把百廢待舉的農場交給馬夫看管，隻身一人跑回德國南方的家鄉探望。 一次大戰過後，許多事情都變了。祖母無法再回德國；而她的親戚當時則住在捷克。祖母時常告訴我，留在蘇台德的德國人受到捷克當局何種壓迫，我聽了簡直感同身受。1945年，二次大戰剛剛結束，和平重回人間不久，祖母即撒手人世。她來不及知道，捷克與德國分別由哈維爾（Vaclav Havel）與柯爾（Helmut Kohl）代表，互相懇請對方諒解過去發生的不公不義。直到臨終前，她的一顆心依舊與她的同胞一起受苦。她這生最快樂的日子就是1938年，希特勒入侵蘇台德，占領德國故土的那一天──為此，她還特地開了一場咖啡派對，宴請所有鄰居。 在這些事情上，父親也頗受祖母的影響。以政治立場來說，他年輕時曾醉心於社會主義，但隨著年歲增長，他日趨保守與支持國家主義，成為不折不扣的反共產黨份子。他也自認是個德國人，對於祖母那邊的親人所經歷的苦難同樣深感悲痛。也許父親不像祖母對希特勒那麼狂熱，但也毫不掩飾對他的崇拜。畢竟，這是「拯救」了蘇台德德國人的英雄；這麼一位要統一所有德國人的大人物，會有誰不喜歡他呢？ 當地許多人認為父親是個標準的納粹份子，或是在背後偷偷叫他小納粹。我可以理解這種情形，但我相信父親從未真正成為瑞典納粹黨或新瑞典黨（Neo-Swedes Party）的一份子。不過，一個同情者與入黨者之間，有時也只有毫釐之差。 我深愛我那執拗的祖母與善良的父親。他們經常敘述的故事，讓我理所當然地主張「支持德國化」（pro-Germanized）。 滿天的宣傳單從德國傳來；張張動人的照片，盡是些穿著制服的英挺青年圍繞著營火席地而坐，旁邊的小字說明他們正朝著偉大建設之路邁進。祖母給我看過一本叫做《信號》（Signal）的彩色雜誌，裡面也充滿各種吸引年輕人的東西。很自然地，我年幼的心靈認為：希特勒伯伯真偉大，他為祖母的親戚做了這麼多的事情，尤其是對小孩與年輕人。 和大多數人比起來，我可能比較容易感動些。像慶典之類的東西往往就能打動我的心。每逢什麼國定假日或特別的節慶，艾力克叔叔（後來自殺的那位）都會在農場升起旗幟，那種莊嚴神聖總是讓我泫然欲涕。每回在學校裡唱國歌也一樣。直到成人後，我還是這副德行，你說它是無可救藥的感性也好，淚腺特別發達也好。大約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吧，有一次席格•魯夫格蘭（Sigurd Lofgren）和我待在丹麥漢默貝克公司的地下室。這裡已被我們弄成一個娛樂室。席格是我非常信賴的一個朋友，也曾擔任IKEA的會計多年。當天，他朗誦了一首瑞典浪漫詩人安得森（Dan Andersson）的作品，同時我們互相握著手。從頭到尾，我不斷強忍著瀕臨決堤的淚水。 如今我可以這麼說：與祖母的親密關係，簡直要了我的命。那在實際上孕育出的一種思想，對我的人生產生無法逆料的後果。當我遠遠脫離孩提時代的政治立場偏差，不再支持納粹與法西斯；當我成熟後幡然省悟，明白自己年少時的天真無知，我仍必須為這番德國思想的影響付出代價。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這生當中，可能再沒有人像祖母這般影響深遠，也沒有人能造成同等的遺憾。而她卻是這麼的疼我。 看更多精彩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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