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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革命的結構**調價了**》
科學的哲學發展史中的孔恩刦傅大為 本世紀英美科學的哲學的一些歷史因緣 𤪦𤪦十九世紀末，歐洲哲學傳統的風貌大概是這樣的：黑格爾的傳統慢慢衰退，學者不斷地在爭論到底他們的大師的原意究竟是什麼，但他們卻愈來愈無法從哲學來了解當時正在迅速變遷的世界。唯心傳統慢慢從歐洲的舊中心轉移到一些邊緣地帶，如英、美等國。同時，歐洲的舊中心郤發展出幾條極具活力的新路徑（主要在德國）：胡塞爾(E.刼Husserl)反對心理主義、歷史主義，弗列格(G.刼Frege)也反對那些充滿歷史味、心理主義味道的東西。配合著十九世紀末數學與邏輯的新發展，他們很明顯地走上一條清晰的、非歷史的、非心理性的路徑，而這種路向的典範科學當然是邏輯與數學。弗列格（胡塞爾後來發展現象學，此處就略過不提）於是和當時歐洲許多邏輯學家共同推進這個新思潮。弗氏重新改革亞里斯多德以來的形式邏輯，發展出一套強有力而應用廣泛的符號邏輯，並且相關聯地也發展了集合論，企圖進一步整理整個數學的領域。另外希伯特(D.刼Hilbert)也提出了一整套蔅形式化"數學的大計劃。匹亞諾(G.刼Peano)也已經將算學系統予以"公理化"(axiomatization)。同時，牛頓力學在當時的發展也越來越數學化，形成所謂的蔅理性力學"(rational刼machanics)。馬赫(E.刼Mach)與赫茲(H.刼R.刼Hertz)等人都注意到力學中內在性、分析性的數學結構。赫茲甚至嘗試將一部份物理學泋公理化。 在這個大背景下，羅素、懷海德的《數學原理》，以及"將數學化約成邏輯"的口號就更為突出，深深地推動了當時的新思潮。同時，以維也納大學波茲曼物理學講座教授席立克(M.刼Schlick)為中心的"維也納學圈"（以下簡稱"學圈"）也大步向前邁進。它吸引了柏林大學物理教授萊興巴哈(H.刼Reichenbach)、想用羅素的符號系統來形式化特殊相對論的物理學研究生卡納普(R.刼Carnap)，另外還有物理學家如法蘭克(P.刼Frank)、韓波(C.刼Hempel)、法學家考夫曼(F.刼Kaufmann)、社會學家諾拉(O.刼Neurath)等。一些邊緣人物如早期的維根斯坦、早期的巴柏(K.刼Popper)、許多當時年輕的哲學研究生（這些研究生後來多成為美國分析哲學中的重鎮）也都或參與或附和地加入了許多"學圈"的活動。 𤪦𤪦從一開始，蔅學圈"便把赫茲的暫時目標──公理化力學──加以絕對化，並以他的《力學原理》為範本來引導"學圈"的邏輯大計劃：公理化與形式化自然科學。"學圈"中的物理學家在接受邏輯新思潮的洗禮後，開始覺得他們原來的物理語言太曖昧，需要進一步的加以澄清、定義，這使得他們一開始便非常重視科學中的推論過程與邏輯結構。 𤪦𤪦另一方面，"學圈"一開始便專注在牛頓力學與相對論這些時代寵兒的形式數學結構上，氣勢上顯得咄咄逼人。他們以邏輯與數學分析為利器，根據他們對科學史中一小段的一部份之權威的信心，提出劃分有意義與無意義的"檢證"標準（或說是區分"科學"與"形上學"的判準）。重視科學理論的邏輯結構、並用邏輯分析來區分科學與非科學──這兩個特性一開始便多少決定了二十世紀上半期英美科學的哲學（以下簡稱"科哲"）的發展。 𤪦𤪦首先，科哲的目標並不在了解自然科學，"學圈"中的物理學家特別重視如何以邏輯程序去了解為什麼相對論否定了牛頓力學、以及科學間彼此的"邏輯化約關係"（如把熱力學化約到統計力學中）等。進一步，他們從當代最先進的物理學中挑選出一套"邏輯檢證結構"來討論一些較"不成熟"的科學（如生物、社會科學等）中應該改進的地方。他們也討論一點科學史的發展，但大部份是集中在他們的邏輯利器的光輝史上（如邏輯史、幾何史、時空問題的演變、決斷實驗史等)。 𤪦𤪦其次，為了要改進他們的檢證標準，這些科哲學者並不需要太熟悉普通科學演進史的內容。這是因為對集團中的人來說，檢證標準本來就不是用來解釋科學史上的科學家的行為的。相反地，科學家的行為正需要一個客觀標準來蔅澄清與糾正"。所以，改進檢證標準的壓力不是來自科學史，而是來自一些基於邏輯考慮的反例。因在他們看來，科哲的檢證標準基本上是一個邏輯問題。 𤪦𤪦但是，邏輯的利刃是兩面都鋒利的。當初提出的許多檢證標準極易被許多反例攻擊（這些反例往往與科學理論沒有多大的關係。例如，在討論檢證原則時，有人提出這樣的反例﹕既然「所有的烏鴉都是黑色的」這一命題與「凡不是黑色的東西就不會是烏鴉」的命題在邏輯上等同，那麼如果我們目前看到一雙白鞋子，是不是說我們就為「所有的烏鴉都是黑色的」這一命題提供了一次符合檢證的例證呢？因為，顯然地，我們所看到的白鞋子是「凡不是黑色的東西就不會是烏鴉」一命題的例證之一。這樣的看法邏輯上看來毫無毛病，但顯然與我們的直覺有所牴觸。要證實所有烏鴉都是黑色的話，我們直覺上覺得必須找烏鴉來看看，而與有沒有白鞋子、黃帽子似乎是不相干的。但問題就出在這裡。科哲學者為此投擲上百篇以上的論文與精力，希望解決這邏輯與直覺面的矛盾）。於是科哲學者花了幾代的功夫一直在修改這檢證標準，或修改什麼是可被檢證的基本單位。相關的一個問題是：一個科學理論如何能夠被驗證？卡納普、萊興巴哈認為驗證的工具是歸納邏輯，巴柏則反對歸納邏輯而提出"否證邏輯"。於是又有成百的論文在討論歸納邏輯的基礎問題。在這種情況之下，歸納邏輯、概率論、多值邏輯、甚至後來的模態邏輯在分析哲學家的推動之下倒是有長足的發展。但是，發展出這麼多精緻而繁麗的邏輯系統之後，它們和科學研究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呢？這些系統可以澄清與糾正科學思維與語言嗎？即使真的有可能，科學家會接受糾正嗎？如果科學家認為他們根本不必接受這些邏輯教育訓練就可以研究科學，且認為科哲對他們的糾正無關緊要，這些科學家就是非理性嗎？這些問題仍然存在。 𤪦𤪦仔細反省之後，我們可以說二十世紀前期的科哲發展似乎慢慢地遠離了科學本身。科哲學者對科學的了解並沒有較大幅度的進步，往往還落後於更早期的科哲學者，如杜恩)P.刼Duhem,刼1861𦴪1916)。他們先前用來研究科學的工具，如“邏輯結構”、“歸納邏輯”等，到後來反而成為被專心研究的對象。工具成了目的。早期提出一套“檢證標準”的使命感，現在大致上都已經放棄了。對“科學解釋”的問題，現在不少人是以“整體主義”holism的態度來看。但是這種把一切打成混沌一片的態度，似乎對科學提不出什麼比較具體的見識，反而與分析哲學的其他研究方向有更密切的溝通與合流（如語言哲學、意義問題等）。 𤪦𤪦另一方面，對“歸納邏輯”的研究後來也使他們遠離當初心目中的科學。他們討論“決策理論”(decision刼theory)、討論“理性行為”、討論概率論、討論統計學的基礎與運用問題。於是半世紀之久的歸納邏輯家逐漸與時代的新寵兒──統計學家合流。科學的哲學並沒有死，只是它的名字、內容、與目的逐漸改變了。科學的哲學是否該有個“回歸科學本身”的運動呢？沉默了近半個世紀的“科學史”從五○年代開始，正朝著這個方向去推動科學的哲學。 (二）科學史研究的一些發展對科學哲學的影響與挑戰在過去，英美研讀科哲的學生可以不必選讀大一的科學課程，甚至可以忘掉高中所學的科學知識，但不能不懂邏輯、歸納法、語意學等基本的教材。英美的科學的哲學始於受“邏輯與數學發展”的感召，其發展的利器也是那兩面鋒利的邏輯分析。所以上述的科哲發展情形，以及科哲教育的格調，應該不會使人感到驚訝。但是，這一發展路數也逐漸地讓出一條路來：從科學史、或“科學發展”的觀點來討論科學的哲學。我們也許可以這樣猜想：如果“科學史”這個研究導向有足夠的推動力的話，未來攻讀科哲的研究生也許可以不懂高等符號邏輯、語意學，卻不能不讀科學史、科學社會學、甚至哲學史這些基本教材。這種科哲典範的大轉變是可能的，但到現在仍不明顯。 𤪦𤪦讓我們現在從科學史這門學問的發展史來看它可能給科學的哲學帶來什麼新視野。 𤪦𤪦從十七世紀歐洲科學革命後，科學的地位便不斷地提高。幾百年來不斷地有人編集一大堆資料來證明科學的進展，並展示出人類科學知識的最新形象。因此這類大部頭著作往往只有些史料的價值，而且這些史料在“以今觀古”的科學進步史觀的籠罩下，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 𤪦𤪦現代科學史的研究大約始於修艾爾（W.刼Whewell,1794—1866）、馬赫、杜恩這幾個人的努力。過去修艾爾被彌爾（J.刼S.刼Mill）的光芒蓋過，埋沒了近一世紀，他的思想全貌在七○年代之後才引起學者的注意，現在已是大家熱烈討論的對象。馬赫的實證論過去可能被庸俗化了，最近費若本（P.刼K.刼Feyerabend）甚至用馬赫的一些思想來鍼砭維也納學圈以來的科哲傳統。至於杜恩的思想，連“學圈”的科哲傳統也從其中受益極多。杜恩從哥白尼革命與十九世紀光學革命等科學史研究中歸結出“簡約論”或“約定論”（conventionalism）做為科學理性原則（例如，因為哥白尼系統比托勒密的在直覺上更為簡約，所以大家約定採用哥白尼的系統，雖然當時並沒有天文證據支持哥白尼的優於托勒密的說法）。從邏輯觀點來看，他的“簡約論”或“決斷實驗無用論”非常簡單，何必費勁投身於科學史才歸結得出來呢？我想這正是科學史的要點。從邏輯觀點看來簡單，正表示邏輯與科學發展二者關係十分薄弱。在孚寇（J.刼B.刼Foucault）從事決定粒子說正確還是波動說正確的決斷實驗之前，歐洲的光學界早已接納波動說。並不是科學家都了解這個簡單的邏輯問題，因而不重視決斷實驗。從科學發展的觀點來看，光學界棄粒子說而採波動說，尚有更重要的理由。當我們要解釋科學發展與知識的成長時，高度抽象的邏輯在豐富的歷史過程中總是顯得空泛而不切題。另外，從孔恩以來，科學史界已大致確定哥白尼革命並不是建立在“簡約性”之上，而使杜恩的簡約論大受打擊。有趣的是，從邏輯的觀點來看，如果兩個理論都能解釋同一套觀測資料，比較簡潔的理論應當較優。但是科學史告訴我們：科學界面對兩個能解釋同一套資料的理論，不一定挑中較簡約的那一個。那麼科學知識的成長與科學發展的理性基礎究竟何在？研究科學的哲學，我們得（至少暫時）跳出邏輯，走入歷史。 𤪦𤪦科學史大約在誇黑（A.刼Koyre姙,1892—1964）之後才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二十世紀上半期科學史的一些新發展，大致來自幾方面的影響。首先是哲學史方面，因為研究哲學史需要同情地去了解彼時的觀念系統，而不是冒冒然地用現代哲學的觀點去評判古人得失。研究科學史出身的誇黑大概是過去在這一方面做得最成功的人。他的《伽利略研究》（Etudes刼Galile姙ennes,1939）一書，對十七世紀的科學做了詳盡的泋文獻分析（textual刼analysis），這一方法幾乎是在他之後的科學史家從事研究工作的範本。另外，新康德學派研究哲學史所使用的泋預設分析（presupposition刼analysis），應用到科學史上也極有助於了解許多科學研究的傳統。 㺪𤪦𤪦其次，科學史研究的許多新發現，使得科學史對科學革命、科學發展、理性等概念有了更新的意義。杜恩對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時代的科學史研究，使我們重新“發現”中世紀的科學，以及它在十七世紀的科學（如伽利略的）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誇黑則進一步在內容分析上顯示：伽利略科學在反對亞里斯多德科學的意義上並不是向前走，而是開倒車──回到柏拉圖主義的傳統。另外，巴特斐（H.刼Butterfield）、孔恩等人研究的結果也發現，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真正借助於“實驗方法”的地方並不多。彼時科學革命的特點在於：從傳統觀念的資源中重新組合與轉化出一套新的觀念系統來。培根當初“自然誌”的實驗、歸納等大計劃則仍然停留在口號階段。採集、編纂無數自然誌與“實驗”的工作，在當時雖然有波義耳、虎克等人的努力，卻在牛頓、笛卡兒諸科學的籠罩之下慢慢失去了影響力。培根式的諸科學，如化學、熱學、電學、磁學等，要到十八、十九世紀才慢慢開花結果。總之，歐洲近代科學的傳統不是一個“理性、啟蒙”的近代傳統，而是兩個傳統；一是古典的傳統（包括力學、天文學、數學等），一是培根式的科學。另外，在古典的傳統中，角逐歐洲近代科學后冠的歷史，並非牛頓流派一支獨秀的歷史。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前半）是牛頓流派與笛卡兒派互相競爭新科學、新自然哲學這些頭銜而激烈鬥爭的時代。牛頓科學最後勝利，使得後世對近代科學興起過程的看法都改變了。其實，十七世紀這種對峙的局面，大大地影響了近代科學、哲學的發展。笛卡兒派的挑戰方向，逼使牛頓派的發展走向一特定的方向，也使得後來笛卡兒的新科學流派在啟蒙的伏爾泰（牛頓在法國的天才宣傳家）口中成了“傳統、舊勢力的一部份”。 𤪦𤪦科學史界在二十世紀的新發展，其影響所及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來談。（這裡所說的科學史，指內在史或思想史的部份。至於科學史的外在史或社會史，在本世紀後半段也有長足的發展，尤其是近年來，已有超過科學思想史的趨勢。但因它與孔恩沒有直接關係，這兒就略過不表）。 𤪦𤪦首先，新發展嚴重地打擊了“啟蒙時代”自十八世紀以來所代表的光明、理性、希望的形象。它向所有繼承啟蒙理想的近代與現代學術挑戰，包括以維也納學圈為主流的英美科學哲學界。啟蒙時代的人或隱或顯地仰望的幾位巨人，如伽利略、牛頓、培根、笛卡兒等人的形象，以及他們在前啟蒙時代的許多活動，現在都慢慢被發現與過去他們的“啟蒙形象”頗不相稱。杜恩可能是最早指出牛頓科學方法論中的宣傳性質的人（因為它在邏輯上實在不易站得住腳）。大概是他率先開始打破兩百年來歐洲牛頓崇拜的習俗。不過這一點也同時呈現出科學史上的一個有趣的問題：嚴格的邏輯論證在科學活動中十分重要嗎？整個維也納學圈的發展，都在企圖建立一個肯定的論點）。事實上，當初牛頓為了抗拒強大的笛卡兒學派的挑戰，才提出“不臆想假說”這一嚴格經驗哲學的宣傳口號的。這個口號，以及後來在哲學上進一步的論證（如洛克所做的）對牛頓派的科學發展非常重要。另外，費若本很早就指出宣傳性的論證（大多為無效論證）在伽利略科學發展中的重要性。其實，伽利略、刻卜勒等人所代表的古典科學的傳統既然有這麼多的資源借自中世紀，那麼，啟蒙時代的光明、理性與中世紀的黑暗、玄想相對立的傳統看法，就產生很大的問題了。同樣地，在面對歐洲十九世紀唯心傳統時，許多承自這種啟蒙式對立提法的新提法（如科學─形上學、有意義─無意義、可檢證─不可檢證等等）也都面臨許多新的挑戰。 𤪦𤪦其次，在對前啟蒙時代的巨人及其傳統做內容分析以及預設分析時，許多人發現這些科學研究傳統的預設中有不少“形上學”的因素（如早期的E.刼A.刼Burtt、羅孚若，稍後的誇黑，以及最近的孔恩等人之研究所顯示的）。伽利略的柏拉圖式的思考方式、及他“在思惟中做實驗”（thought刼experiment）的格調，笛卡兒明白地用上帝的許多屬性來推演慣性律、動量不減律，牛頓在“經驗科學”之外對“精神性的以太”的玄思、對煉金術的專注等，都是最明顯的例子。這些“形上學”的因素往往在科學發展中扮演很重要的啟迪（heuristic）角色。啟迪的方向往往決定了一個科學研究傳統的發展路數。但這種“發現的邏輯”（logic刼of刼discovery），傳統的科哲學者向來不予重視，認為那是心理學的領域。但是科學史的許多研究正是以發展或社會學的眼光，分析指出這種啟迪方向的重要性。啟迪方向不但是可以分析的，而且是了解科學結構與發展的重要線索。於是維也納學圈的另一個根本的區分──“驗證情境”相對於“發現情境"──也顯得問題重重。 𤪦𤪦最後，對許多“科學革命”（一個新理論完全替代一個舊理論的歷史事件）作科學史的研究，所得的結果也非常有趣。“學圈”當初在劃分科學與形上學的區別時，一定也涉及過這麼一個問題：一個科學理論憑什麼優於另一個科學（或玄學）理論？大致上，他們提出如歸納邏輯、否證邏輯（conjecture刼&刼refutation）等判準來決定。可是，既然是“科學的哲學”，這些判準是不是便能解釋科學史上的許多革命事件呢？自哥白尼革命起，科學史便進入了“革命時代”，笛卡兒革命、牛頓革命、化學革命、光學革命、達爾文革命相繼而起，更不要提還不滿一百年的相對論、量子論的革命了。有趣的是那些判準都不能解釋這些革命的發生與發展。這個尷尬情況已為誇黑的一些聲音最大的私淑弟子（如孔恩）很有力地指出來了。如果情況真是這樣的話，科學的哲學專家肯不肯說幾乎整部科學史都是泋非理性的𠯢呢？──因為科學的發展不符合他們的理性判準。他們大概不太願意隨便犧牲科學在過去的光輝形象，因此又提出“應然─實然”（ought𦴪is）的區分；但仍不能解決問題。對所有的科哲專家而言，這個源自科學史的挑戰關係到科學的哲學的未來發展，非得卯上全力與之周旋不可。由於這是一個發展性很強的研究領域，筆者不擬在這裡做什麼臆測。 𤪦𤪦上面是對二十世紀以來科學的哲學、哲學史的發展與孔恩有關係的部份的簡短介紹，可以做為討論、研讀孔恩及《科學革命的結構》（以下簡稱《結構》）一書的背景資料。下面要談的是《結構》這本書的發生，與它出版後所導致的發展。 孔恩的心路歷程 𤪦𤪦孔恩是哈佛大學的物理學博士。他在當研究生的時候，偶然得到了一個機會，要講授十七世紀力學的起源。年輕的孔恩於是讀了一些亞里斯多德與中世紀的物理學。但是孔恩很快就發現十七世紀以前的物理學絕大部份都是錯誤的。他的結論是：十七世紀以前的物理學對十七世紀的力學毫無幫助；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幾乎純粹是無中生有的創造。 𤪦𤪦雖然這是個極為通俗的結論，孔恩卻根據這個結論提出了一些極重要的問題。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孔恩由物理學轉向科學史、科學的哲學、並在科學的哲學界投下一顆強力炸彈，其震波至今仍是方興未艾。這顆炸彈的化身《結構》一書，依筆者的估計，可能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在美國人文、社會學界流傳最廣的一本科哲論著。孔恩當年所提出的問題是：在物理現象之外，亞里斯多德對自然、社會的觀察非常敏銳，這在他生物學、政治學的著作中表現得十分清楚；為什麼他的才智一碰到物體運動問題就發揮不出來了呢？他怎麼可能對物體的運動現象說了那麼多明明是荒謬的話呢？最後，為什麼他的觀點可以支配人心兩千年？ 𤪦𤪦對於最後一個問題，啟蒙時代的答案是：因為迷信與權威崇拜；維也納集團的答案是：因為形上學語意的混亂、沒有驗證標準等等；科學史外在論派的答案是：因為特殊的經濟、社會條件，以及利益結構。但是，孔恩能在這些流行的答案之外另求出路。結果他能上接誇黑以來科學史內在論的一些傳統，以及二十世紀上半葉歐洲新康德主義的另一些傳統，自成一家之言。 𤪦𤪦孔恩解答這些問題的線索，得自於一次戲劇性的經驗：１９４７年的一個極熱的夏天，孔恩在反覆翻閱那本他認為幾乎是全泋錯𠯢的亞里斯多德物理學，突然他似乎開始能夠讀懂這本物理學了。許多過去認為是大錯特錯的陳述，突然間幾乎都消失了。他能夠了解亞里斯多德為什麼這樣寫，他甚至還能預測下幾頁他要說的會是什麼。他仍然能看到這本書中的一些困難，但那已不是當初孔恩所感到的對或錯的問題了。孔恩學會從亞里斯多德典範來看物體運動現象之後，許多荒謬、全錯的語句立刻變成合理的了。 㺪䒢這個戲劇性的啟蒙經驗，使得二十世紀物理學家孔恩進入了兩千三百年前的一個極不同的物理世界中。這個經驗可能使孔恩感到：即使在最嚴密、客觀的物理學中，仍然可以有彼此衝突的物理世界。這應當也是使他後來一直堅持“不可共量性”梦incommensurability㛃這一概念，以及反對一些科學實在論的主要原因。這段經歷使孔恩從物理學者變成科學史家。在科學史的研究中，孔恩的主要著眼點在於：「在科學史上的原典中，尋出一個使這部原典像是出自一個理智清明的人的手筆的讀法」。另一方面，孔恩的啟蒙經驗也不斷地促使他對哲學一直保持高度的興趣。從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６０年，孔恩一十三年的思慮，具體地凝聚為《結構》一書。 （四）《結構》引發的批評 𤪦𤪦批評《結構》的人當然很多，一方面是因為這本書的許多思想源頭是歐洲的許多學術傳統，它們必然與英美的許多學術傳統有針鋒相對之處，所以遭到攻擊也是必然的。另一方面，我想孔恩在這本書中把英美的科學的哲學與許多宣傳、推廣科學知識的通俗作品相提並論，也是激起憤怒的反擊的主因。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僅介紹在英美科學的哲學傳統中已經持之有故的學術對於《結構》的批評。那就是：（１）以普南（H.刼Putnam）為首的一些意義分析、實在論方面的論點；（２）以拉卡透（I.刼Lakatos,1922—74）為首的倫敦政經學院（LSE）集團的論點；以及（３）費若本的論點。 １.源自語言哲學的批評 𤪦𤪦這一方面的批評主要集中於“不可共量性”這個論點上。孔恩對這個論點提供了好幾個論證，不過語言哲學家對其中的一個論證特別注意。這個論證是這樣的：“質量”一詞在牛頓力學和相對論中，意義並不一樣；所以牛頓傳統的科學家在談“質量”如何之時，他們所談的對象與信仰相對論的科學家以“質量”所指涉的對象也不同。雖然在表面上這兩群科學家常常使用相同的術語，牛頓派所研究的世界與相對論派的實際上極不相同，兩派之間也極難溝通。由這一論證我們可以推論：說相對論比牛頓力學對一些物理量的預測“更準確”，並不正確；因為兩個理論所預測的東西並不相同，即使他們使用相同的術語（如“質量”）來稱呼它們各自要預測的東西。簡而言之，我們無法比較它們在準確程度上的優劣。同樣的道理，牛頓力學也不能邏輯地“化約”成相對論中的一個特例。 𤪦𤪦可是，在語言哲學家看來，雖然“質量”一詞在不同的理論中扮演不同的“觀念角色”（例如“質量”在相對論中與其他觀念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在該理論中所扮演的角色等），但這並不表示“質量”一詞在不同的理論中指涉的是不同的東西。其實兩群科學家所談的仍是相同的東西，他們甚至也同意“質量”具有一些不受理論影響的本質意義。這個論斷主要基於語言哲學在七○年以後的一些發展，尤其是魁奇（S.刼A.刼Kripke）以及普南對意義理論重新檢討的結果。他們從日常語言在假想的情況、歷史比較的情況等的使用法中，歸結出許多證據來說明：一個詞在使用中所扮演的觀念角色，與這個詞的指涉物（甚至這個詞的一些本質意義），彼此間並無必然的關聯（以前的意義理論認為二者間有必然的關聯，所以一詞的內涵可以決定其外延）。例如，中世紀的巫師與現代科學家可能對“水”這一詞的理解極為不同，但是他們談“水”時指的仍是相同的東西──H𠖥O。普南更進一步地強調：二十世紀的我們憑什麼將巫師著作中的一個字翻譯成“水”呢？我們一定得同情地設想那巫師與我們有一些共同關注的東西，擁有一些共同的本質性的觀念梦concept，而非conception，我們才有足夠的把握將某一個字譯成“水”。總之，當我們去了解、比較一些其他的思想系統時，我們一定得預先設定彼此間有某些相同的東西存在，比較與了解才有可能。說我們能夠了解亞里斯多德活在一個與我們完全不同的世界中，是自相矛盾的。 𤪦𤪦對於以上的批評，下面這個論證可以當作一種答覆。首先，孔恩在談“不可共量性”時是否要求兩個不同的思想、文化體系完全沒有共通之處？孔恩大概沒有這樣要求。其次，即使接受普南的預設論證，“不可共量性”仍然有其要點。普南說在比較不同的理論時，我們一定得預設“一些”它們共有的東西，這“一些”究竟指的是“那些”呢？舉例來說，如果我們以二十世紀的觀念出發，從事科學史研究，我們便會發覺：為了要了解亞里斯多德的物理世界，我們得預設一組兩個系統共有的觀念與指涉，叫它做A集合。但為了解笛卡兒的物理世界，我們也得預設一個不同於A的集合B。同理，我們得預設C來了解牛頓的世界，以下類推。這兒要注意的是：也許A、B、C等集合有一交集X，但這個太狹隘的X不能幫助我們了解任何科學史的內容。所以，強調科學史中有“一些”共通的X，或強調科學名詞的指涉在科學史中保持不變，似乎就沒有太大的意義。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只強調有A、B、C等的存在，那便與“不可共量性”沒有什麼大衝突了。因為學者從事科學史的研究工作，常得努力變換自己的認知方式，這樣才能從已熟悉的物理世界進入古人的世界。這種變換往往十分困難。例如笛卡兒的物理世界幾乎是一個只有物質形狀與碰撞運動的幾何世界，質量觀念根本派不上用場，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觀點與觀念系統才能了解笛卡兒的科學。 𤪦𤪦至於孔恩自己的答辯（見匳PSA1982,vol.2），據筆者的了解，並不接受普南的預設論證。孔恩的新論證很複雜，不過大致可以這麼說：在我們去了解其他的思想體系時，「同情地設想一些彼此共同關注的東西以作為溝通的基礎」大概不是最重要的工作。因為對於一些重要的觀念，如十八世紀燃素化學中的“燃素”，很難找到什麼“共同關注的東西”來幫助了解。重要的工作往往是：暫時忘掉我們既有的觀念，而投入十八世紀燃素化學的天地中去泋學習𠯢他們研究的方式。為什麼科學史家能夠說他泋了解𠯢亞里斯多德活在一個與我們的不可共量的世界中呢？因為這是史家“投入學習”古希臘的物理世界後再回到二十世紀的經驗談。為什麼二十世紀的科學史學者能夠學習燃素化學呢？因為他正在學習一種全新的語言，史家就是指導他的語言教師。“燃素”這個詞出現在翻譯本中並不代表這個詞已經翻譯過來了。其實它是代表：因為學生已經學會燃素化學家研究化學的方式，“燃素”這個困難的概念便可直接拿到二十世紀來，毋需翻譯了。（這種情形時常發生，翻譯者直接了當地把一些原文搬過來，並不翻譯，卻對原書所呈現的世界做一仔細的說明）。總之，去了解一個與我們的不同的思想體系時，該是一個學習與創造的過程，類似於詮釋學所說的詮釋過程；而不是一方面固守自己的體系，另一方面去找對方與自己的共同點這樣的“尋求交集”的過程。 𤪦𤪦孔恩這個論證在《結構》的“後記”中多多少少也可以看到它的影子。《結構》一書已問世二十多年了，他目前的看法也許更為精緻，但並沒有在基本上改變該書在這些方面的看法。 ２.拉卡透的批評 𤪦𤪦拉卡透的“研究方略”（research刼program）理論很成功地把孔恩許多愛眛卻有價值的論點整合到分析哲學中。但他也攻擊“不可共量性”中一些較極端的成份，他的論證根據的是科學史，而不是邏輯或日常語言。他以牛頓可以同時在他自己的研究方略與笛卡兒的研究方略中做研究工作為例，證明孔恩的“不可共量性”中的一些心理制約力並不存在。他還進一步企圖證明孔恩懷疑“科學進步”與“理性”的態度與論證是錯誤的。拉卡透及其追隨者一步步地顯示他明晰的方法論的確可以解釋：為什麼哥白尼的研究方略優於托勒密的，為什麼愛因斯坦的優於馬克斯威爾的，為什麼佛雷斯諾（光學革命的主角）的優於牛頓的，等等。LSE集團的分析一方面沒有孔恩所指出的傳統科學的哲學的弱點，另一方面也成功地向孔恩顯示邏輯分析的觀點對於了解科學史很重要。筆者限於篇幅，不擬在此仔細地討論此一集團與孔恩間的辯難。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許多英美批評者對孔恩所展示的“歷史性”的重要性往往不很認真，他們多喜歡從自身的立場（如語言哲學中的種種）來批評孔恩的有關語言哲學的部份。但是拉卡透與費若本，還有他們的追隨者，卻非常認真地接受孔恩“歷史性”的挑戰，而進一步地由“歷史性”的角度來反擊孔恩的理論。 ３.費若本的批評 𤪦𤪦費若本曾經抱怨許多社會科學家看了《結構》一書後，反應卻是：原來社會科學不太進步的原因在於“常態科學”搞得不夠，所以大家不該再繼續忙碌於與不同的方法論、世界觀作無休無止的辯論；該做的是立即定於一尊，然後關起門來大搞“常態科學”。孔恩常常宣稱一些科學之所以能有大幅度的進展，關鍵在於“常態科學”的權威性與獨霸性。無條件地效忠於當時具有支配整個研究活動的魅力的典範，可以使科學家心無旁騖，不必老是存有騎牆念頭，而瞻前顧後，耽誤了精進的功夫。而且典範的權威性與封閉性使得科學家不受其他不同的方法論的攻擊，不受這種研究是否對社會有利"之類社會性的干擾。在這種條件下，科學知識方能有良好的成長的機會。無論就科學史的例證，或就一個科學社群的集體理性而言，孔恩都為常態科學的性格辯護。在“不可共量性”的問題上，費若本與孔恩站在同一條陣線上，他甚至比孔恩更激進，但是在集體性的問題上，費若本與孔恩的看法剛好針鋒相對。 𤪦𤪦如果孔恩的科學的哲學是在為權威主義辯護的話，那麼費若本就是科哲學界的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以彌爾的意義而言）。費若本的論證大致可從兩方面來談。首先是對科學史的反省，費若本否認“常態科學”曾在歷史上存在過。在科學史的幾個傳統中，很少有什麼大科學家真正地遵守一些邏輯方法或方法論之類的限制與導引。他強調一個科學傳統在它發展過程中所採取的手段往往不受限制，甚至是機會主義式的（他特別訴之於愛因斯坦“極端的機會主義”的態度）。他明確地指出伽利略許多重要論證中雄辯性與宣傳性的一面（這些論證在邏輯上當然無效），這個看法在今日已不是費若本個人的偏見。他也指出牛頓的方法與理論中的宣傳性與邏輯無效性。這種宣傳性推到極端甚至有催眠效果（如清教教義對其信徒的催眠一樣）。他也強調二十世紀量子力學、相對論的發展中，為了解決問題，許多不受方法論限制的機會主義非常重要。 𤪦𤪦另一方面，費若本非常重視彌爾關於“多樣化”（proliferation）的論證：一個理論，只有在接受最多方面的攻擊與挑戰時，才有機會發展它強而有力的潛能，所以應該鼓勵各種不同的流派互相競爭發展。此外，還應該使得所有的學派（無論他們的主張看來多麼怪異）都有發展的機會。這樣，人類、人類的知識探索才有可能觸及最廣泛的經驗，也才有機會觸及有價值的東西。唯有這樣，才是個好的“經驗論者”！所以，占星術、氣功、亞里斯多德物理學、海地的vodoo巫術、達達主義、印地安人的通靈術等都應可以與本世紀發展出的高能物理、量子力學分庭抗禮，不應有什麼姉可"現代科學的想法──任何形式的權威都會扼殺學術發展的機會。 𤪦𤪦費若本極為跳躍的思想，與孔恩對常態科學的描述恰成對比。費若本的想法有某些面相可能會越來越重要。孔恩以來許多科學史家在進一步的研究之後，時常發現孔恩對常態科學的描述，與科學史上的實況差距很遠。另一方面，孔恩對科學社群的封閉性與權威性的辯護足以服人嗎？很有問題。如果我們把孔恩的科學社群放大，而以國家為單位，則近代史告訴我們許多權威主義、極權主義等非人性化、停滯、僵化、與官僚的面相皆由此產生。但是過度地讓社會來看管科學社群的發展，孔恩仍然可以舉出蘇俄“遺傳學家”李森科（T.刼D.刼Lysenko,1898—1976）的例子，來指出這種作法的可能弊端會是什麼，再為他的封閉性的看法辯護。所以集體理性如何運用在科學社群上的這一問題──一個科學社群該如何組織，與外界的關係如何安排才能有最豐富的科學發展──最近仍在辯論、發展中。 孔恩的科學的哲學中一個最值得注意的面相 𤪦𤪦孔恩自啟蒙後，便一直執著於“科學家所研究的世界的大轉變”、“不可共量性”等心理學味道極濃的概念。大約在魁奇發展其新意義理論（源自於彌爾）的同時，孔恩也在其《結構》的劵<後記>、以及（Second thoughts刼on刼paradigms"1974）一文中企圖建立一個“相似性”的理論來解決《結構》中的一些困難，並澄清曖昧的地方。他甚至希望建立一個電腦模型來說明其“相似性”理論。但就筆者所知，這個理論似乎並沒有什麼大幅度的進展，電腦模型也未聞其建構出來。所以即使在今天，仍有學者（如R.刼Boyd）強調說孔恩的“不可共量性”的論證已經失效。因為孔恩論證中所使用的意義理論（內含決定外延）已經被英美語言哲學拋棄了；在新的意義理論之下，孔恩的論證便行不通。當然，孔恩不會同意這種看法，他早已企圖從相似性理論裡發展出一個不同的意義理論來抗衡。但是，到目前為止，孔恩新意義理論的聲勢似乎還待發展，比起魁奇、普南及其追隨者對新意義理論的推展來看，孔恩在這方面稍有落後。畢竟，英美分析哲學在本世紀下半葉的主要工作、堡壘都環繞在語言哲學、意義理論四周，欲全面與之抗衡，極不容易。另外，孔恩的相似性理論如果要繼續發展的話，可能會牽涉到許多心理學、生物學、進化理論、學習理論等大問題，在科學史與科學的哲學中，他的追隨者與研究生大概很難有能力處理這些大問題。 𤪦𤪦可是“不可共量性”及與其相關的“相對主義”，與“實在論”的爭辯，都大概只是孔恩想法中與英美二十世紀哲學傳統特別衝突的地方，卻不是孔恩思想中極具發展潛力、且和我們（採取臺灣的觀點）最有關聯的部份。 𤪦𤪦這一部份就是他把“科學發展”的面相帶進科學的哲學的領域中。就像在經濟學中有經濟發展的問題，在政治科學中有政治發展的問題，在科學的哲學中也應有科學發展的問題。從歷史的觀點出發，孔恩分析出一個科學傳統的生命過程大致可分為常態科學、危機、與革命三部份。他進一步確定了三部曲的各別性質，以及彼此間動力性的關係。他認為這種三部曲的關係，不但可以忠實地描述西方科學史中許多傳統的沿革與變遷，且最有助於科學知識的成長。所以，一個科學社群或科學傳統，也應該按照三部曲的結構發展下去。我們可以隱然看出他的這個想法已經點出一個科學發展的模型。不過，為了要了解孔恩對“科學發展"這一論題的提法的特性，最好的辦法還是將之與“維也納學圈”的科學的哲學傳統做一比較。 𤪦𤪦嚴格地說，“學圈”的科學的哲學傳統對“科學發展”、或科學的知識如何才能有最大幅度的成長等問題，也勉強可以提出一系列的解答，只是他們不太重視這方面的問題而已。“學圈”的傳統會認為：從一些最簡單的命題（如「所有的烏鴉都是黑的」）出發，配合現代邏輯、語意學等分析工具，也配合我們對現代科學結構的一些“直覺看法”（如「存在著一隻白鞋」應該不能支持「所有的烏鴉都黑的」這個命題），我們可以建立一個科學驗證的結構梦a刼logic刼or刼structure刼of刼justification㛃。有了它，便能很有效地來檢查科學家的產品，選取可被證明的科學理論，排除證明為誤的理論。於是一方面排除假科學理論，另一方面累積真科學理論，科學知識便不斷地成長與發展。學圈傳統最關心的是科學家的理論產品是真貨還是假貨，至於科學理論製造廠的結構、產出率及效率等問題他們並不關心。因為那是屬於“發現”的範疇，是黑暗而不可捉摸的個人主觀心理學層次。 𤪦𤪦孔恩以來歷史性的科學的哲學的傳統，對“科學發展”的看法剛好相反。與其從一些簡單的命題出發，他們寧可從分析科學史中許多著名的科學傳統出發。他們不重視邏輯與語意的分析工具（因為這些工具不夠，有時還阻礙了對過去的許多科學傳統的了解），也不重視先入為主的“科學直覺”（因為不同傳統中的科學直覺往往很不一樣）。但是他們非常重視去了解各個科學傳統如何興起、如何革命、如何持續、與衰亡。希望藉著這種歷史性的觀察，能歸結出一些有關科學社群發展動力的通則來。一旦成功（如孔恩的三部曲即是一例），這些通則便該足以指導科學教育、科學發展等大問題。他們反對非歷史性地建構一套邏輯來判定製造廠的成品是真貨還是假貨。因為真偽的判定往往不是由科哲專家的邏輯來決定，而是決定於許多不同製造廠之間的競爭，和它們吸引一般科學家、客戶、年輕學生的能力。其次，科學理論製造廠的結構（分權還是集權），及發展方向梦R&D應該投注在那一種形態的產品方向上）往往也決定該廠的產出率，以及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孔恩特別著重一個較集權的公司在一個壟斷性市場中的發展潛力，費若本則正相反）。 𤪦𤪦筆者希望上面所使用的生產結構與市場行為的比喻，多少能說明：歷史性地研究科學的哲學在“科學發展”這個問題上，能夠提供許多極有潛力的研究方向。反過來說，將“科學發展”的問題介紹進科學哲學的探討中，也使“理性”、“進步”這類概念有了許多新的提法與發展。 結論：我們的課題 𤪦𤪦最後，筆者要談的是：孔恩的科學的哲學中“科學發展”的面相，與我國的科學發展有些什麼樣的關連。 首先，筆者要談的是關於“基礎科學”或“基本科學”這個概念的問題。多年來，關心我國長期科學研究發展的一些人士，常常強調發展基礎科學的重要性。他們常常感歎目前的科技發展政策所流露出的要求立竿見影的心態、與功利的取向，而忽略了基礎科學研究（指理論物理、化學、數學、生物等科學中研究取向十分深入的領域，而不是指高中、大一的普通物理、化學這些基本教育課程）的加強。因為他們相信：唯有在基礎科學有了深入的、紮實的研究成果之後，其他方面如應用科學、技術科學的發展才能健全、持久。 這些人士所堅持的「學術自由發展，不受功利或其他觀點干涉」的基本原則，筆者不僅同情，而且贊同。但是對於他們所提出的姉基礎"科學的論證，筆者將以孔恩的觀點舉出四個論證提 出商榷。 １.孔恩關於常態科學與科學社群結構的許多想法，其實也在間接地強調學術自主性的原則。他強調一個學科的長足發展，往往必須建立在它與外界事務的隔離與封閉之上──除非在革命時期。一個比較不能自主、自立的科學社群，無論它是理論性的還是技術性的，以科學史或科學社會學的觀點看來，都是無法真正發展的。所以，所謂技術、應用科學的發展，端賴於相應的科學社群是否自主、健全，而不在乎是否有一紮實的“基礎”科學從旁支持。同樣的，理論、純科學的必須發展，也不需要訴諸「它們是基礎科學」的觀點。事實上，基礎科學的論證本是一個功利的論證，它已根本否定了科學社群自主性的原則。更何況無論就科學史或現在的情況來說，這個論證都是無力的（見下文）。 ２.接著筆者要從“基礎科學”這一概念出發。這個概念預設了各科學之間的一種從屬與先後的關係，它表現在“基礎”與“應用”這兩個詞的對比之上。大家最喜歡使用的比喻就是「欲建高樓，先奠地基」，好像有了基礎科學之後，其他的科學就是應用與推廣的活動了。所以這概念又進一步地預設了一種中性的訊息知識，這種訊息知識可以很容易地從一些學科輸出，而為另一些學科所應用。可是，如果我們對孔恩的“典範”、“不可共量性”等觀念稍微認真的話，便會感到這兩個預設都很有問題。就諸科學間有一從屬先後關係這個假定而言，它無疑也會導致諸典範之間的從屬先後關係，“不可共量性”這一概念便不能成立了。但是如何才能證明諸典範之間有從屬先後關係呢？筆者覺得非常困難。例如，物理與電機二者各有不同的教育型態、訓練方式、實驗技巧、社群結構等等，基礎物理研究得再深，也決不能保證應用的電機技術必然就行，反之亦然。其次，中性的訊息知識這個概念也需要很大的修正。孔恩的“不可共量性”概念正在不斷地提醒大家這個問題。系統性的科學知識即使在一個學科之內，也會因學派的不同而產生系統性的差異，更何況在學科與學科之間的轉移與應用呢？──即使在同一學科同一學派之中，一組實驗的發現、一種技術在形成之後，其他實驗室要能夠“重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３.以下再從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的角度檢討“基礎科學”這個論證。首先，如果我們考察一下西方科學史，就會發現其中並沒有什麼“基礎”科學存在。若真要對西方的種種科學傳統做個分類的話，可能也只能按照孔恩的辦法，把它們分成“古典科學”（天文學、力學、幾何學等）與“培根科學”（磁、化、電、熱等學）。這兩類科學的源頭非常不同，它們的發展也有很高的獨立性。另外我們也許還可以立一個“技術科學”的名目以收納機械、工程等傳統。技術科學的源頭是中世紀的技工團體，與古典科學（源自希臘哲人、中世紀教士）也頗有不同。當然，這三種科學在近代歐洲有一定程度的互動，但是說不上有什麼從屬先後的關係。我們所觀察到的現象往往是：技術科學刺激、影響古典科學的發展。例如近代光學是在望遠鏡、透鏡科學技術進展的刺激下才有大幅成長的。西方工業革命並沒有得到比較理論性的科學的助力，古典科學在十八、十九世紀變成高度數學化的純科學，培根科學在受到工業革命的刺激之後也開始有高度數學化的發展，邁上了純科學之路。在本世紀上半葉，丹麥因為哥本哈根學派的緣故，曾有一段時期成為全世界物理學者的朝聖國，但沒有聽說過丹麥的泋應用𠯢科學因此有什麼眩人的發展。德國在本世紀初成為泋物理大國𠯢之前，技術科學早已名聞遐邇。總之，科學史上並無“基礎科學”成為科技發展的泋基礎𠯢的史實 其次，就科學的社會學而言，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雷達、通訊、原子彈等的發展，的確已使科學史上的古典科學、培根科學、技術科學彼此間的距離大為縮減，彼此間的交互作用也大為增強。在這種情況下，問題在於：那些學科的科學有資格叫做“基礎科學”呢？往往相同的科學成就會同時而獨立地由偏向純理論的學術團體，與應用導向的工業實驗室發展出來。我們現在往往不是以學科的內容來決定該學科是比較理論性的、或基礎性的學科，而是以它在一個科學–技術–工業的大系統之內所佔有的位置與功能，來決定它是理論導向還是技術導向的。所以姉必須深入研究發展基礎科學"（不是基礎科學教育）的這個主張本身，就有必要泋釐清。 ４.當然，筆者對於“基礎科學”這個論證與提法的質疑，並不意涵反對我們心目中的一些理論科學在臺灣的發展。從科學發展的觀點看來，沒有任何先驗的理由可以反對任何科學──不管它是理論的還是技術的──的發展。筆者關切的只是：是否該以「可賺錢、有出路」這種功利觀點、或者是「基礎科學十分重要、百年樹人」這種泋奠基𠯢觀點，來先驗地劃出一些比較該受重視的學科？從發展科學的要求出發，理論科學與技術科學本無高下之別，我們只能從一些科學技術的學術市場（不是一般商品的市場）結構來估量它們的輕重。這種估量往往會因我國所處的時代、或我國與美國的關係等因素，而有不同的結果。 𤪦𤪦所以，科學知識與技術發展在我國的重點究竟何在，是個“發現的邏輯”的問題。我們需要一個具有獨立自主、能配合現實又有發展潛能的啟迪方向。如果從歷史性的科哲觀點來看問題，就該考慮：那些科學知識、技術製造廠所面對的學術市場結構（當然該以國內學術市場、乃至更廣泛的國內社會需要市場為主，而不是國外的尖端學術市場、乃至一般商品法則下的需求市場）。在一個長期地、持續地與主要市場交互作用、互動的過程中，我們才能大致曉得那種科學的製造廠較有發展潛能。 𤪦𤪦下面，筆者要談談與中國科學史研究有關的論題。首先，我們為什麼要研究中國科學史？（歷史癖以及證明中國文化偉大等理由，筆者都不考慮）。近年來有人從文化史的觀點回答這個問題，其目的在澄清中國的科學“傳統”，使我們對它有正確的認識與評價，並進而使中國的科學傳統與近代西方科學“銜接結合”。筆者以下將從臺灣的“科學發展”與科技發展“本土化”的觀點來大略評估這個答案。 𤪦𤪦許多西方人常常驚訝於中國科學史上缺乏“科學革命”的大現象，所以孔恩三部曲結構的歷史思考方式，似乎不能隨便地套用在中國科學史上。但是，中國科學是不是有什麼“大傳統”呢？如果我們以孔恩“典範”的概念來了解一個科學傳統的話，基於“不可共量性”、“技術、訓練、以及範例的不同"等問題，中國科學不可能有什麼單一的“大傳統”。中國的許多科學傳統毋寧是對應於許多不同形態的科學技術，如陶瓷製造的技術傳統、天文曆算的科學傳統、針灸的科學技術傳統等等。唯有仔細地一個個談這些小的科學傳統（基於“工具、技術、訓練、與教育”等而形成的科學傳統），我們才有可能明晰地談它們未來可能的發展。 𤪦𤪦具體而仔細地談中國這許多小傳統之後，可以使我們推論中國過去的許多科技傳統，在今天的臺灣已經不存在了。如天文曆算的傳統，就留下來的一些古籍而言，遠不足以代表一個活生生而可發展的科學傳統。所以“銜接結合”的說法便說不通。我們也許該創造一些新的科學傳統，而不是忙著將“過去”與"西方"二者“銜接”。 𤪦𤪦雖然針灸的傳統目前的確仍然存在，然而這就表示它與西方醫學的傳統有“銜接結合”的必要嗎？絕不必然。一個科學傳統是個整體的有機結構，將不同的傳統硬“結合”一氣，結果很可能會反而喪失原來傳統的觀點與活力。從西方科學史我們多少可以了解到：一個科學傳統往往有它的潛力以及限制，當一個傳統耗盡了它的發展潛能時，解決辦法通常不是湊合著把它與其他的傳統結合一氣，而是進行科學革命。即使勉強湊合，在短期內它也必須更化成為一全新的科學傳統，否則它必然會消失而被另一個科學傳統取代。 𤪦𤪦從歷史性的科學哲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科學史，應該可以找到更好的研究它的理由。「中國的科學發展形態為什麼好像很少有孔恩三部曲結構的跡象？」便是一個大問題。（孔恩所說的科學革命，和李約瑟所謂的西歐文化史上的近代科學革命，頗不相同）。其次，如果真的沒有（這已經對孔恩的三部曲模式構成很大的打擊，因為他的模式不該只適用於西方而已），近代中國以前的科學發展是不是有什麼不同的歷史發展結構？如果真的有的話，這個不同的發展結構可能極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地了解東、西方科學史上的科學發展、科學的哲學的問題。孔恩三部曲結構的想法，已為更多的科學史研究結果所修正（他自己的匳Black𦴪Body刼Theory𣿬一書也有同樣的效果）。是否在人類的科學發展過程中會有幾種不同型態的歷史發展結構呢？如果真的有好幾種（孔恩與費若本都認為只有一種，或最好的只有一種），對於團體理性的理論(theory刼of刼group𦴪rationality(也將是一大衝擊。 許多談中國科學史的西方人，對於中國科學在十七、十八世紀以後的“停滯”特別感興趣。李約瑟等人的努力已經充分顯示出近代以前的中國科學有“高度發展”的現象。可是這個“高度發展”的現象的詳細內容是什麼呢？它是否能幫助我們更進一步的了解集體理性與科學社群的組織結構問題？李約瑟的科學史研究方法，一方面非常重視個別資料的收集與歸納，另一方面則非常重視整個社會經濟大結構對科學發展的影響。這兩個面相雖然都有其重要性，但李約瑟很可能忽略了孔恩科學史研究的一個主要單位：科學社群。李約瑟的分析模式常常是在“許多個別的科學發現、科學成就”與姉巨大的社會經濟結構”二者之間來回論辯（尤其在《大滴定》一書中）。可是這兩者之間的距離畢竟太大了。個別的科學發現來自科學家，他們常常活在一、兩個科學社群之中；而科學社群要常常與許多其他社會團體、機構溝通與互動，才構成整個社會經濟結構。如果我們不能仔細把握“科學社群”在個別的科學成就與巨大的社會結構之間的樞紐地位，在科學史的研究上可能便難有重要斬獲。 在中國科學史的研究中，我們已經有了不少李約瑟式的研究。也許目前應該輔之以孔恩式的研究，這門學問才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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