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五年底，伊能嘉矩踏上遍地烽煙的台灣，獻身於台灣各族群的實地調查研究十年。在這期間，他先後完成了《台灣蕃人事情》、《台灣蕃政志》、《台灣志》等十本書，回日本以後繼續研究二十年，結果完成了大作《台灣文化志》等五本巨著，以及一共七百多篇論文及考證文章，生前發表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台灣慣習記事》、《台灣時報》、《台灣教育雜誌》、《東洋雜誌》、《學鐙》、《台灣日日新聞》等。其中，為東京人類學會所寫的，關於台灣平埔族的論述與紀行文，多達每月一篇以上，旺盛的創作力真是驚人。伊能嘉矩去世四年以後才出版的《台灣文化志》三卷，可說是關於台灣族群、文化、歷史、典章制度的一本百科全書，也是一座學術金字塔。當時為這本遺著作序的學者福田德三，曾經評論他說：伊能先生涉獵資料的範圍特別廣，又能充分咀嚼繁瑣的史實，清查其相互關係，使台灣文化諸多現象的發展軌跡一目瞭然。伊能先生所展現的，對歷史的洞察力，發出燦然光輝。
誠然，伊能嘉矩對台灣的貢獻，不僅反映在這些輝煌巨著，他隻身冒險犯難，入山實地調查所表現的，鍥而不舍的精神與作法，堪稱空前的典範。如果與比伊能晚一年來台作人類學調查的鳥居龍藏比較，顯然地，伊能在台灣史學、文化史與平埔族的研究，所花的心血較多，收穫也較豐碩。
伊能嘉矩的故鄉───日本岩手縣遠野市，從一九九五年八月一日起，至九月二十四日，舉辦「伊能嘉矩渡台百年紀念」特別企劃展，把他的著作、原稿、書函，在台時代的照片，用於調查蕃界的地圖、他所蒐集的台灣研究資料、台灣原住民的服飾、生活用具等三百五十件，展示於遠野市立博物館，為近年來最轟動學術界與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直到今天，凡是要瞭解台灣、要研究台灣的近代史、台灣文化，以及台灣各族群的人，莫不預先翻閱伊能嘉矩學術上的成果。他為台灣研究所展現的的先驅精神與風範，仍然留存於台灣，雖然歷經一百年，仍然存活於台灣及日本的台灣文化研究者心內。伊能嘉矩的生平與貢獻，已有他的門生板澤武雄博士撰寫的〈伊能嘉矩小傳〉，收錄於《台灣文化志》。此外，與板澤博士同樣是研究荷蘭據台時代台灣史的權威中村孝志，也在《伊能嘉能ソ台灣踏查日記》日文版付梓時撰寫〈序言〉，文中中村教授特別舉例推崇伊能堅毅不拔的為學精神；而最近日本國內的「遠野物語研究會」研究部召集人荻野馨的新作〈伊能嘉矩ソ步ノ〉，對伊能一生的事蹟，作了深入的分析與介紹，可以說是洋洋大觀。
但是，伊能嘉矩的生平趣事、果敢精神與來台調查的抱負醞釀的過程，小傳作者及評論者著墨不多，外界對這些也一直很陌生。原來，百年來伊能給人的印象，只是一個拘謹、嚴肅、埋首於研究與著述，同時力行田野調查的篤實學者。近年來，伊能的故鄉「遠野物語研究會」會員，承襲原先於一九二六年成立的「伊能先生記念鄉土學會」的學風，發掘了伊能的舊稿，以《伊能嘉矩紀行錄──離台以後的歷史與民俗的探索》為書名出版，也開始整理生前未發表的有關台灣的遺稿，例如《台灣蕃俗志》、《蕃語筆記》等，並重新研究伊能的學術內涵，這是一件令人歡欣鼓舞的大事。舊稿的出土與重新研究，使在日本的伊能嘉矩仰慕者高興，無疑地也給台灣的研究者，帶來一個新的研究契機。值此甲午戰爭一百周年與伊能嘉矩渡台一百周年，最有意義的紀念事業，是根據新出土的文稿，重新回顧他對台灣的學術貢獻，重新認識他不為人所知的，富有機智、富有人情味的人格，以及為學術獻身的精神。當然，將他生前未發表的一系列著作翻譯成中文，附上充分的詮釋與考證，讓廣大的台灣民眾看到百年前祖先的文化原貌與居住環境，更是當務之急。
來台灣調查的動機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來台一個月後，伊能嘉矩和任職於台灣總督府殖產部的田代安定，一起組織「台灣人類學會」，並訂定了研究章則。來台以前，伊能曾經有一年向剛創立東京人類學會的坪井正五郎博士，學習過這一門新學問。同時在東京，和比他年輕三歲的鳥居龍藏，共同創立「人類學講習會」，研習日本周邊各民族。伊能一到台灣，就開始投入於高山與平埔族群的實地探訪工作。
伊能於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因病回日本作短暫的休養，其間他曾經應邀在「東京府教育會」演講「台灣蕃地探險實話」。從他的演講內容可以瞭解他渡台的目的、實際作法和他的觀感：
我長時間入山調查，其中的一個目的，是要查明山上的蕃人是什麼種族？試著要加以分類。要調查人類，有五個基準藉以辨別，也就是長體質上的特徵、習俗的現況、思想發生的程度、語言的異同，以及口傳歷史。明治二十八年秋天，我到台灣。當時的台灣正處於戰爭中，最初無法出門調查。所謂蕃地探險，並非一朝一夕的事，即使知道部落的位置，不一定能到達。有時候要橫渡急流深潭，通常水深及腰，有時候水深及胸，一天要涉渡十六、七次；有時候遇到壁立千仞的岩壁，雙手抓緊藤蘿，像猴子一般攀登；有時候在岩洞內棲身，度過漫漫長夜；因此，一天行進的速度不到六、七日里（二十多公里）。部落在深山幽谷中，距離漢人村落有十三日里以上，有的甚至要跋涉險峻的山徑，翻山越嶺前行，路途遙遠，所以中途要露宿。換句話說，人家所謂人跡罕至的地方，偏偏就是蕃人所住的地方啊。
那麼，到底是什麼信念，驅使伊能嘉矩不顧一切，投入令人畏懼的蠻荒之境呢？原來，他來台的目的就是他所謂的「蕃人教育」。從他過去在日本所受的師範教育、來台前後的工作和私人軼事，我們不難找到有力的線索。
來台灣以前，伊能嘉矩曾經在故鄉就讀於岩手縣師範學校。在校期間他開始鼓吹教育改革的理想，剛好碰上「學生宿舍騷動事件」，被校方以主謀者理由勒令退學，從此以後他完全靠苦學鑽研，自塑學問的基礎。離開學校後，伊能歷任每日新聞社、東京教育社編輯，最後接受大日本教育新聞社總編輯一職，寫過三篇關於戰時教育政策的文章，給人以教育改革急先鋒的強烈印象。
他來台以後，隨即創立「台灣人類學會」，同時設立「蕃人教育部」於學會之下，自己負起原住民調查與教育的工作。他主張原住民調查的終極目標是教育。假如對族群的種類、習俗等有充分的知識基礎，那麼要推行原住民教育，就不是一件難事。
來台後第三年，伊能完成一百九十二天的蕃界調查旅行後，首先發表台灣島原住民的分類。他把台灣原住民分為八族，而其中之一的平埔族則再細分為十個族群。他對於族群的科學分類法，雖然後來經過若干修正，例如被他劃入平埔族的南庄化番，已被修正為一個獨立族群，基本上，他的分類法在日據時代一直被
官方文書所採用。
〈回想餘筆〉所發出的心聲
一九○○年五月，伊能嘉矩參加一支學術探險隊，首次到基隆北方的無人島彭佳嶼調查。在島上，他利用餘暇寫下一篇長文〈回想餘筆〉。這一篇生前與死後都沒有發表的文稿，在很多伊能著作系列中，顯然具有強烈的反省、自剖味道，他道出心底下澎湃的情感與想法，讀起來溫馨感人：
回想四年前的今天，是我奉命作「台灣蕃地探險」的日子，邇來每年此日，我都與志同道合的朋友開茶會敘舊。今天在孤島上當一個過客，……不禁回想到往日蕃地探險的種種，懷舊之情溢於肺腑，乃斜靠於孤島岩角，利用半日閒，草此短篇。
當初，我在日本內地晏然翻閱斯坦利（ Henry M. Stanley ）所寫的《橫越最黑暗的非洲大陸》一書，腦子裡幻想著蕃地探險是男兒畢生的一大快事。精神一到，何事不成！當時台北府兵荒馬亂，蜚聲紛紛，人心動搖，而遠隔之地，則羽檄旁午，干戈絡繹，處於戰時、戰地的狀態。……我渡台的願望，是對台灣蕃人的人類學研究。要進行蕃地探險，有三個必需條件，那就是第一、蕃地的知識；第二、對蕃人有講方便的對策；第三、懂得蕃語。抵台後發覺我欠缺這三個要件，因此感覺時機未到，便一心一意，先從研究台灣的歷史、地理和蕃語開始。到了明治三十年，地方治安已恢復平靜，各級施政架構也已趨穩定，總
督府為了經營蕃地，在各地設立了撫墾署等機構。這時候，我想舒展個人宿志的時機已到臨了。剛好總督府為了「蕃人教育施設之準備」，命我做全島蕃界的巡察。我當時太高興了！
在過去的年代，歐洲探險家都甘冒各種危險，與艱難搏鬥，以安全通過蕃地為目的。然而，本次我受命做全島蕃界探險，主要的是要探查蕃地內的實情為目的。我萬分高興之餘，曾私下憂慮我是否真的能夠達成使命？是否能夠完成十分之一的重任？這時候，我正在閱讀航海家麥哲倫（ Ferdinand Magellan ）傳記。 當他要離開故鄉的時候，對他的父親說：「兒子此行若非達到目的，不管是什麼危險，絕不迴避。」讀到這一幕對話，瞬間我原先的憂慮被一掃而空，抱著不迴避任何危險的決心，於受命後第十天，就踏上了旅程。
事實上，伊能不迴避任何危險，甘願闖入當時尚不為人所知的「蕃地」探險，以達到最後要教育原住民的心志，已見於他來台前夕，在日本致送官方及學界的「趣意書」（後來收錄於他的《台灣志》卷首）。他主張剛入版圖的台灣，統治及教育先要有組織的學研究為基礎。他說：「要治化、保護、誘掖未開化蕃民的方法，看似容易，但實際做起來卻很難，一方面要施予教育，以啟蒙、栽培其德、智，另一方面要謀求授產方法，以防範禍機於未然。為達到此目的，有必要審慎調查研究台灣的漢人、熟蕃、生蕃三種住民，講求治教之道。」伊能呯籲各界人士協助他達成「蕃地探險」的目的。於是他在「趣意書」上
，慷慨陳述他要冒險犯難、視死如歸的大決心：
古來許多探險家之所以能闡明前人未發之隱微，擴大知識之領域，絕非逸居於衽席之上，即可憑空拾得此功果。而必須冒百難，不顧萬死，挺身率先，深入蠻煙瘴霧之間，涉渡祁寒無橋之水，攀登隆暑無徑之山，絕望復絕望，瀕死復瀕死，僅得之於僥倖生還之間，如此方成其偉績。……雖不幸喪生於異域，曝屍骨於沙礫，而不為人所弔者十之五六，然以訃音激勵後進，或以所遺留之日記助益學界，其貢獻遠勝於汗牛充棟之死書，其死全然異於犬馬之死。
全台蕃界巡察旅行
抵台後的頭一兩年，伊能嘉矩被任命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書記及教諭的職務，所以他就任於學務局，正是他早年希望要推動的教育工作。一八九六年整整一年期間，他利用公餘時間，全部精神投入於台灣北部凱達格蘭族與東北部宜蘭地方噶瑪蘭族的實地踏查研究。
然後，從一八九七年五月三十日起，到十二月一日，他和同屬學務局的博物學者粟野傳之丞，兩人一起進行台灣全島巡察旅行。這一次長達一九二天的大旅行，是伊能在台灣進行田野調查的最高潮。
伊能和粟野接受總督府民政局的派令，進行「蕃人教育施設準備之調查」，本質上有臨危受命的性質。兩人在兵馬倥傯、治安與衛生極差的情況下，行腳於「蕃界」，涵蓋了高山族、平埔族等各族居住地的山川、地理、交通、產業、「蕃情」、「蕃俗」、「蕃語」，以及民蕃互動等各層次的考察。長達半年以上，
一口氣走遍四百四十三日里（約一八○○公里）路程的大考察，有了豐碩的成果。伊能根據他實地考察及分析的資料，寫成一本厚達二八三頁的《台灣蕃人事情復命書》，內分〈蕃俗志〉、〈蕃語志〉、〈地方志〉及〈沿革志〉四章，毋寧說是一部人類學、民族誌學、地理學的綜合性學術報告書也不為過。
伊能嘉矩逝世後，他在全島巡察旅行中所寫的日記遺稿，近年幸而在後裔親族慨允之下在台灣出版，書名是《台灣踏查日記》。令人十分驚訝的是，踏查日記內以備忘錄方式記錄的，有關山麓各族群生活動態、對話內容、對民情好惡的分析，以及履險經過，都非常生動，卻從未做為素材，轉載於他的《復命書》裡。也就是說，踏查日記的內容，有很多部分是從未收入於官方報告書與其他著作的珍貴私人資料，可以視為伊能的一部獨立文書，深具文學與學術價值。
踏查三原則
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伊能嘉矩從鳳山到打狗（高雄）的途中遇到颱風吹襲。他兩次跌倒於泥濘中，全身與行李盡濕，同時也感染了瘧疾。在旗後的客棧病榻上，他不顧全身痙攣、忽而發高燒、忽而意識不明的狀況，提起鉛筆在他 南遊日乘〉的序頁上，寫下「踏查三原則」。這是他自從來台灣以後，一直身體力行、遵循不悖的座右銘：
第一、即使生病或有其他事故，當天查察的事實必須當天整理完畢。
第二、為達到科學查察的目的，其要訣在於「注意周到」四個字。日後撰文時，如果還有細微不明之處或疑點，就是當初犯了注意不周的罪過。
第三、以周到的注意查察的結果，必須以同樣周到的筆法記述。
今天，我們讀他所遺留的日記手稿，能領會到他不管多麼勞累，或在風雨交加的夜晚，或在地面茅席上，或在陰暗、潮濕的小屋內委屈一夜，他都用鉛筆，一個字一個字整齊地寫下他當天發現的各項資料，字跡清晰，理路暢明。他那樣旺盛的精神和嚴厲律己的風範，真令人嘆為觀止！
他說：「邇來我遵循這三原則，進行我的踏查工作，但是終日辛辛苦苦探尋資料，回到客棧時，已是夜深的時候，或是夜宿蕃社矮屋，在沒有床席的情形下，不知不覺會違背自已所訂的三原則。為了防止這種事發生，我抄錄〈阮驃騎傳〉，做為活的典範。」
也許是命中註定的，伊能一生的結局和他推崇，奉為典範的這一位悲劇人物完全相同。
原來，清代的台灣北路營參將阮蔡文，是一位最負責的清將。康熙五十四年，阮蔡文不顧危險，堅持從嘉義走險惡的陸路，北上到淡水，沿途巡視各地營汛防務，在路途中遭遇到慘絕困境，而且不幸感染了嚴重的瘧疾。他回大陸後不久，因為瘧疾復發，而以五十歲英年去世。
而伊能在調查旅行中，也不幸兩次感染了瘧疾。在完成一百九十二天旅行的最後時刻，病倒於基隆港四天，甚至無法起身搭乘火車回台北。回到台北寓所後，伊能立即在病床上振筆趕寫《台灣蕃人事情復命書》。十年後伊能離台回日休養，不幸在台灣多次感染的瘧疾復發，於五十九歲有為之年早逝，留下了很多文稿都來不及整理發表。上天沒有假以年壽，使他完成台灣史學、人類學、文化史的總結，使台灣與日本兩國的人士感到無限的痛惜！一百年前的踏查過程中，伊能的確遭遇到無數困難，而這些困境正是一百年前台灣山麓地帶的最佳寫照。日記裡所流露出的艱辛與克服的經過相當動人，使人覺得即使與史坦利的非洲大陸探險作一個比較，伊能所面臨到的困難度和危險度，是毫無遜色的。
簡單地說，伊能親身體驗到大自然與人為的嚴酷威脅───險路連綿、匪賊出沒、陰霖連日、荊棘穿身、溪流暴漲、餐風宿露，以及原住民頑強排斥外人的闖入、伊能因感染瘴癘而多次臥倒旅次，致行程超過原定的日數、前後兩次被原住民偷襲，差一點被馘首斃命等。
兩次殺身危機
在〈回想餘筆〉裡，伊能嘉矩特別舉出「兩大危機」，細述他兩次險遭身首異處的橫禍， 讀過以後，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原來， 伊能在烏來地區的 Rahao 社（信賢）， 受到泰雅族頭目 Watan Taimo 和眾人招待飲酒，半夜醉倒後，突然有人大喊「殺日本人者是勇士！」，一個喝醉的泰雅人持刀破門而入，準備要砍殺伊能，幸而頭目夫婦醒過來，及時加以制止。同伴的粟野在驚惶中搖動伊能的身子，但是伊能還是沈睡不醒。第二天頭目等人對伊能半開玩笑地說：「伊能君，看你睡得那麼甜，醉夢中頭被砍下來，大概也不會覺得痛吧！」事後，伊能作了一番檢討：「當初，我以為蕃地探險很危險，但是，一旦上了戰場，如果沒有想像中那樣的箭石交飛如雨、砲煙蔽天的一幕活劇，一定會感到寂寥。蕃人即使會加害外人，只要能講究防範手段，蕃害並非不可免。這次我在 Rahao 社險遭殺身之禍，實際體驗過恐怖的一幕後， 毛骨悚然的感覺自然消失了，從此以後，我能泰然自若地跋涉蕃地。」說實在的，若非伊能酒後熟睡，又怎會泰然自若呢？
伊能嘉矩從台北縣南勢溪的泰雅族部落回台北，然後再往南方繼續他的蕃界巡察活動。 他來到新竹縣五峰鄉的十八兒社，在賽夏族頭目 Watansset 家過夜的時候，再次險遭殺身之禍。
原來，十八兒社和更深入內山的霞喀羅社，曾經遭受清廷討伐，一直不歡迎異族進入他們的地盤。 伊能事先和頭目 Watansset 約好前往訪問的事。想不到當夜頭目家，來了頭目的外甥和幾個霞喀羅社的泰雅族壯漢，向頭目夫婦進行強硬的談判：「為了蕃社的名譽，無論如何要取這三個日本人的頭，今夜一定要幹！」頭目無法勸解，只好想出一計，叫他們等到第二天日本人上路以後，在路上劫殺。
當天晚上，頭目夫婦還不能安心，特地搬原木堵住門窗，防備對方的夜間突襲，整夜不敢閤眼。但是，伊能白天跋涉山路太累了，不久就呼呼大睡。第二天睡醒後，頭目夫婦已準備好了，由頭目親自帶一個部下，全副武裝地護送伊能等人，朝向西南方的五指山走，避開昨天晚上向那一群人說要走的路。
事後，伊能回憶說：為了逃避危險，我們俯身鑽過「荊棘隧道」，滿身被刺傷了，但是一點也沒有感覺痛楚。最後衝到山腳，才脫離險地。這時候頭目等人要告辭，我取出一瓶酒和頭目互飲幾杯，感動之餘和頭目擁抱泣別。……至今回想起來，能夠脫離殺身危機，只是靠運氣，也幸而與頭目有知遇之恩，被他救了一命！
行事細心而富有機智
伊能嘉矩在行動中，也充分顯示他的機智與細心的一面。由於平地有匪賊出沒無常，山麓地帶盛行出草，所以他都能為自已的行事、宿夜地點，想出最妥善的辦法。從他的日記，我們可以歸納下面幾種方法。他每到一個地方，都先訪問當地的撫墾署，聽取「蕃情」報告，然後以署為宿舍，或以轄區為中心，去查訪各「蕃社」。由於原住民偶而下山到換蕃所（物品交換所）來，或到撫墾署來領取日人為懷柔目的而給的「惠與品」，他都能利用這種機會，與原住民直接交談，或觀察他們的衣飾、風俗，並做成記錄。透過撫墾署長的推薦，伊能都能投宿於轄區內的頭目家，或平埔族、漢族地主家。因為頭目和地主的居處，通常最容易取得民情資料，也可以接觸到舊時代的文物、觀看舊時代的風俗，同時透過頭目的安排，接見社眾也更加方便。有時候，伊能住宿於各地的國語傳習所（小學的前身）。早期的日語學校通常設於寺廟內，安全性比較高。他也投宿於地方的長老教會堂內（如在新店、埔里），獲得各方面的照拂。
伊能和山上原住民、平埔族、漢族土人交談時，態度誠懇有禮。他很尊重當地的習俗，從不批評風俗的優劣，反而是對地方風俗稱讚的多。伊能很善用時間。除非大城市間有火車之便，如中壢至新竹、基隆至台北乘火車外，大部分都乘坐轎子趕路，但是短程的部落間道路，則是步行的。意志堅定的伊能不畏病魔侵擾，即使生病，如患過阿米巴痢疾、瘧疾，他都抱病繼續他的巡察旅行。
至於隨行人員，他從來不挑剔，有什麼人陪同，就與什麼人同行。曾經陪他跋涉各地的人，包括原住民頭目、副頭目、嫁到平地的原住民婦女（俗稱「蕃婆」）、通事、殖產部職員，甚至是撫墾署長。可能是他人緣很好，總是有人陪同入山旅行。
從
台東到花蓮，是一段最有趣的路程。在東部，卑南大社的卑南族給伊能安排一輛牛車，伊能便欣然坐上水牛牽拉的兩輪牛車，沿著台車縱谷，慢慢地北上。到了大巴塱社（花蓮縣光復鄉阿美族大社），好心的阿美族安排四人抬的竹轎給伊能坐，一路由健壯的阿美族扛轎，前後左右由二十五名全副武裝的阿美族壯
丁，護送到花蓮。這是他環島調查旅行中，最得意、最豪華的優遇。
台灣三怪之一
伊能嘉矩在台灣十年期間，只回去日本三次。第一次是因病回去休養，已如上述。第二次是在一九○一年回日本結婚，與新婚妻子一起生活二十四天，便隻身匆匆趕回台灣。第三次在一九○三年，是因為公務出差到日本。從結婚到一九○六年離台返日止，整整五年時間，他單身繼續在台灣工作，而把妻子留在日本照顧年老的外祖父。
伊能既沒有攜眷同住，又沒有子女，在台灣蟄居於南洋商會的一個房間，生活很簡樸。他沒有出門做田野調查時，鎮日埋首於書堆裡，當時被視為一個清高的苦行僧。
一九○六，《台灣日日新報》刊出一篇筆名「小觀子」所寫的專文，題為〈台灣三怪〉，引述其部分如下：
台灣有三怪──其一是寄寓於總督府民政長官官邸的「孔子公」館森袖海翁；其二是寄寓於東門宿舍的「佛祖爺」小泉盜泉先生；其三是寄寓於南洋商會的「活神仙」伊能梅陰氏。三個人的年歲都很大，都過著沒有妻子在旁的單身生活。
原來，曾經留學於德國，專攻醫學與公共衛生，而且醉心於洋化與現代化的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卻私下對這位「朝經夜史」的經學之士袖海翁，以幕賓之禮相待，恭稱他為孔子公，而且把他接來共住於官邸，俾便朝夕請教。不僅是袖海翁，甚至後藤長官在時人眼中，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奇士。
而盜泉先生不是別人，是飽學印度梵文、佛典的名士，「不管是洋服、和服，都隨便穿著，穿錯了也不管，衣服縮小或褪色如羊羹一般也不管，桌上積塵如垢，一年到頭未曾請人來清掃房間，本人卻安居於層層積垢中，絲毫不介意。」
第三個怪物梅陰先生，正是伊能嘉矩。從作者「小觀子」的鮮活描述可知，被視為「活神仙」的伊能在台灣所留下的，不平凡的軼事特別多，讓我們讀過之後，對伊能的為人與性格，頗有耳目一新之感：
梅陰氏昔日在東京當書生時，賃居於一間殘破的宿舍，終日苦讀，無視於辛酸苦楚的處境。他天生怪物，出門的時候，即使黑雲密布，天快下雨，也不帶雨傘出門。下雨的時候，他不會找個地方避雨歇腳，卻若無其事似地淋著雨漫步回家。他後來不想進學校讀書，幾乎獨力做學問。他之所以能在學問上出人頭地，應歸功於平時刻苦自勵的精神。梅陰氏渡台任公職後，雖然以任官身分即可住官舍，卻自願獨居於南洋商會裡的一間小房，十年如一日，沒有想過要搬到他處。小房間內堆滿古書和生蕃的器具、雜物等，這些是他的寶貝，比吃飯還要重要。他的書桌放在這些古書、雜物之間，弄得室內空間更狹小。他坐於室內榻榻米上，連伸直雙腳都會碰到周圍的古書、雜物，但是他仍泰然自若。如果有客人來向他請教，他就很熱情地用他那種特異的聲調，高談闊論，時而發出陰陽怪氣的笑聲。
梅陰氏對人類學的造詣很深，是台灣的活字典，也是台灣史的權威。他是生蕃的真正知己朋友，幾乎把生蕃當做自己的親戚。他的口頭禪是「生蕃絕不是壞人！」他對學術研究忠心耿耿，除非有急事，他連星期日或假日，也出門蒐集學術資料。即使是歲末過年的連續假日，也不在寓所，一定出差到外地。他不像別人那樣到外頭遊山玩水，卻專做史料的蒐集工作。梅陰氏的一生志業，在於完成他的《台灣志》，目前已寫好二卷，預定要繼續憑個人力量寫數卷才能完結。這樣的個人著作，我想工程是蠻浩大的。
活神仙的祕密
表面上，伊能嘉矩在台灣的私人生活，是既孤寂又單調的，難道沒別的因素支持他在學問上繼續奮力邁進？沒有別的因素滋潤他的生活？關於內心與外在的因素，過去的學者未曾探討過。伊能有感情生活嗎？我們翻看他的著作，甚至演講記錄，幾乎都找不出線索，因為他從不談起感情及心理深處。我過去曾經循著他在台灣的足跡，探訪了台灣很多地方，也特別細讀他所遺留的日記，仍然看不出蛛絲馬跡。終於有一天，意外地找到揭開他內心祕密的鑰匙。原來，這位被認為不涉感情世界的活神仙，私下出資養育著一對來自不同家庭的泰雅族男女少年，把他們視為自己親生的小孩一般照顧，並給予安排正常的日式教育。雖然其中一個少女被寄養於一個漢人家庭，伊能所付出的父愛，並不比普通人家少。他一邊養育，一邊在實驗多年來的夢想，要實踐所謂「蕃人教育」。他不但關心這一對男女少年的生活和教育，也向他們學習泰雅語，他自已也不諱言這一對少年男女是他的泰雅語老師。
一八九七年五月四日在彭佳嶼寫的回憶文章〈回想餘筆〉，正透露出伊能的點滴心事：
我目前養育著一個生蕃孩子， 名字叫 Palnaha Ivan，是大嵙崁地方（桃園縣角板山）生蕃頭目的一個兒子。當年台灣巡撫劉銘傳討伐蕃地的時候，把他當人質帶回平地，交給漢人施予教育的，當時才八歲。現在已長大，變成一個少年了。他離開山上的故鄉多年，但從未表示要回山上，只留在吳姓漢人家。我是向吳先生說出我的心願，才領養過來的。Palnaha 聰明乖巧，現在已通曉日語，我覺得他的將來很有希望。
這次我奉命要開始全島的查察旅行，正在準備的時候，Palnaha 很努力地，一五一十地告訴我在蕃社應對的要領，反覆地對我說：「爸爸一定要到我山上的家好嗎？家裡還有三個兄弟，他們會好好地照顧爸爸的。」我看這個孩子這樣伶俐可愛，我就打從心底決心要辦好很有希望的蕃人教育，而這蕃人教育，確是這次蕃界查察的真正目標！
大嵙崁之役與小人質
據史料顯示，劉銘傳曾經在桃園縣大溪創設「全台撫墾總局」和「磺腦總局」，積極開展拓墾與製腦事業。但是世居其地的泰雅族，一直無法忍受漢人從大溪向內山進行掠奪性的經濟侵略，因此漢人的武力征伐與泰雅族的報復性出草事件迭起。從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起，劉銘傳連年興兵多次，去討伐位於復興、三民、大豹一帶的山地部落，戰火也蔓延到南方的五指山、五峰、上坪一帶。光緒十三年九月，動員的清兵軍力竟達二十三營，一萬一千五百人。泰雅族抵抗軍在角板山社總頭目 Taimo Missel 的指揮下，與清軍正面交戰，結果雙方死傷枕藉，加上瘧疾橫行，清軍折損一半兵力。劉銘傳不得已下令撤兵，命通事向泰雅族講和。泰雅族雖然沒有打敗仗，但是接受了清廷的「招撫」，同時交出各社頭目的兒子為人質，獲得短暫的和平。
光緒十四年，劉銘傳把戰役中強要的小人質送到撫墾總局。光緒十六年台北府番學堂成立後，Palnaha 在番學堂就讀，由教師吳化龍照顧。伊能來台的時間， 距離光緒十四年才不過七年，那麼一年後他領養 alnaha 的時候， Palnaha已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年了。 伊能踏上一百九十二天的旅程時， 已經和 alnaha相處一年多，所以情同父子的關係，與正常的家庭情形相同。在〈回想餘筆〉裡，伊能沒有提及領養以後，Palnaha 是不是寄宿於番學堂，或者住在南洋商會的宿舍裡。其他生活的細節，伊能也沒有再談起。
不過，伊能在一八九七年六月七日的日記，有一段關鍵的話：「從復興角板山社回大溪途中，一群泰雅人陪著我走。其中有兩個青年是 Palnaha Ivan 的大哥和二哥，都是角板山社頭目的兒子。 我對他們說 Palnaha 現在在我的台北寓所讀書，他們們聽了之後顯得很高興，說一定要找個機會去台北跟這個老三見面。由此可知，不分東洋、西洋，也不分文明人或野蠻人，天倫之情是永遠不變的。 」
這一段日記明確地暗示 Palnaha 和養父伊能同住在南洋商會， 而且這個少年的生父，原來就是角板山社的總頭目。伊能所收養的一個泰雅族女孩，是一個悲劇性人物，雖然伊能沒有領回南洋商會，但是他所付出的慈愛，極為動人。
這個女孩也是光緒十四年劉銘傳強行帶回平地的小人質， 名字叫 Ai，當時也是八歲，生父是復興鄉 Aimnashi 社頭目。劉銘傳起初把她交給撫墾總局看管四年。 Ai 十二歲的時候，耶穌教會傳教士陳存心往山地傳福音，看到 Ai 的處境很可憐，於是向撫墾總局交涉，領回台北養育。
伊能的〈回想餘筆〉沒有談到他資助 Ai 受日式教育，視同領養的情事，也沒有提及 Ai 的情況。但是，Ai 十七歲的時候，因為瘧疾而突然去世。 伊能寫了一篇悼文弔祭她，原文後來被轉載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
……我在明治二十九年一月和 Ai 第一次見面，那時候她已經十六歲了。我去陳傳道師家訪問時，看到她端姿正容，知曉應對禮節，已經去除了蕃俗。她會講日語，而且還記得蕃語。邇來我向她學習蕃語，同時向她問起蕃社習俗。經過一年多的接觸以後，由於她的幫忙，我對泰雅語及習俗的知識，已有很大的進步。當時我正在進行關於生蕃的學術研究，苦心想要知道怎樣教育、怎樣陶冶，才能收到圓滿的效果？於是我出資把她安排在台北市大稻埕的國語學堂念書，希望她能獲得良好教育。每次和她見面的時候，看得出她切磋語文的能力，好像已能自由地用日語表達意思了。
三月十四日是禮拜天。我習慣上利用禮拜天去學堂看她。當天我發現她已懂得日常禮節，會用日語向我請安，使我覺得再過幾個月，教育的成果一定令人刮目相看。啊，想不到這是我最後一次跟她說話，也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幾天以後，經營學堂的兼松磯熊君突然寄來一封信，告訴我：「蕃女 Ai 不幸在三月十五日突然得到熱病，十九日就死了！」啊， 年紀還輕輕的 Ai，我寄予厚望的 Ai 死了！……我不得不為她的急逝而悲痛！
束裝回家鄉與辭世
一九○六年一月，三十九歲的伊能嘉矩，突然向台灣總督府提出辭呈。由於當年總督府文官體制的紊亂，伊能經常被調到不同的機構、不同的職位，但是他仍能勤奮地工作十年。從提出辭呈的兩年前起，他隸屬於民政部警察本署，負責「蕃界事務調查」。伊能在這個崗位上，應當能夠繼續投入工作才對。但是，他的辭職理由卻是「要回鄉專心於著述，同時就近照顧年邁的祖父」。二月，伊能就束裝回鄉了。伊能回到日本內地後，還是不能悠閒地專做著述工作，因為台灣總督府繼續委託他進行「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的調查編纂工作，也請他擔任「台灣史料編纂委員會」委員，同時編纂《理蕃沿革志》、《理蕃誌稿》，以及《大日本地名辭書》中關於台灣島內地名考等。事實上，離開台灣以後的伊能，仍繼續他的研究工作。
伊能在三十九歲有為之年，突然離台回鄉的理由，依情理仍具說服性，但是促成他急速離開台灣這個研究舞台，也可以從別的因素加以補充說明。
第一、自們從他刻意栽培的泰雅族女子 Ai 於一八九七年早逝後，以後的幾年間伊能沒有再提起「蕃人教育」的理想。隨著一九○二年台灣平地的土匪事件全面肅清以後，總督府突然改變原來的山地懷柔政策，開始以威壓手段對付日漸增多的山地原住民的反抗，山地已經不像日本據台初期那樣平穩。自然地，伊能也和幾年來所作的「蕃情調查」隔離，實地調查的機會顯得更少，而且他所提倡的「蕃人教育」，由於時空和情勢的變化，幾乎變成空談。伊能當年來台的兩大目的───原住民的調查分類和「蕃人」教育，前者已有了成果，但是後者終歸失敗了。
第二、一九○四年（離台一年多以前），伊能向東京帝國大學提出博士學位論文《台灣蕃政史》（即《台灣蕃政志》三卷的別稱），但是，直到一九○六年，東京帝大仍遲遲沒有給予通過。東京帝大所持的理由是，這本書的發行者是台灣總督府，是台灣總督府委託他編著的「非個人作品」。這是官僚體制下的不當理由。事實上，全書是伊能企劃、撰寫的學術著作，這本書的學術價值遠超過一般的博士論文。伊能是不是很灰心了？至少他沒有向別人埋怨過，也沒有寫文章提及。
回日本內地以後，伊能繼續研究台灣二十年，不幸在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八月九日，因為在台灣多次感染的惡性瘧疾復發，經過一個多月的藥石治療無效，於九月三十日永逝。
故鄉的人為了紀念這位畢生為台灣研究與鄉土史研究鞠躬盡瘁的學者，特別在遠野古城遺址，建立一座「伊能先生顯彰碑」，碑上刻著他生前撰寫的座右銘「踏查三原則」，而紀念碑旁邊，有他生前手植的三株槐樹。春來秋去，古槐隨風吟出伊能所提倡的「甘棠之愛」，不時向碑文投下斑駁的綠蔭，好像在撫慰著這一位為台灣捨身的大學者。
定價：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