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一號房
我站在中國偏遠內地一間旅館三樓的窗檯邊，說了聲：「我來了。」然後一躍而下。
幾秒鐘後，我的身體落在五十呎下方一條塵土飛揚的街道上。我重重摔在地面上，腳跟受到撞擊而碎裂。一群穿著灰色、藍色毛裝，頭戴毛帽的農民與路人向我聚攏過來。他們不知道我是誰。我，一個白皮膚的外國人，鬍子沒刮、登山靴上沾滿紅色的泥土，金絲邊眼鏡雖然沒有摔破，但是鏡架已經歪了。輪胎厚重、車上載著裝滿蔬果的鐵籮筐的單車，搖搖晃晃地轉向我這邊；街頭露天攤位的小販扔下他們光澤閃耀的蘋果和芒果，朝我這邊跑過來。附近青翠的山坡上，幾個穿紅褐色長袍的喇嘛暫時停止打坐，?眼往這裡看，他們的身影遠望有如落下的玫瑰花瓣。他們不知道，我曾經和他們一樣；小時候，那僧袍與誦經祈請曾是我生活裡的要項。
這是一九九九年八月，一個乾燥炎熱的下午。陽光異常眩目，我已在那位於旅館角落的房間窗檯邊坐了一個多小時，眼睛瞪著底下的市場看。跳下去的那一刻，我是不想活了，我的心情糟透了，覺得尋死是唯一的出路。
我遭中國官方軟禁，不准離開房間，也不許打電話。一個衣著整齊的矮壯警衛守在走廊上。稍早我打開房門，他把雙手放在我胸口，輕輕地將我推回房裡。他不會說英語，我不會說中文，他的手指著床，要我坐下。這個房間比舒適的大飯店客房還要乾淨。水泥牆、地板和漿過的床單，都是白色的。一根日光燈管在天花板下搖晃。沒有電話。我打開電視，在四個電視臺之間換來轉去，每一臺播放的都是政府管控的節目，指稱一個廣受歡迎的宗教團體是邪教。
這年我二十九歲，住在美國的波士頓，還沒有找到真正的人生方向。我參與一項人道主義任務，前往中國的一個偏遠省分。三天前，這項任務走偏了方向，中國外交部的公安人員拘留了我和我的兩位同伴。起初我並不想參與這趟旅行，因為覺得有些危險。這些公安人員沒收了我的美樂達照相機、七卷底片，還有一些筆記。
此行的目的是去察看一項計畫的預定地，該計畫由世界銀行贊助，要將五萬八千名農民遷往西藏地區。我們的任務是要了解當地藏人的觀點。由於中國政府已允許我們自由出入，我以為只要對公安人員說明我們在做什麼，就能獲得釋放。
然而，我和同伴被分別帶上不同的吉普車，花了三十小時的車程，被送到西寧──也就是中國大陸與西藏東北部邊界的城市。一路上，我努力解釋我們沒有做錯什麼，我們只是對這項計畫有興趣，而警衛只是冷漠地聽著。凌晨兩點，在一間燈光幽暗、無人住宿的旅館前面，我們被拉下車，分別帶入不同的房間。
接著是一連串的審訊。訊問人員要我認罪，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
我被帶著走過一條鋪著空心磚的走道，進入三○一號房。房裡的窗簾緊閉。在另一面牆邊，一個瘦削、膚色白淨、穿著深綠軍服的男子，坐在書桌後面看著我。他雙手交疊放在桌上，多枚徽章在他的制服上閃閃發光。在他的四周，幾名男子分別站在桌子和椅子上，他們的臉孔隱藏在相機後面，相機的強光朝我射過來；其中一個男子從房間的一個角落移到另一個角落，從不同的角度為我拍照。兩名男子擠在一張沙發上抽菸。我面前的桌子上擺著一杯顏色暗濁的冷茶。窗戶開著。一陣熱風吹進來，窗簾被吹得鼓脹起來。
軍官對面的一張椅子正等著我。一個穿著奶油色長褲、雙眼深陷的醜陋女人在我身邊坐下，她是翻譯。她薄薄的嘴角向下垂，現出不悅的皺紋。一臺錄音機小聲地轉動著。
我看著穿軍服的男人，等待著。他刻意用低沉而嚴峻的聲調緩慢地說話。翻譯等他說完一個句子，才轉述他的意思。
「你叫什麼名字？」
「達加．梅斯頓。」
「拼出來。」
「D-A-J-A M-E-S-T-O-N。」
「你是何時來到中國的？」
「八月。」
「你為何到中國？」
「我來看看世界銀行那項計畫的場地。」
「你去過哪些地方？」
「我的班機在北京降落，我從那裡去西安、西寧和都蘭1。」
「你在這些地方做了什麼事？」
「沒做什麼事。我去參觀一些佛寺和藏民生活的草原。」
他停下來，身體前傾，「你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他說。
我的違法行為，他說，就是對著一座廢棄的罪犯勞改營拍照，這座勞改營位在外國人不准進入的地區。
我想起來了。幾天前，我們想看看跟世銀計畫相鄰的土地，便雇一個當地人開車帶我們過去。途中，他把車停在這座勞改營外面的路邊，伸伸懶腰想找水喝；我們也下車歇歇腳，我順便拍了些照片。我在每一個停下來的地方都會拍幾張照片。我完全不知道這麼做是違法的，那裡沒有任何警告標誌。那天稍晚，我們從原路回來，在這座監獄的外面，我看到樹上釘了一個牌子，之前這裡並沒有牌子。「禁止進入。外國人未獲許可，不許超越此處。」稍後我才明白，這個新釘上的牌子是個圈套，好證明我們犯法。
「我並沒有要求去那裡。」我解釋道。歸咎於司機是非常合理的解釋，而且也是事實。我很有自信，認為這場訊問只是形式，最後我會被斥責，然後遣送回美國。
但是他沒有這麼做，他的身體更向前傾，聲調變得更憤怒、更沒耐性。「你到這裡來的真正目的是什麼？誰派你來的？」
我說了謊。「沒有人派我，我是個作研究的學生，我自己來的。」我的心砰砰跳，祈禱他們看不出我在撒謊。支付我這次旅費的組織，是世銀這項計畫的主要反對者。該組織以保護藏人權利與批判中國當局而聞名國際。跟它有任何關係，都會陷我和兩名同伴入罪。這兩人當中，有一人並不知情，這名聲音輕柔的藏人是我們的翻譯。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他。我還記得公安人員拘留我們時，他臉上流露出驚駭的表情，眼睛睜得很大，臉色慘白。我知道他有家小。我至少有一本美國護照，有一張機票可回家，他卻可能一輩子被關在牢裡，甚至遭到處決。我說的任何一句話都可能被用作指控他的證據。我不能冒險把他牽連進來。
審訊持續了六個小時。一名公安不停地在我的茶杯裡倒茶，好讓我保持清醒。為了表示合作，我在六份中文聲明上簽名。我的肌肉緊繃，努力讓雙手停止顫抖。我把大拇指沾上紅墨水，依照他們的要求，在每一頁按上指紋。每次他們給我添茶，我就用中文連續說：「謝謝。」一名錄影的男子穿著鞋站在床上，指揮其他人，叫他們把攝影燈照向我。我想往別處看，但是不管我的眼光移到什麼地方，都有許多眼睛瞪著我。
過去的四十八小時裡，我只睡了幾小時，只吃了放在防水外套口袋裡的幾片走味的餅乾。我的眼睛因為疲憊而感到灼熱，我無法集中心思回答問話。我在心裡回想過去三天裡說了什麼，好讓以後說的話與之前說的不致互相矛盾。我說我是大學生還是研究生？我是否說過我主修的是國際發展？如果其他同伴說我們是被某個組織派來的，會導致什麼後果？我會因為撒謊而被抓起來。
一個又一個小時過去了，我發現先前認為自己擁有的種種特權，也就是身為美國人、持有美國護照、跟受到尊崇的世界銀行有關係，以及我沒有錯，也沒有犯罪，這些全都沒有用。我的脖子開始緊張地抽搐，左邊頸子劇烈痙攣，彷彿在反抗我的決定。我的家人不知道我遭到逮捕，被帶到這裡來。我說過和做過的一切，讓我感到害怕。我想到幾天前，在天安門的毛主席肖像前面，我愚蠢地傻笑，擺出藐視的和平手勢，讓一個路過的觀光客拍照。我感到後悔。我責怪自己簽下認罪書，因為我完全不知道這些文件裡寫了什麼。我只知道他們誘導我，讓我承認自己是間諜。
我腦中浮現電影《紅色角落》的片段。我成了影星李察．基爾扮演的那個男主角，一個在中國被捕的律師。跟這個角色一樣，我也受到折磨，被關進一間黑暗的牢房。中國當局追捕我，我被抓起來，他們讓我經歷腐敗的司法體制，不讓我得到律師的協助。我以間諜與洩密罪名被判有罪。我想像自己走進監獄厚重的大門，一名獄卒在高處俯瞰我，監視我踏出的每一步。一扇金屬門猛然關閉，把我留在一間黑暗污穢的牢房裡。在那裡，我遭到刑求，獄卒在我臉上吐口水，我被毆打，被遺忘。這些都是可以料到的景象，也是非常可能發生的。三年前，有個學音樂的朋友到西藏錄製藏人的民歌。在出發前的幾個月他來看我們，從此我們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他因間諜罪遭到逮捕，儘管他的家人努力營救，至今他仍被關在牢裡。
「你們為什麼把我當成罪犯？」我問道：「我不是罪犯。」
沒有人回答我。我提出最後的要求：「我是美國人，我有權利要求美國領事館提供法律代表，我要打電話到我國大使館去。」先前我已把廣州和北京的美國大使館電話潦草地寫在一張紙片上，塞進我的皮夾裡。
主要的審訊人員答道：「現在這個不重要了。你沒有告訴我們所有的事。你必須仔細回想，把所有的事告訴我們。」
我瞪著他的軍服，汗水汩汩流下。小時候，只要看到警察走過，我就會躲到板凳下面，或是藏在樹叢後面，直到他們走遠了才敢出來。我怕他們會逮捕我。直到此刻，我才察覺我有多麼害怕掌權的人。
審訊結束，我被帶回我的房間。我關了燈，爬上一張被單漿得硬挺的床。我睜大眼睛，凝視上方的黑暗。
我對這趟旅行本來就有疑慮。在我辭去某個人權組織領導人職務的兩星期前，接到一通電話，對方要我到中國，去了解藏人是否被迫遷出他們牧養犛牛和綿羊的青翠草原，把地讓給漢人。去跟當地藏人談談，我可以了解他們是否如中國官方所言，全都支持世界銀行這項計畫。我知道，讓世界銀行贊助這項計畫，把中國的眾多人口遷移到歷來藏人宣稱為其所有的土地上，將會使得中共占領西藏的舉動合法化，並且讓藏人更被邊緣化。這片土地非比尋常，這裡是達賴喇嘛的出生地，因此倍受矚目與具爭議性。為了讓這項計畫順利進行，中國官方說，他們歡迎像我這樣的外人前來，並允許我們自由觀察藏人的生活。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
在多數人眼中，我具備了走這一趟的各項條件：我是美國人，從小在西藏長大，能說流利的藏語。過去幾年中，我去過西藏三次，為一些記者和一位美國參議員擔任翻譯，他們去西藏是想要了解藏人的人權被剝奪的情況。我娶了西藏女子平措。因為她，我了解流亡藏人的艱難處境。她小的時候，中國當局強迫她那以遊牧為生的家庭離開西藏的牧草地，之後她在印度的難民營裡度過童年。由於他們的犛牛和綿羊全都留在西藏，她父親只得在印度軍營的垃圾堆裡尋找食物餵飽家人。十六歲那年，她去了美國。當時她的家人多半還待在難民營裡，仰賴美國提供金錢與衣服。「你是唯一能做這件事的人。」她對我說。她說話輕聲細語，卻也是一個堅韌、具有說服力的女性。她提出了幾個我該去的理由：你曾經去過那裡，你了解那裡的人民、歷史與語言，人們肯對你敞開胸懷；在你面前，他們有安全感。沒有其他人能做到這一點。要一個西藏人去做這件事太危險了，你是美國人，中共政府不會為了一個美國人跟民眾說話，就逮捕他，這樣會危及這項計畫。這是一個再好不過的機會，可以影響一個國家和一群人民。
她說的每一句話都有道理，似乎只有我不相信自己能把這件事辦好。在我的生命裡，這種情況經常出現。別人都覺得我很有自信、個性穩定溫和，而且非常幹練。他們不知道，我內心深處正不停地跟恐懼與缺乏安全感搏鬥。有個朋友告訴我，之前幾次陪眾議員去中國，讓我上了中共官方的黑名單。更讓我緊張的是，這次我是自己去，不是擔任別人的翻譯。這一點讓我極為恐懼，我害怕沒法取得受託調查的資訊，也害怕遭到逮捕。我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準備，我不了解西藏這個地區的歷史，也沒有時間去惡補或建立人脈。如果我失敗了，如果我沒能掌握一個歷史性的契機，會造成什麼後果？我會讓我的妻子、岳父、這個組織和整個西藏失望。然而，如果我不去，又有誰會去？由於我的懦弱，中共當局對藏人的打擊將再度獲勝。不談別的，光是做這件事，我就能夠向自己證明，我有能力提供這個世界某種有價值的東西，某種到目前為止我仍然未能實現的東西。
我快三十歲了，卻無所事事，無甚成就，每天只想輕鬆過日子。我做過許多卑微的工作：除草、作沙拉，以及餐巾紙的裝箱、送貨工作。我和妻子沒有能力買房子，只能在學生和傳教士住的出租樓房裡共住一個房間，跟二十個人共用一個廚房。我太太在幾家培果餐廳和一家珠寶店打工，每週工作五十小時，好養活我們倆和她在印度的家人，還要支付我的大學學費。我拿到學位後，沒有運用它作出任何具有實質效益的事。我好像什麼事都做不成，彷彿我的體內有一個關鍵的部分──就像機器的馬達──發生故障，讓我動彈不得。有時我感到四肢沉重，無法行走。我的妻子是個行動派，我為何不能跟她一樣，找一份工作、甚至兩份，勤奮地幹活？我完全不曉得我應該做什麼，甚至也不了解自己屬於什麼地方。
成行之前，我暗暗盼望紐約中共大使館不核發簽證。簽證寄到時，我還想過撕掉算了。啟程的前一晚，我太太和我買完東西開車回家時，兩人還在車裡吵了一架。我想臨陣脫逃，她說我太多疑。我試著讓自己安心。妻子是對的，就連上超市購物也有可能在路上被車子撞倒，人們並不會因此而裹足不前。有些比我更活躍的藏獨人士多次進出西藏，他們並未遭到逮捕。與他們相較，我只是個小角色，完全不值得中國當局注意。
我走的那天早晨，平措的父親凌晨四點就起床了。他是個虔誠的佛教徒，他在我們小公寓的逃生梯旁焚香祝禱，並且用線拉起五顏六色的天馬旗，祈求我好運，安全歸來。走出大門時，我看著這些旗子，心中感到不安。他似乎知道此行有多麼危險。
午夜剛過，一個穿西裝打領帶的男人走進我的房間，開了燈。我驚懼交加，心砰砰地跳。他要我起床，在一小時內打點好，準備接受更多的訊問。我摸索著尋找衣服，穿上卡其布襯衫和寬鬆的藍長褲，然後坐回床邊，兩眼茫然地看著手錶。現在我更緊張了，他們威脅性的警告在我耳中迴盪：「你必須想清楚，把所有的事情告訴我們。」
他們要怎麼樣才能滿意？我已經承認犯錯、道歉，也簽了認罪書。他為何在深夜穿得如此整齊？他們是否要把我帶到別的地方去？為什麼要在凌晨一點帶我走？我並不知道打斷睡眠也是一種審訊的手法，還以為有什麼緊急狀況。
我瞪著我的卡西歐錶，看著指針慢慢移動。現在是凌晨一點。我看看門把，等待它轉動。沒有人來。又一個小時過去了，還是沒有動靜。我從黑色背包裡拿出筆記本，撕下一張紙，坐在床邊寫了一封信。我寫道：我是清白的，這些人是一個鎮壓政權的一分子。然而由於我怕這封信可能帶來更多的麻煩，我把它嚼爛，吞進肚子裡。我太害怕了，不敢將它沖進水槽或馬桶裡。先前我在水槽裡放水的時候，就聽到水往下流，流到樓下的一個水桶裡，把我想沖掉的每一樣東西收集起來。
我在房間裡繞圈子，思考下一步該怎麼做。我的背包裡有一把瑞士刀，是我小時候從母親那裡偷來的。我拿起刀，拉出薄而小的銀色刀刃，坐在床上，尋找手腕上最明顯的一根血管。我咬緊牙根，將刀子慢慢地、堅定地切入手腕，直到血流出來。然後是另一隻手腕。血沾到指尖，我把血抹在襯衫上。我的計畫是讓他們把門打開，看到鮮血，停止一切審訊，把我送進醫院。
我精疲力竭地躺回床上去，等著他們進來。我不斷對自己說：「我不是罪犯，沒有什麼好怕的，是他們搞錯了。」每隔一會兒，我就打起瞌睡，然後渾身冒冷汗，從惡夢中醒來。我夢到監獄的門在身後猛然關上，夢到我在黑暗狹窄的牢房裡，從鐵欄杆裡往外看。
第二天早晨，一個年輕的公安來敲我的房門，他給了我幾根外頭小販那裡買來的油條。我手腕上的兩個小傷口已經不流血了。他對我襯衫上的血跡不聞不問，就這麼走了。
我咬下一口炸脆的油條，試著吞進喉嚨，卻做不到。我覺得好像有一塊石頭鯁在喉嚨裡。熱水瓶裡還有前一天留下的溫水，我把水倒到杯子裡，泡了一點紅茶，喝了幾口，決定起身刮鬍子。我想要維持平日的生活程序，讓他們知道我沒有被打敗，沒有沮喪到不在乎自己模樣的地步。我打開刮鬍刀，電池沒電了。
我試著轉移自己的注意力，打開電視。中國武警逮捕與毆打法輪功民眾的畫面出現在電視螢幕上。我看著法輪功信徒恐懼的面容，覺得想要嘔吐。我在房間裡踱步，看到自己的身影反射在鏡子上，我看到我的脖子在抽動。這麼多年來，我頭一回祈禱，懇求達賴喇嘛的加持與幫助，並且誦唸慈悲佛母〈綠度母心咒〉2：「引導我，除去一切障礙。」我祈禱著。
在我很小的時候，就誦唸過這句心咒幾千遍。我的父母是典型的嬉皮，一九六○年代生活在嬉皮公社裡，後來開著一輛綠色的福斯廂型車橫越歐洲，我在途中出生。當我的父母趕上當時年輕世代追求性靈的風潮，決定到印度和尼泊爾研習佛教時，我還只是個學步的幼兒。我母親對佛學十分著迷，便放棄一切出家。我父親凡事仰賴我母親，為此精神崩潰。當時我只有兩歲，實際上已等於無父無母。我母親找了一個藏人家庭讓我住下來，這個家庭有十名子女、兩位母親和一位父親。四年後，我母親認為我應該跟隨她的腳步，便安排我進入一所佛寺，希望我穿上僧袍出家，在那裡度過餘生。從出生到我的童年和青春期，我都是一個外地人，一個藏人家庭裡的白種小男孩，然後是白種人小沙彌。父母親對我而言，是個遙遠的影子。我一個親人也沒有，不屬於任何地方。我在寺院裡過了十年，內心非常孤獨，於是我離開那裡，想辦法去美國接受教育。之前我一直被看成異類，而我只想過寧靜的生活。
現在我是個敵視者審訊的目標，我仍然不明白這場審訊的目的何在。我太天真了，竟然以為他們會知道我是好人。
從我們被捕的那一刻起，我就在想辦法脫困。道歉、簽認罪書、割腕、要求打電話給大使館，但沒有一樣有用。
我在房間裡踱步，推敲他們現在在想什麼，並且猜測他們的下一個行動。他們是否真的準備以間諜罪起訴我？他們有足夠的證據嗎？有沒有足夠的證據是否無關緊要？
審訊的情況只會越來越糟。我很清楚這一點。他們會一直逼問下去，直到我說出是誰派我來的？我跟誰談過？而我絕對不會告訴他們。
我的被捕已經是一種失敗，我不能讓其他人也陷入危險處境，這麼做只會讓我失敗得更慘烈。這些人大多是遊牧的山民，就像我岳父，他們穿著羊皮衣，跟剛出生的綿羊和犛牛睡在一起，為這些牲畜保暖。藏人翻譯恐懼的面容在我腦海不斷湧現。我對他做了什麼？我覺得我快要嘔吐了。
由於我不會跟他們合作，提供他們想要的答案，下一個合乎邏輯的作法就是進監獄。他們會折磨我，向我逼供。他們會贏，因為他們把我關在監獄裡，而我怕死了關監牢。我不能讓他們獲勝。
電視裡傳來喊叫聲。我遠遠望去，螢幕上的民眾在武警的拳打腳踢下往後退去。我的內心就跟他們一樣騷動，不禁一直看下去。政府把這些人都妖魔化，就像把達賴喇嘛和支持他的西藏人妖魔化一樣。如果把入獄、沒能完成任務，以及陷無辜民眾於險境，三者相較，我不知道哪一個更讓我膽寒。
要是我能拿起電話打給某個人就好了。我渴望聽到友善的聲音。我看到平措的身影，她坐在我們家小小的客廳裡，我看到她的黑色長髮和善良的面容。我希望她在這裡，跟我在一起。她一直比我堅強，為了理想，她的信心可以移動一座山。她的父親是個矮小結實的牧民，從小就教她「要有骨氣」，也就是要堅強。我很想念她那張親切的面孔，我渴望聽到她那溫柔撫慰的話語。我愈是思念她，愈是對我的無能感到挫折。
我想我母親並不知道我現在在中國。她在印度修行與弘法，我們每隔幾年見一次面，平時透過電子郵件、寫信與打電話保持聯絡。這樣比較好。小時候我很想她；到了青春期，她的僧袍讓我感到難堪；成年以後，我對她拋下我感到憤怒。第一次聽到她說她愛我時，我已經二十多歲了，之前她是否說過這句話，我已不記得了。我想像她的模樣：剃光頭，邊唸經邊打坐，由於罹患坐骨神經痛而動作遲緩。儘管這些年來我跟她一直不親，我還是給她寄了很多氣喘噴劑和厚拖鞋。我一直都牽掛著她。
我也為我父親──一個虎背熊腰的壯漢──擔憂。我知道他完全不知道我在哪裡，也不知道我在做什麼。他罹患精神分裂症，目前住在洛杉磯的一所老人療養院裡，藥物讓他反應遲鈍。我們的談話十分簡短，他從不提出問題，對於我的問題，通常僅用是或不是作答。我只記得一件跟他有關的童年往事。我們在玩捉迷藏，他那鬍鬚濃密的臉孔逐漸靠近我。以前我經常幻想擁有美滿的家庭，大家圍坐在餐桌旁談天說笑。
我的選擇越來越少。我急於離開這裡。先前我試過走出房間，但是被警衛攔下。我無法想像自己跟他扭打、奪走他的槍，或是制伏他。我沒有那麼強壯。我有可能在打鬥時中彈。之前長達三十小時的吉普車車程中，我曾想過打開車門跳出去，盡全力逃跑，但是我怕會惹上更多的麻煩，也怕他們真的開槍射擊我。
過了大約半小時，我往寬闊的玻璃窗外看過去。窗簾是拉開的，陽光照了進來。腳踏車的聲音，買東西的人和叫賣聲，加上雞叫聲，混雜而喧囂。
這是唯一的出路，到時候沒有人會知道，我是自己跳下去，還是被人推下去的。我不想活了。美國政府會要求展開調查，以便了解為何有一個美國公民在遭到中共拘留時死亡，兩國之間的關係會更加緊繃；派我來中國的人權團體會進行抗議，世界銀行將被迫對這項計畫採取更加審慎的態度。我的被捕已經證明我失敗了，也許這麼作能稍微彌補一下，讓情況有所改善。
我厭倦了不停地思考，費力地揣想他們會怎麼做，而我又該怎麼做。我並沒有仔細思索我的身體會如何落地，我也不去想：我要死了，再也見不到平措，再也不能生兒育女，建立一個家庭了。我只是想離開這裡。
我穿上登山靴。因為某些原因，我覺得這麼做非常合理。我要出去了。我用顫抖的手綁好鞋帶。
我站在窗檯上往外看。眩目的陽光下，什麼也看不見，我踏出最後一步。
當時我並不知道，在這個炎熱的八月下午，我向外跳出的這一步，竟是另一段旅程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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