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序】
笑語燈前老少儒
──追著張學良的歷史奧運 ◎郭冠英
唐教授：
奧運雖未成功，能與您共跑一跑，對我這小選手也算受益匪淺。「笑語燈前老少儒」。我若有時間，寫下爭取辦奧運的經過，也為中國歷史留下份紀錄。
──郭冠英【1】
唐德剛曾說：「寫一個人的傳，你要比他自己還要了解他。」
唐德剛說的是李宗仁，遇到張學良，他當然視此為不世機遇。他要寫本"The Book"而不是"a book"。
可惜，沒寫出來，但在寫的過程中，他比「他自己還了解了他」，了解了一個"a person"。
唐德剛後很感慨的說，張的歷史，多已公布於世，但你我講，就算對，仍只屬小道消息；只有他本人講，才屬第一手。可惜張胡塗，對學術市場也不懂，他本可留下本好史，名垂千古的，但由於他性格不成熟，做事衝動，把一件晚年的好事給弄壞了。
唐又說：「我以前沒見張，從歷史資料來評張，見了張，對他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了解了一個人性格對其行事決策的關係，以前的資料是死的，見了本人才活了起來。張是個愛國者的定論不會改變，但我對他原有的正面推崇確實要大打折扣。」
張學良是一個太子豪傑，李宗仁是一個平民英雄，兩個人都稱副，一是副總統，一是副司令，但張學良不論是少、是副，他幹的卻是大事，雖然真正的硬仗，李宗仁打得多，真正的政務，李宗仁認真得多，但是李宗仁即使是幹到正，他仍是蔣介石的副角，他仍未能改變蔣所劃的局面；而張學良在西安未留片紙隻字，甚至對放蔣條件仍諱之莫深，但人人皆知他改變了蔣的剿共大計，他扭轉了乾坤。他不但改變了中國的歷史，甚至改變了世界的歷史（唐語）。
李宗仁？沒能改變歷史，他只是保持了他做為一個中國人的尊嚴而已，而這一點，他是比蔣介石高明的。看看蔣身後的假榮實辱，幾無葬身之地，其下場實不如李。
李宗仁死後有知，當最感快慰的即是其徒後見張學良，張說：「蔣介石就是李宗仁說的那個樣子，一點不錯。」
張學良還握了拳說：「馬歇爾說得對：『蔣先生就是抓權不放。』你說不幹了，你還是在那兒幹什麼？李宗仁怎麼做事？」
但在九○年代，唐德剛卻沒有這樣的機會，中國人也少了一本可以成為最有價值的回憶錄。唐德剛是有此自信，若張學良願合作，他可以寫出一本比李傳更好的傳世之作的。可惜張學良本身是個沒常性的人，公子哥兒的脾氣不改。要他隨興吹牛可以，要他安心坐下來一天，好好交代回憶其歷史較難。他的理由是他想了會激動，會難過，但他又常會激動的講，沒問他也自個兒講，張根本是個很矛盾的人。如果張被關的五十年中，有個唐德剛與他關在一起，只叫他交代北洋歷史，先不提西安事變最關鍵的那幾點，那應該寫得出本好書，或張到夏威夷去了，與唐德剛做口述，唐在夏威夷住個年把一年的，也可以，但在九○年代的台灣，張新放不久，仍有疑懼，加上趙四始終消極，生怕張又從上帝那兒回到人間，張又靜不下心，一有風吹草動，一件美事就告吹了。
這件事，是歷史決定了人，又是人決定了歷史，與許多歷史事件都一樣。
後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公布了張學良後來的口述史料，其中謬誤甚多，做為一個始作俑者，我並沒有幸災樂禍，只有對歷史的痛心。以前常常有人問我，哥大的資料有無新東西？為了歷史，我希望它有新東西；為了我的委屈，我又希望它沒有新東西。現在證明，有關張學良最主要的東西，他在一九九○年已對唐德剛和我講了。正如台灣《中國時報》駐美歷史記者林博文所說的，那是對西安事變「最詳盡、最切實、最坦誠」的口述。
那真是得來不易，稍縱即逝。果真，機會後來再也沒有回來。這不怪後來的效顰者，要怪張學良胡塗，做事不認真。他這種性格，大大的影響了中國近代史。
識張經過
最先，天縱英才，張學良有幸認識了我。我早在七○年代就在好友王一方家見過張學良。王父是台灣立法委員王新衡，與蔣經國、張學良關係很深，他們與張群、張大千組成了「三張一王」的「轉轉會」，輪流各家吃喝。早年我還把張看成叛臣賊子，對他不甚重視，後讀史才知張的重要。蔣經國逝後，我叫王一方安排我見張。張見我對他有敬意，對東北事有了解，對我甚喜。一九八九年，我就安排國外歷史學者王冀和吳天威見他，也把相關歷史圖書資料交張，其中有美國加大的傅虹霖寫的《張學良的政治生涯》，我特別指出唐德剛作的「三位一體」序，序對張多肯定，格局甚高，未幾，張學良即向王一方講，若唐德剛來，他願一見，後我知唐到，乃請王一方轉知張，約了第二天，我接示後即電《傳記文學》的劉紹唐社長，問唐在何處，因唐與劉情篤。劉妻說他們到高雄佛光山去了，我電佛光山，劉紹唐接的電話，開口即曰：「是不是漢公有消息了？」因我已向劉紹唐提過張有意見唐之事，我說馬上坐飛機回，明日即見。劉、唐乃即飛回來，第一次在王一方家，只有張、唐、我、王四人。
所以，見唐是張主動的，當然，唐視此為不世機緣，非常高興。以後就談了四五次，唐也住在中央新村其岳父吳開先（國民黨上海社會局長）的房子，準備好好做訪談計劃，但張此時剛放鬆不久，尚不知外界情形，一道無形的圈子似仍畫在那裡，他也沒找我們談究竟在政治、安全上要如何應付，計劃要如何展開，因為外在環境的變化尚不知數，但在談時張都是很興致高昂的，反是王一方，有時急著出去，催著我們早點結束，他說：「來日方長，青山在。」如今想來，實在可惜，但如果沒後來那些變化，此事或慢或快，是應能圓滿完成的。
第一次談完了，唐德剛就寫了一自傳體的首章。但張說他不要寫傳，只是你問我答（這也是矛盾）。我們就在王一方家中或大飯店吃飯談話。趙四都不在，否則她一定打擾。
痛斥上帝
張學良常說：「上帝那兒有本帳。」他不願講出來傷人。但他其實很想講，常欲罷不能。經他同意，我錄了音。這部分我在二○○一年張逝世後才公布了。
張、唐兩人皆重聽，口音也不同，溝通上有些問題。我像個傳譯，也知要問什麼關鍵問題，什麼時候問，因此三人進行得很順利，王一方也在陪聽著。
每次談完了，張還瀟灑的拋下一句：「你們要怎麼寫，我不管。」當然，我們也沒那麼笨，此事仍極保密，但安全局應知張在見唐之事，因為陪張的李震元組長應不會不知。李後來與我很好，也讓我給做了口述。
其中最重要的兩次，一次是一九八九年中，張說西安事變是蔣說要用機關槍打學生而逼出來的。那是他在其部下王樹常之子，歷史教授王冀面前講的。他主動，我們沒問。後來在當年的復活節，他在王一方家喝了酒，在書房中大講。說蔣介石「失敗」、「無雄才」、「喜用特務」、「量窄」、「抓權不放，一句話，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批評得很凶。我還去關了書房門，怕特勤組的陪同人員聽見。
最重要的是，張終於開口說，是蔣親自答應了不剿共，他才放蔣的，我追問：「是他太太轉告的，還是他親口說的？」張說：「當然，他親自。」「他既然這樣答應了，『你去吧。』那蔣先生也是，當時我不說，現在我可以說，蔣先生後來也真是做了，他沒說假話，『我不剿共了。』」
有次在凱悅飯店吃自助餐，故錄得有點吵，當時是蔣緯國說他老哥沒說蔣家不接班的時候。張就說緯國不但「身世不明」，還「身世不清」啊！意指有傳言緯國之母重松金子在日本同侍戴傳賢和蔣介石哥倆，故是誰的種也弄不清了。張說話時還用湯匙在攪咖啡，我看了忍俊不住。
到了一九九○年張群為張學良做九十壽，張學良還指名要我和唐德剛參加，叫王一方把請帖給我們。王一方在一九九三年五月不幸意外死後，我在他西裝口袋還找到這份張的條子：「給唐德剛、郭冠英、劉紹唐各一份。」
做壽完當晚，張即請唐、吳天威、王冀等與賀之教授，在富都聚餐，我們都很高興，想：一件記史的大事終於可以完成了。
我還把那幾天的報紙有關張的消息、評論、文章全剪貼了送給張，討其歡喜，結果壞事了，後連那一份精心的剪貼簿也不知所終了。
原來是張看了簡報上《中國時報》的報導，說唐德剛在台停留半年，已在為張寫傳，他一看大不悅，加上據說國民黨的老臣秦孝儀、張祖詒都問他：「漢公，你要寫自傳了啊？」張學良乃電王一方，說了他一頓，並要唐德剛寫聲明，沒有寫傳這回事。
我接一方電話也很懊惱、惶恐。我想張是太緊張了，他政治上已自由，蔣家也不在了，他要寫什麼誰還管得著？秦、張之語只是招呼而已，並非反對，張卻過慮了。後來我把此點向陪張之李震元組長說，他也持相同看法。何況我覺得寫聲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沒用且不智，但張究竟信我不深，此事之實情與應對他也沒與我討論，我們只得寫了聲明，稿還是我擬的。載於《中國時報》一九九○年六月十二日：
編輯先生公鑒：
頃閱友人前贈貴報六月一日「張學良口述回憶錄．歷史學家唐德剛洽商撰寫」一則報導，不勝惶汗。親友讀報而函電詢問者亦日有數起。謹不揣冒昧，略上數語，乞為披露，以明原委。德剛於本年春初由於奔岳丈吳開先先生之喪，來台暫住。開公與已故王新衡先生為摯友。而王公又係張學良將軍在大陸時代之舊屬、隱居台灣期間之好友，媒體所謂三張一王是也。以此關係德剛有幸得於王府幾次飲宴中，拜識張學良將軍伉儷。張將軍為人豁達，喜談北洋時代人物，及「老帥」張作霖等之軼事，而德剛嗜史成癖，所以相談甚歡。唯所談只限於「北洋時代」（一九一二∼一九二八）。「九一八」以後的歷史張將軍不願談論，而德剛只因交淺不敢問深，亦從未觸及。加以張將軍夫婦篤信基督，認為人生一切，均係上帝安排。國家興亡固然匹夫有責，而個人榮辱窮通，則藐不足道。說故事則有之，寫傳記則無心及之也。夫人意志且更為執著。德剛沉迷史籍，雖覺張公伉儷之聯合決定甚為可惜，然長者的意志，也非後輩所敢拂逆。謹以實況相報。尚乞垂焉。
唐德剛謹上 七九．六．一 台北
從此張就對我由信轉疑，再不復往日之親，口述也停了。
事情是怎麼漏出去的呢？殺君馬者道旁兒，我以為是被劉紹唐說出去了，劉與《中國時報》副總編輯蘇墱基極好，我以為是蘇叫記者發的消息。後來蘇看到我這樣寫，對我解釋不是他洩出去的，是記者從「中研院近史所」問來的。我想蘇言是真。
此事，我想最痛苦的是劉紹唐，他最想要張學良寫傳，《傳記文學》幾有五分之一的篇幅都與他這個東北老鄉有關，他也最希望見到唐德剛來寫這篇傳，將來在《傳記文學》連載出書，結果竟被記者搶新聞搶壞了。
再後來，我又安排了ＮＨＫ訪問張，此事弄得也不愉快，又要我來善後。
一九九一年張去美國，丟下趙四在舊金山，一人跑去紐約，在他的「最愛」蔣士雲（貝祖貽妻）家中住了三個月。當年生日也是由貝夫人主持。我認為張如此做不好，還寫了一首打油詩批他：
溪口一別半世紀，好夢未圓愁夜長，
秋後蜢子心猶熱，紐約新巢共黃昏。
平生遺憾唯蔣四，舊愛新歡本一人，
老伴有主休回顧，更抱佳人賭幾回。【2】
劉紹唐後常說是趙四看到我在紐約拍了唐、張與貝夫人在哈德遜河畔的照片，討厭死我們兩人，做傳之事當然泡湯。以前我還常與劉嘻辯，我說張與貝夫人老相好，趙四又不是不知，怎會以此怪我等？現在才知劉非戲言，是張老五學森對劉紹唐和唐說的。趙四對張去會貝夫人確實痛心，甚至怪罪到家中親戚去迎合張先生者，我與唐當難免池魚之殃。
再起爐灶
貝夫人常帶張去紐約上城一家叫「安蒂園」的中餐館吃飯。張之丙，哥大的中文講師，在那兒自我介紹，說哥大學生想聽張言。張學良見胡適、顧維鈞皆出自哥大，對哥大重視，乃去。後張之丙要為他做口述，他認為是哥大要做口述，不知道哥大口述的祖師爺，當代「最活潑深知的歷史學家」（李敖語）唐德剛已在為他做，竟答應張女士了。
此消息一出，台北史界譁然。劉紹唐後來一直想挽回此事，他安排了中研院的聚餐，認為至少也應由中研院來寫，又致電張，勸張仍應採前議，交唐來寫，他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寫了一封信給張：
關於吾公回憶錄與口述歷史事，本有數語奉陳，因恐交淺言深，又易開罪他人，故欲言又止。但反復思之，吾公為國家之人，吾公歷史為國家歷史一部分，晚如不就所知掬誠以告，心實難安。
關於吾公口述歷史事，真所謂好事多磨，據唐德剛教授言，吾公初抵紐約，彼即洽妥時間，與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及過去主持口述歷史之負責人（均為彼舊日同事），共同邀吾公餐敘，不料打電話至貝宅，貝夫人未詢何事，即言吾公應酬太多，已至鄉間暫住，竟未能直接與吾公通話。德剛兄又因一耳重聽，電話中溝通頗感不便，乃不得不決定另覓機會。……
又此事如已經不能挽回，吾人則只有相信一切係屬上帝安排，如尚可挽回，晚仍重複前函所言：「吾公為創造歷史之人，而且是民國史上關鍵人物」，應與國家歷史機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並請唐德剛兄暑假來台進行（唐已有數次訪問吾公紀錄），德剛兄（紐約市大退休後哥大現聘為客座教授）年逾七十，謙謙君子，彼之史學修養，文筆才華，為吾公作口述歷史，實不作第二人想。
以後劉還與張捷遷、王鐵漢研商，希勸張改變主意。有次王冀來，張問王冀：「我已答應了哥大，但又有人勸我給中研院寫，一馬不配雙鞍，我為難，你看怎麼辦？」王冀說中研院可考慮。後他們張家還是自己去查證，看到張之丙女士拿到哥大口述中心的授權，認為是正牌的，乃決定由張女士寫。
張學良大概認為只有外國人會保持公正，他仍受威權恐怖之影響，其實就算交給國民黨做，在一九九○年後的台灣也不會再改史滅史了，何況是中研院，乃就寧予外賊了。
我後來不好講話了，再講張家會誤會我和唐德剛是搶不成就來破壞了。事實上張家誤會了。劉紹唐從未說張之丙是假冒，他及許多歷史學者，只是認為由唐或中研院來做，在學術及寫作水準上較好。口述史並不是錄音整理，那只要個聽得懂東北話的大學生就夠了。口述史要查史料，要補史料，要查證，當事人的回憶並不一定人事地正確，要把電報函件等史料全找了出來，考證了各回憶口述的疑點，如「西安事變」共黨代表劉鼎之口述，雖為一手，但它與當時的電報多所出入，要兩者相輔才能較正確。問張學良事變前見了周恩來幾次，他可能記得兩次，但說什麼內容，為什麼見，他可能記得不明確，要找出當時的文字記錄，會更可靠，再給口述者看，會激起其回憶，會做更好的補正。張學良有時逃避，會說：「盡信史不如無史。」但此說是指以前片面道聽之言而言，以前文字流傳不多，說的人也不多，說得也不嚴謹，考證精神也不夠，才會以訛傳訛。如果照今天嚴格的史學分析，還有通聯紀錄，一部信史還是可以大體得致的。
張之丙能爭取到此計劃，也算難得，她的姊姊張之宇，中文底子深厚，後來做張家的管家，也記述了一些史料。尤其她勸張不要將其記錄一燒了事，在保史上功不可沒。但「毅荻書齋」的成立和口述之進行，後來又有很多波折及爭議。張性格上的虎頭蛇尾，有始無終，實在是誤己誤事。後來我聽說張之丙姊妹與張家鬧得很不愉快，我不知曲直，無從評斷，只從我的經驗來看，我對張氏姊妹還有點同情，只是我對張之宇所寫的一大堆談張的文章，雖喜其中透露了一些新的史料，知其必與張夫婦甚親近，但對她的文章，語意曖昧艱澀難懂，甚至有很強的反共主觀夾雜在內，我認為不太恰當。但這一切只是張的選擇，我也無言，只有有次遇到張家之人，談起張氏姊妹仍難掩忿忿之情。我想，我若說「成功不必在我」，未免矯情；說「幸災樂禍」，似乎殘忍。我最後還是選了殘忍。
唐德剛又說，真正把他訪張之事阻斷的是宋楚瑜，說是王一方問過他：「你與宋有何過節，為何他向張說反對你來訪問？宋說國民黨內史家濟濟，為何要找唐？」我聽了此節甚感奇怪，因為王一方生前從未與我提此節，我一直認為此事是張自己緊張，他一動搖就易受到太太及旁人的影響，此事主要是張的決定。如果他決定由唐寫，他應也不會受到宋之影響，國民黨又能為此拿他怎樣呢？後我安排唐、宋一見，飯吃得很好，但未談此事，後我請人問了宋，他說他沒講，他根本不記得有此事。我想，宋應不會隱瞞什麼，此事還是因張怪我沒守密，對我不信任，他一疑，就退縮了。進讒的人就有了機會，以後誤會愈來愈深，愈解釋他愈懷疑我有鬼，甚至懷疑唐德剛也想「做他買賣」，他把唐想成西安事變時的閻錫山了，有了成見，什麼事也說不通了。
一九九二年我責張，張信讒，我們的關係不好。後靠周玉蔻的政治人脈，我又得訪張，做出了《世紀行過》的紀錄片。片中張也講了些心裡話。他說蔣用雜牌軍剿共是「一斧兩砍」、「共產黨有人心」、「長征偉大」、「陳儀好人」等。
這期間張談得最好的是一九九三年四月世貿大樓那次的餐聚。參加者有孫運璿、吳大猷、袁家騮（袁世凱孫）、梁肅戎、劉紹唐等人。張說蔣對中國的統一，有功，但他又指著王一方說：「王新衡就說『蔣介石是把人才當奴才用，蔣經國是把奴才當人才用』。」王一方還推了我一把，苦笑說：「他說就他說嘛，引我爸爸做啥！」
瞎子摸象
蔣對張有氣，張對蔣有怨，中間還夾了個宋氏兄妹，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關係極為複雜，不同時間不同對象又有不同的說法，使這件中國近代史最隱諱、最重大、又最戲劇性的關係一直說不清，大家各取所需。我以一個親炙身教，又深受教訓，也把所有史料大致看過一遍的人，願從較客觀的立場，來對此關係中的幾個問題做點合理的推斷。
一、骨肉仇讎。
張、蔣在政治上相互扶持，「依若股肱，情同骨肉」。雙方家庭也來往密切。張失東北、熱河，國人多所不諒，蔣也曲意維護。但蔣頑固，執意剿共，張卻改變了當初必先安內之想法，認為應以攘外抗日先。也只有兒子敢向老子爭，老子能對兒子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那個晚上，兩人大吵。張學良說：「我跟蔣先生痛陳，我說你這樣下去，不等於投降？蔣先生說，漢卿你真無恥。我從來當軍人，沒有降這個字。我說你這樣做，比投降還厲害，你叫日本人一點點蠶食，就把我們中國 一點一點吞了，你不等於比投降還不如？」
蔣介石也事後不安，反省自己是否「說話太過」。張也陰，他氣得要拿手槍打蔣，但事後要使蔣鬆懈，他竟去華清池洗了個澡，使蔣以為張的憤怒只是一時情緒。那知張回去後就布置把他抓了起來，故蔣也氣自己「信人太過」。
事變後，蔣在盛怒下是但求一死，但看張仍是要擁他做領袖。太太也來勸：「寧抗日勿死敵手。」他認為張仍是愛護他的，乃答應停止剿共得釋。張要親送，他還堅拒。到了洛陽，下機後第一句話就是：「張副司令哪，要好好照顧他。」張對此話感動了一輩子。
張執意親送是認為：「我說那首領就是個泥菩薩，我把這泥菩薩已經扳倒了，我自然把這泥菩薩扶起來。」
二、親送考慮。
但蔣回到南京，新仇舊恨齊上心頭，看張闖了那麼大的禍，對他又很氣，加上南京政府其他大員也對張很感冒，蔣就是要護張也有困難。回京後第二天──二十七日蔣的日記載：「曉見漢卿，彼欲強余以實行改組政府而毫無悔禍之心，余乃以善言慰之並實告以軍法會審後，特赦並予以戴罪圖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
現哥大「毅荻書齋」門口展示的蔣的條子：「漢卿，請來小敘。中正。」是蔣在溪口養傷葬兄後，與張在溪口再次見的面，但張態度可能不好，像個滿腹委屈的兒子，蔣事後寫著：「漢卿膽小怕死，狡獪胡塗，誠不可以道理喻也。」徐永昌看了張也認為他毫無悔改，不可輕放。據聞張在晚年看了這份資料，說：「他也這麼說？」
張是以為蔣會放他回西北的，因為宋氏兄妹在西安談得很好。唐德剛說：「所以漢公講，蔣公是有大略沒雄才？」張說：「這是我批評他，張嘯林說句話，他說蔣先生不會做，蔣先生會做，到南京就把你放了，這是歷史上一件動人的事。」
一九四一年聖誕節，宋子文在駐美代表任上，致信蔣要求放張，說：「可否寬其約束，噓枯催生，微兄奚屬？」蔣回電說：「漢卿思想與心理至今仍未改變！恐此時一經出外，必受反動分子之包圍，於國與彼皆屬不利。」
蔣後來認為張已不可用。「殺之不忍，放之不甘」，加上大陸失敗，對張怨恨再難消除。
一九五八年，蔣介石才在桃園大溪見張，兩人都流下了眼淚。蔣說「西安事變」對國家損害太大，張垂首不能視。
三、宛若仇讎。
張對蔣則是怨懣不已，認為當初自己一心純潔，為了國家為了蔣好，蔣不應背信扣之。後蔣自招失敗，張如危卵。但他又想示好求蔣，待蔣叫他寫「反省錄」，事後對他稱讚，他又很興奮，乖乖又寫了「雜憶隨感漫錄」的自傳。自傳與他向唐、我說的故事大致差不多。但又是虎頭蛇尾，寫到「西安事變」前又停了。許多要寫的人物專章也未寫。張學良可能認為要復出，就要做個好學生，但看不能復出，他又不上課了。
到了晚年，他又把對蔣的怨懣宣洩而出。也可能對自己曾卑微的求蔣而終不得釋引以為恥，因此把蔣說得一無是處。我認為這是張自承的「春性又發」，老年更甚。因腦筋退化，思考更不全面，而張本來就有「不替別人想」的毛病，他在一九九○年對我的批蔣語，尚屬公允。以後連蔣抗日也否定，就太偏誤了。
四、血染敵襟。
張說蔣不放他出來就是因他「主張抗日」，此話真是「一斧兩砍」。蔣不放張是對他灰了心，怕他又亂來，反而亂了抗日之計。張是很想抗日，他說：「千方百計圖謀抗日。」七七事變後他寫了一封信請纓，信很感人，但蔣仍不允。
可是說蔣不想抗日，只想剿共，還怕張出來領導抗日，這未免太不公允。抗戰中蔣把精銳部隊投入，沒有像汪精衛一樣，與日本來「共同防赤」。他堅持到底，這點功勞不應被否定。當然蔣仍不放鬆防堵共黨，抗戰後期抗日防共成膠著狀態。張說蔣「保權」第一。但共產黨在抗戰中也是保生存為第一，何能獨責蔣呢？
五、遐首雲天。
張對共產黨的看法，這點最觸動國共兩黨的神經。周恩來口中的「千古功臣」若罵共產黨，共產黨的歷史解釋都會大受衝擊，故周恩來在「反省錄」發表後仍說這是張在非自由意志下所為，並為此「委屈」而流下了淚。我想周是出自真心。只要能救張，他願盡全力。他在五○年代傳說曾帶話給蔣，叫不要對張不利，「否則大家將來也不好見面。」蔣、張、周三人間的關係極微妙。
張對共產黨的貶褒與他對蔣的愛憎有正比關係。他在一九三六年非常親共，認為他們愛國、有人心，他要加入共產黨，一起抗日。但五○年代又大罵共黨。當時也不能說全是為取悅蔣。只是在冷戰大環境下約制了他的思維。張罵蔣沒中心思想，事實上他才是變來變去。不過晚年我看他基本思想仍是肯定共產黨，我未聞他有批評共黨之語。對鄧穎超一九九一年邀他回大陸的信，他親筆回信說：「無限欣快，中樞諸公對良之深厚關懷，突深感戴。良寄居台灣，遐首雲天，無日不有懷鄉之感。一有機緣，定當踏上故土。」張學良最後說：「我就是共產黨。」
六、殺楊留張？
楊虎城是因為有殺蔣之意，又不主張輕率放蔣，故蔣銜之，他與蔣又不如張之親，還想從蘇聯取軍火回國重拾舊部，更遭蔣忌。大陸敗退時全家被蔣殺掉，此蔣一生最大的負信。宋子文與楊甚好，但也保不了楊。蔣夫人當然一直在保張，說：「我們對不起漢卿。」但張在口述中稱一九四九年蔣夫人威脅蔣說：「不得對那小傢伙不利，否則我離開中國，揚露你醜事。」這點張是「哥冠妹戴」，錯了。時間也不是一九四九年，是在一九三六年事變後，宋子文怕蔣要背信殺張，如此對蔣說的。
張看了我給他的吳天威的書，上載美駐華大使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回憶宋子文對他如此說，張誤看成宋美齡了。
一九五○年四月，蔣夫人來台不久，就要到井上來看張。張在四月十六日致信蔣夫人說請不必來，「井上到新竹往返要五、六個鐘頭，公路之壞，難以想像。」蔣夫人乃請張學良四月三十日到大溪一見，這應是溪口後兩人第一次見面，蔣介石那次沒出來見。
張說蔣夫人是他的知己，說他是"Gentleman"。又說：「她很保護我。」
七、看蔣日記？
張學良在「反省錄」及自傳中都說：「親見機密日記，知其對日問題，忍辱負重，深謀遠慮，具有臨最後關頭，奮鬥到底，堅確的決心。」故台灣小學生都說是張看了日記幡然悔悟。但蔣經國的機要羅啟說，張學良有年中秋節喝了酒對他說：「羅參謀，我沒看過蔣的日記。」我後來問張，他說他是看了，但看了更生氣。我想張是看了，但看蔣對他斥罵之話，又很氣。但為討好蔣，勸服楊虎城放蔣，又挑蔣準備要抗日的那段來講。
八、衝冠一怒。
唐德剛說：「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張學良是Nothing。」張學良有愛國心，但做事不認真，「春性大發」常誤正事。做英雄也不夠，但他衝冠一怒，卻改變了中國歷史，甚至世界的歷史。
他是個矛盾的人，一生經歷也集矛盾之大成。蔣說保護他，結果真保護了他。都說張學良害蔣丟了天下，其實是蔣丟了天下成全了張的令名；又說張使共黨坐大，其實是共黨後來的成功造就了張的傳奇。而他又長命，使這項傳奇跨越了一世紀。
張學良，可以說是中國近代最幸運的人。他曾忠告溥儀說：「如果你還擺皇帝老爺那一套，你會把你腦袋玩掉。」溥儀最後被共產黨改造成功，對其前半生有了充分的反省。但張學良卻沒有被蔣改造。那最要砍掉他腦袋的人反而保全了他的腦袋。
後來，我接唐德剛之信，有這話：「曾從認識彼得（按：Peter，張英文名）開始，無一而非緣分也。彼得改寫了中華史和世界史，然俱往矣，皮肉猶存，歷史已交代矣。」
我還是有憾，史雖存，存得更有系統，更全面，更可讀，不是更好嗎？但也許，我遇到的這一切曲折，正就是史，史正是以其固有的行事風格叫我們去了解真正的張學良，了解他為什麼會不甘願的接下東北軍這個包袱，又不甘願的去剿共，最後不甘願的把蔣介石抓了起來，一切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少年登科，大不幸也。」張學良後來一切作為，就是為了抗日，但蔣剝奪了他這個機會，這是對他的最大懲罰呢？還是保護了他呢？若張真能率部抗日，他是血灑沙場呢？還是又想擺脫此一包袱呢？歷史沒給我們答案，蔣介石沒給我們答案。反正，有人抗日了，蔣也堅持到最後，這點，蔣在歷史上是被肯定的。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後給了蔣許多機會，至少，抗日團結這一機會蔣是把握到了。他倆在這一點上可謂相互成全。
張是中國最會反省的人，他被迫每天反省，也會反省，但就是不做。他把天捅了一個大窟窿，卻邀上帝逾格的恩典，可謂「主恩天高厚」。
二○○八年六月
【注釋】
【1】此為一九九九年我給唐德剛的信。「老少儒」出自唐德剛致張學良詩，唐老我少。
【2】張被扣後，三月十三日貝祖詒夫婦來溪口看張。張在一九九○年四月贈我萬繩栻之詩，有「好夢未圓愁夜短」之句，說可贈給女朋友。張晚年引東北話說自己是：「秋後蜢子，蹦不了幾天。」張嘗自謂：「平生無遺憾，唯一愛女人。」貝夫人名蔣士雲，排行第四。亦稱蔣四小姐。貝夫人反對趙四限制張，在紐約常帶他去大西洋城賭博。後二句仿馬君武詩。
【側記】
松花江上 ◎郭采君
歷史如果是個胡桃核，我就是我爸爸的胡桃鉗（nut cracker）。
一九九三年，我九歲，一個可愛的女孩，如果那年舉辦奧運，我有資格去唱《歌唱祖國》。我爸爸想叫張學良喜歡我，喜歡我們這一家，開口講出更多的歷史，因為沒有人有這個機會，沒有人比我爸爸更有這個機會而又知道要認真的把握它。
我爸爸不只是為了記述歷史，他想把握歷史、導引歷史。他想叫張學良回家鄉，想為我們中國的近代史最重要、最戲劇性的篇章，留下一個完整的結尾。想給一段中國人最多談述的故事，留下一個或許是老套，但是一個喜劇的結局。就如童話故事的結尾：「王子與公主後來……。」
我與我哥哥是我爸爸的工具，愛國的工具。他要我們唱《松花江上》。那首
歌，對一個八、九歲的小孩來說，很難唱。他要我們唱給張學良聽，要為那個機會做準備。可能在張學良離開大陸後就沒聽人唱過這首歌，我們要唱給他聽，打動他
被禁錮的心靈，希望他能說：「好，走，備馬。」
我爸爸想做那牽馬的人。
我爸爸在作統戰。他要統戰張學良，他要統戰一切與張學良有關，能夠影響張學良的人。團結他們。
是基於他對張學良的愛嗎？有一點，是基於對打開胡桃核的好奇嗎？有一點，但最大的原因，還是基於他對我們國家的愛。他的愛很深，我們體會不到他的愛，我們只知道他很認真的要我們唱好這首歌，他把歌詞的意義講給我們聽，要我們了解，要我們感受到國家之痛，國家之愛，告訴我們國家的歷史，上上一代的國難家仇，我們這一代人的何去何從。
二○○四年最後一天，他帶我到了松花江邊，走上了冰凍的大江。
誰教導我爸爸要愛國，我們是中國人？蔣中正。我爸爸被教育說，我們的國家遭到大不幸，都是因為共匪竊據了大陸，共匪本來已該滅亡，就是因為「西安事變」。張學良是國家的罪人。因此，我爸爸對國家愛，就對張學良恨。在我見到張學良那個年紀，我爸爸心目中最大的壞人就是他。
「這個壞人現在在哪兒呢？」我爸爸的小學老師來自竹東，她說他住在他們那個鎮再往裡面去的山中，那裡叫清泉，但當我爸爸聽到張學良這個名字的時候，張學良已離開了山裡，回到了人間，他與蔣介石的恩怨，已基本結束。
但是我爸爸小學課本中的第二號壞人楊虎城呢？他的老師答不上來。
「枕中不眠尋詩句，誤把溪聲作雨聲。擁被推敲難入夢，靜聽頭前溪水聲。」一九六四年，葛樂禮颱風，清泉被沖毀了，現在，新竹縣政府要出錢把那個日本房子修復，把張學良當初的照片布置起來，把我爸爸的紀錄片放出來，不是做為歷史恥辱柱，也不是做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只是想做點生意，吸引大陸的觀光客來看。
後來，我爸爸離開了新竹，到台北上大學。他進了一個匪情研究所深造，那個研究所叫「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在台灣，研究共匪也可以當博士的。我爸爸不但研究共匪，他的老師有的也是共匪，他後來一交跌進匪窩，竟然成了共匪。人家叫他郭匪。他原來是來消滅共匪，結果他發現國民黨原來也是共匪，是赤黨。如此認定他們的是張作霖，中華民國的元首，張學良的爸爸，那張作霖是好人？
我爸爸本是訓練來做特務，結果他反因此開了眼界，看了機密，其實只是些掩蓋的常識，成了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
他發現歷史不是小學課本講得那麼簡單。張學良不是壞人，「西安事變」是改變了歷史，但並不是蔣介石必然失敗的因素。國共是兄弟鬩牆，但也曾共禦外侮。最近國民黨黨史會公布，他們還欠毛澤東同志七十大洋薪水呢！當然，我爸爸現在說，他那時的小學課本雖然簡單，雖然片面，但大體仍算正確，是一部簡單的中國歷史，不是現在我這一代所讀的否定中國的歷史、從異族角度來寫的無根的偽史。可以這麼說，我爸爸小學讀的歷史充滿著技術性、枝節性的錯誤，現在台灣小學生讀的歷史是有著基本性、史觀的扭曲。我爸爸那個時代教育出的是批頭腦有點
不清的中國人，現在台灣想要教育出的是一批仇恨中國的外國人。
但在我爸爸的求知經驗裡，他在矯枉過正，他想撥亂反正。他愈是發現更多的歷史錯誤，愈覺得張學良是個好人，甚至偉大，一心純潔，只知愛國，愈覺得蔣介石陰狠量窄，多疑好殺。在我爸爸的心目中，忠奸正邪在轉變著。他說他用手搖開了歷史（圖書館書庫的移動書架），在那一大堆標示著機密的書中，看到楊虎城全家被殺，連八、九歲的稚子也不免時，他淚涔涔如雨下。他那時剛生下了我，知道了生命的可貴。
我父親這時候發現，歷史就在他身邊，他看得到張學良，碰得到面。最先是一九七○年，他在同學王一方的家裡，那時他對張學良的看法還沒轉變，只是想他是王家的重要客人之一，後來我爸爸繞了一大圈，飛出了台灣，鑽進了書堆，回來告訴王一方：「張學良非常重要，你的責任重大。」
張群曾對張學良說：「你是個寶。」我父親發現這個寶，是因為他讀通了歷史。
是王一方給了我爸爸這個機會，他是我爸爸最好的朋友，我爸爸一直感激他，感激到那點小抱怨也微不足道。那是我爸爸每次想把握機會，與張學良做較長的口述時，王一方要出去玩，催著結束，說：「來日方長，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沒想到他卻在一九九三年的火災中燒死了。青山遺恨，我爸爸很懷念他。
我爸爸是在大學中結識了王一方，他們很快成為好友。王一方的父親是王新衡。張學良在負責「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時，王新衡做科長，兩人相交。一九六○年張學良放寬管制，准予來台北居住，蔣經國負責張學良的安全，王新衡銜命與張學
良來往，他們與張群、張大千組成了「三張一王」的「轉轉會」，定期聚首，我爸爸就是這樣在王家看到了張學良。
在我爸爸最崇拜張學良的日子裡，他甚至幻想要解救張學良。他要為歷史撥亂反正。「西安事變」改變了歷史，他也要改變那個因改變而被懲罰、被阻隔的那段歷史。他想著如何繞過警衛，他沒想到他最後會與警衛組長李震元認識，李組長還對我爸爸很好，我爸爸也給他做了口述。不但如此，我爸爸還給他之前的各個組長──段毓奇、熊仲青都做了口述歷史。最有名、最被醜化的劉乙光，他的兒子劉伯涵也把他們家的故事全告訴我爸爸，還給了我爸爸劉乙光的日記。還有組員張行端、司機龔永玉，都很樂意的講出他們那一段的歷史。我爸爸把這些口述都寫了下來，剪入他的《世紀行過》的紀錄片中。他們的歷史，比起張學良來說，或許很微渺，或許只算雞犬附麗，但仍足道。見微知著，從那裡面也可以看到大歷史，甚至旁觀者清。
這裡面對我爸爸最好的是熊仲青，他是隨護張學良最久的人，有三十年，他死前還抓著我爸爸的手說：「郭先生，你很好。」
他們是壞人嗎？是大陸歷史書中所說的凶惡特務嗎？如果張學良是好人，那看管著好人，隨時奉命就要殺掉好人的人是什麼人？這些人後來成了愛護他的長輩，他們信任他，把他們的故事說給他聽，他們本來或是敵人，後來竟成好友，歷史到這裡要怎麼解釋？如何定位？
這也像今天保護「中華民國」，保護那面中國旗，重新給蔣介石公正評價的，仍然是中國人。禮失求諸野，只要野是自己同胞，野沒被異族侵占，我們仍是一家人。家務事、兄弟事，總會有個道理，是非暫時擺著，只要劫波過去，終能一泯恩仇，共建家園。
到了八○年代底，王新衡死了，蔣經國死了，張學良，這個「民國的光緒皇帝」，仍健康的活著，雖然一道無形的圈子仍畫在那兒。張學良身邊最親信的人是王一方，我爸爸可以真正認識張學良了。我爸爸不但進入了一個歷史的寶庫，他還想盡量打開庫門，叫對張學良歷史有興趣的人，渴望著、爭相想在他們畫的史龍上點眼的人，進到這個寶庫。我爸爸不想在歷史知識上藏私，他只想為國、為張學良，留下這一段歷史，找誠心看待這段歷史的人來記下這段歷史，來填空，來補白。他自認為只能做書僮和參謀，他最大的目的，還是想請張學良回家，回東北。
因此，我和我哥哥努力的在唱著《松花江上》。
這時候，我也看到張學良了，但我對他一點不注意。那幾年的大年初一中午，王一方會請他大學的一位女同學全家來他家過年。王奶奶很喜歡這個女同學，她的先生是馬英九，當時還是陸委會副主委。照例，原來這頓飯是請張學良夫婦的。我們家通常是他們吃完了飯才去，我爸爸藉機與張學良談話，我們小孩領了壓歲錢就跑開了。在桌上，我爸爸會問：「張伯伯，幾時回大陸啊？」趙四就打斷了說：「上帝那兒才是我們的家。」趙四是生怕張學良又回到人間，我爸爸是生怕張學良進了陰間。因此，我爸爸與趙四的矛盾比與警衛都來得大。趙四不喜歡我爸爸，但她還喜歡我媽媽，因此，我媽媽也成了我爸爸的統戰工具。
終於，一九九三年，好像是一月間的一個晚上，我們走進了張學良大屯山下的家，我媽媽送了她插的花，我們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我們在張學良耳邊唱了《松花江上》。他耳朵不好，但我想他聽得清楚，我們唱進了他的心裡，我們把他心扉打開了一點。
那天晚上，他很高興，他又做了個手帕兔子，在我的鼻子上抓了一下。他給我寫了「愛人如己」四個字。最後帶我到壁爐前，打開了蔣夫人送他的銅馬車燈，他說：「當心，妳看，一會兒馬車就會跑啦。」
後來張爺爺坐馬車跑了，我們家出國，我再也沒有見到張爺爺了。
我爸爸還在努力，他找了周聯華牧師、郝柏村等任何有影響力的人，仍在想辦法勸張學良回鄉。張學良也很想回鄉，他曾說：「國家有用，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但他不知道的是，他被劫持去到的中國那一小塊土地，後來又被日本人占了，他的國家沒有了，他沒有用了，他又體弱老殘，最後竟無力點那完整的句點了。死前他在夏威夷，他的看護林淵泉，那位小孩時從清泉就跟著他出來的人，推他散步。他說 ：「我要到那邊去。」看護說：「好，到那邊紅綠燈，我再推您過去。」張學良說：「不是，我要到那邊去。」看護這才知道，他說的是東北。我的爸爸這時又幻想了，如果他在張學良身邊，他一定會說：「好，張伯伯，我去安排，我們儘快就走。」
這就是我的故事，我唱《松花江上》的故事，我爸爸愛護張學良的故事。沒有人教我爸爸如何去做口述歷史，他也沒什麼口述歷史的技巧可以野人獻曝，他不是學歷史的，不是歷史學者，他只是個中國人，想愛國，想知道我們國家的歷史，知道他面對的是段重要的歷史機遇，他要把握它。他得到張學良的喜歡，這點我也有點力量，取得張學良的信任，他問出了一些關鍵性問題，或許在那周恩來的三個電報中已有，記載得很詳細，但張學良親口說出來，總算拍了板。
他或算是個記者，趙四為此防著他。因為在長久的幽居經驗中，祕密就是安全，
一有風吹草動，頭上懸的那把刀或就會掉下來。
但我爸爸主要不是做口述歷史，那是唐德剛要做的，我爸爸只是把最好的醫生的履歷開出，由張學良去選而已。他最大願望是請張學良回家，這點沒能做到，當然是大遺憾，但我爸爸知道這些是歷史遺留的因素所造成，這些因素又相互影響，包括出現我爸爸這種狂熱希望他回鄉，又能貼近他身邊的人。經過這段遺憾，使我爸爸體會到，這還是個國家衰弱的問題。國家弱，就會挨打，就會有日本侵略，就會有台灣割讓，痛苦到今天還沒解決，還在成為中國要富強的一根芒刺，就會有皇姑屯、九一八、安內攘外、西安事變、抗日救亡、二二八，就會有唱《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問：「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蔣介石、張學良，只是在這個暴力侵略之下，兩個中國領導人物不同的應對和因此發生的衝突，誰是誰非，誰對誰錯？還要從整個大勢大局來看才比較清楚。這裡面沒有好人、壞人，好人也會做壞事，壞人也可能功垂不朽。張學良一會兒說他沒錯，一會兒又說他是罪人，還是罪魁。一切正邪對錯還是要看你如何判斷國家利益，如何做有益於此的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也會反過來驗證影響了歷史的詮釋，人常說「以古鑑今」，事實上「明常鑑古」。以前我爸爸要撥亂反正，要矯枉，就會捧張貶蔣。他愈是崇張，愈是惡蔣，但等更了解了歷史，看得更深，更高，又覺得蔣介石其實仍是國家英雄，他想做好，認真努力，真是愛國。我父親現在成了一個保蔣者，尤其當倭寇在惡毒的反蔣去中之後。
老實說，以上的很多話是我爸爸說的，我並不太懂，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那麼愛國，為什麼那就叫愛國？十五年前那個晚上，我記憶很深，因為我父母那天慎重其事，我又練了《松花江上》那麼久。或許，我要再年長些，再對我們的國家了解多點，才能了解今天我為什麼站在這裡，將來我要站在哪裡？只有了解了這些，體驗了一段的人生，我或許才能了解那個晚上的意義，那對我爸爸的意義，對我的意義。我想，那是份驕傲，但我要真正了解，才會感到驕傲。
我的最基本了解，也是我爸爸一直教導我的，也是我爸爸《世紀行過》紀錄片最後的一句話，張學良最得意的一句話。那就是，「夜殺其夫，明坐其家。」張作霖死了，日本派出元老重臣林權助來瀋陽弔喪，說盡了好話，告訴張學良不能易幟統一。張學良說：「林老先生，你所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想的都正確，但你忘了一件事，你忘了，我是個中國人。」
這一點，我一直沒有忘記。
＊本文為郭采君二○○八年十一月於復旦大學口述史會的講話
定價：4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