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口述歷史
……接下來談談「口述歷史」的起源，這要從第二次大戰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亞倫 ．芮文斯（Allan Nevins）自誇「口述歷史」的名詞是他發明的說起。當時他創出的名詞是 Oral History，翻成中文就是「口述歷史」，而現在這個名詞已經世界通行了，所以這個名詞事實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亞倫．芮文斯一個人搞起來的。
口述歷史的歷史
亞倫．芮文斯提出 Oral History 的名詞，但我對他說，你不是口述歷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詞的發明人。在我看來 Oral History 至少有兩二千年的歷史，不過那時不叫口述歷史，口述歷史是在中國和外國都有的老傳統。我們學歷史的人一般分歷史為兩大部門：一種是「未記錄的歷史」，英文叫做 Unrecorded History ；另一種是「有記錄的歷史」，英文叫做Recorded History，我們中國有記錄的歷史應該從孔子《春秋》算起，而孔子《春秋》卻斷自唐堯虞舜，那麼唐堯虞舜的歷史都只是傳聞，也就是口述歷史了。後來的三皇，五帝也都是以口述為憑推出來的史前歷史。孔子向來自稱「述而不作」，所以他的作品如《論語》等也都是由孔子口述，經學生或學生的學生記下來的，自然也是一部有名的口述歷史了。孔子另外一部可靠的書《禮記檀弓》，記載許多孔子的事，都是孔子口述，弟子所記。諸如此類夫子「述」之，弟子「作」之的作品，就是「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傳統，也就是「述而不作」的最典型口述歷史。
後來秦始皇焚書，弄得漢初無書可讀，於是找一些學界耆宿如伏勝等加以口述，代代相傳，成了漢代的「今文家」，所以在漢朝四百年間，古文家都不被承認。只有口述而成的今文家才受重視（事實上《左傳》並非偽書，而是被作偽者劉歆動過手腳。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春秋》是孔子讀《魯史》的筆記，有哲學氣味的筆記，也可說是根據儒家思想而整理的筆記。但是《魯史》是什麼樣的書？作者又是誰？我大膽假設：《魯史》的作者就是左丘明，《左傳》的原來面目即是《魯史》，孔子因之作《春秋》，此書失傳後，被劉歆在「中祕書」發現，乃改頭換面，倒果為因，搞出《左氏傳》來。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口述歷史在中國史學上的實例
另外，劉漢以後也有很突出的口述歷史，那就是司馬遷《史記》中的列傳七十篇（再大膽假設一下）可能有一半是他道聽塗說的，要不然就是 interview 他人聽來的，也就是根據「口述史料」加以整理編寫而成的。最好的例子是「刺客列傳」AB荊軻刺秦王那一段，他說得很明顯，現在抄錄下來看看：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
從以上所錄看來，司馬遷認為他的故事比傳聞更為正確，因為他是聽「公孫季功」和「董生」說的。而公孫和董又是直接聽夏無且大夫說的，而夏是秦始皇的私人醫生，當暗殺進行之時，夏醫生幫著老闆用「藥囊」打過荊軻的，其話當然可信。這是一篇極好的文學著作和歷史，而司馬遷就講明他所用的是「口述史料」，其他未講的正不知有多少？
由此看來，「口述歷史」（也可以說是「口述文學」）在中國至少有兩千年的歷史了。
再看我們安徽出的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年幼時做過叫化子，也當過和尚，他年老時最忌諱這一段，那時有位士子上表歌功頌德說朱元璋的功業蔽天「光被四表」，誰知馬屁拍在馬腳上，朱元璋認為「光被四表」是嘲笑他幼年當和尚，和尚頭「光被四表」，所以把這馬屁精給宰了。可是等到老朱老了，要蓋祖廟，修族譜時，對自己的身世，總得有個交代啊！但是那些搖筆桿子的什麼「大學士」們，誰敢執筆呢？他們想來想去，想出個聰明辦法來AB來搞個「口述歷史」，說群臣愚魯，對聖上祖宗盛德，才難盡述，伏乞聖主略敘列祖列宗之天縱英明事跡，愚臣庶可據以跪錄，等等。誰知朱元璋倒也大方，他就真把他過去當和尚，做叫化子的往事，毫無隱諱地全盤托出。這篇文章也是中國口述歷史和口述文學上的傑作，沒有口述歷史這個傳統，這篇文章是無法執筆的（原文見《七修類稿》）。
另外如太平天國覆滅時，忠王李秀成的「供辭」（口供）也是我國傳統「口述歷史」的上品。據說當忠王李秀成被曾國藩抓了，忠王用廣西話口供，曾國藩聽不懂，只好叫李秀成自己寫，於是李秀成一面講一面寫，完成了這篇至情至性的好文章AB忠王李秀成供狀。
大陸上最好的，最出色的一本口述歷史的書，應是末代皇帝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他把他一妻一妾裝模作樣的種種情形寫得非常真切動人。
從以上這麼多例證我們可以明白，「口述歷史」這個名詞還沒有到中國之前，我們早就有「口述歷史」的事實了。
西洋傳統史學中的口述歷史
在西方，從古希臘古羅馬的荷馬（Homer，公元前九世紀）和霍羅都托（Herodotus，公元前五世紀）的作品都是第一流的「口述歷史」，甚而蘇格拉底，釋迦，耶穌，摩西EF等的言論也是口述後記錄下來的。荷馬是位瞎子，他的史料如「木馬兵」等等，幾乎全是「聽」來的。霍氏的故事，很多也得自「傳聞」AB人家告訴他的「口述歷史」。然而，西方傳統「口述歷史」中和我們有直接關係和影響的，那就是《馬可孛羅遊記》了，這是一部「口述歷史」的千載奇書，我想藉此機會介紹一下。
馬可孛羅（Marco Polo , 1254-1324）是意大利威尼斯人，在他十七歲那年（一二七一），他隨父親和一位叔父啟程去中國，那是他的處女行，但卻是他父親和叔父的第二次。他們循古絲綢之路東行，路經波斯，凑嶺，入中國新疆，甘肅，經敦煌過西安（那條唐三藏取經的路），吃盡千辛萬苦，歷時三年，才到達中國元代的大都（北京），向元世祖忽必烈報到。其後他們父子叔侄三人，在中國一住十七年，備受寵遇。並以色目要員的身份，由忽必烈差遣，周遊中國，並參加火箭攻克襄陽的激戰。小馬可且自炫曾為揚州太守（位同今日的上海市長）。那時的中國是世界的主宰，生活水準超過歐洲甚多。孛羅三人進入中國，直如板兒進入大觀園，中國貧農到了巴黎，目不暇接。一住十七年之後，忽必烈年老，孛羅等亦倦鳥思歸，衣錦還鄉。此時正值蒙古帝國的欽察汗的可汗（駐波斯）喪偶，北京忽必烈擬送一貴族女子去波斯為欽察汗續絃，三位孛羅乃膺命護送。他們於一二九二年自北京動身，取水道經泉州，新加坡，穿印度洋，趕往今日炮火連天的伊朗。護衛六百人，巨舶十餘艘，在三位孛羅率領之下，歷時三年，始完成任務。因順路還鄉，回到威尼斯故里。他們一行離開故鄉，前後已二十五年，鄉音無改而人事全非，然孛羅三人畢竟衣錦榮歸，光耀故里。
馬可孛羅這趟亞洲之旅，在中古時期是不可思議的；他的故事之能震動人心，自不在話下。意大利那時小城邦林立，人民目光如豆，孛羅等自大元帝國歸來，自然一開口便以「百萬」為單位（Ilimilione）。百萬也就成了馬可的渾名。孰知馬百萬還鄉不久，就碰上威尼斯和熱那亞（Genoa）兩個城邦之間的戰爭。馬百萬那時不過四十開外，一戰被俘，便做了熱那亞的戰俘，囚於戰俘營。恰好事有巧合，他同囚難友卻有一位知名的作家名叫魯斯特企羅（Rustichello），一個善吹，一個善寫，二人一拍即合，在戰俘大牢之內，他倆就擬定一個「口述歷史」計畫，寫起書來。二人所說的都是當時當地通行的意大利法語（France-Italian），書成之後，他們就以「百萬」做書名。後來譯成其他的語言就改稱《馬可孛羅遊記》了。
《百萬》書成於印刷術傳入歐洲之前，但初稿方出，立刻便勢如野火，傳抄，翻譯，很快便傳遍歐洲，其後各種不同的抄本，竟多至一百四十餘種。由此可見《馬可孛羅遊記》實在是我輩搞「口述歷史」這一行中 影響最大的一部世界名著。事實上，後來名震世界的熱那亞晚輩冒險家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 1451-1506） 到美洲去探險，就是根據馬氏遊記想到東方尋找中國，結果找錯了反而發現了美洲。「口述歷史」意外地發生了這麼大的功效，這是馬可孛羅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海外讀紅樓
＊
筆者幼讀《紅樓》，亦嘗為「焚稿」墮淚，為「問菊」著迷 它是青年人情竇初開時的愛情寶庫，也是學習古今文學的初階──論舊詩詞，則「盛唐」而後、《花間》之前，芹溪之作品亦足以亂真。論白話文，則胡適、魯迅亦難望其項背。老實說，在筆者這輩「五四」以後出生的「作家」，它對我們都是新舊文學習作的啟蒙教科書。
大學時代，在防空洞再細讀《紅樓》，筆者便覺得它在「文學」之外，實在也是一部社會史鉅著──是反映我們那個兩千年未嘗有基本變動的儒家宗法社會的綜合紀錄。
食色性也。「寶黛之戀」，兩千年來，何代無之？而「金玉之緣」，因「父母之命」而「終成眷屬」──在筆者這一輩以上的老人，除了「私奔」之外，亦絕無他途可循。結兩千年婚姻制度之總賬，曹霑真是第一枝筆。
做為一個對社會科學剛才啟蒙的大學生，筆者在大學時代便體察出「社會科學」上所揭出的「文化衝突」的概念，便是曹雪芹這位第一流天才服裝設計師，終使「大觀園」中諸姑娘、奶奶都變成「半截美人」的癥結所在。滿人天足，也可說痛恨「纏足」。康熙帝曾下詔禁止「纏足」，然終以入關不久，為使漢族臣民，休養生息，「不願擾民」而中止。
入關百年後，滿人已泰半漢化，入境從俗，一切從漢家制度，唯獨「纏足」一項，以其太痛苦、太野蠻，而終未接受。曹氏本漢家子而早入旗籍，從旗俗。入關恢復漢家舊儀，一切心悅誠服，獨對「纏足」一項，《紅樓》作者發生了心理上的「文化衝突」而無法處理。芹溪若使寶、黛、春、雲諸美，盡纏其足，豈非人間慘事？而雪芹述筆之初，「脂硯」以次讀者或男或女，幾全係滿人，對此慘事，何能接受？
反之，若使晴雯、芳官、鴛鴦、琥珀……，在粉白黛綠之間，盡成「鳳陽」大腳婦人，豈不煞盡風景？因此最佳辦法，則唯有秉筆不書，馬虎了事。
芹溪為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而社會科學家，諸「夫子言之」、「概念化」（conceptualize）之，使吾心有戚戚焉！淺通之、深索之，始知鑽研《紅樓》，亦固有「社會科學處理」之一道也。
大學中期，膽大心粗，不自藏拙，竟於史系學刊上撰寫萬言長文曰：〈淺論我國腳藝術的流變〉以申述之。大觀園中，諸姑娘、奶奶之「腳」，固均在詳細玩摩之列也。惜戰時印刷不易，拙文迄未流傳，終至遺失，迄今念之。
大學結業後，留學美國，亦嘗與愛好文藝之同學合組「白馬文藝社」自娛。斯時適亦僑居紐約之胡適之先生，曾戲呼之為「海外第三個中國文藝中心」。同仁每談《紅樓》，予亦屢提「社會科學處理之方法」（social science approach），應為探索《紅樓》方式之一。「新紅學」之「考證派」，只是研究者之起步，為一「輔助科學」（auxiliary science），而非研究學術之終極目標也。其時海內「階級分析」之說正盛極一時。「階級分析」亦「社會科學處理」之一重要方面也，偏好之，何傷大雅；罷黜百家，則托拉斯矣。
七十年代「文革」以後，海峽兩岸文禁頓解。前白馬社舊人周子策縱，竟能重集海外同好，醵資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於一九八○年間召開「第一屆國際紅樓夢學術討論會」，而徵文及於下走。予因將數十年久積心頭之「社會科學處理方法」以治「紅學」之法螺，舉例再吹之。因撰拙文：〈曹雪芹的文化衝突〉，以就正於同文，時以限於篇章，書未盡意。
＊
其實「文化衝突」一概念，於時興「社會科學」上並不只限於兩族（滿漢）之間也。文化衝突亦有古今之時限。新史學上有所謂以「現時觀念」（present-mindedness）處理古事物之大忌，亦即時代不同而引起觀念衝突之一種也──斯於「美學」則尤為顯而易見者。雪芹之撰《紅樓》放諸主角服飾之設計，此一「衝突」即彰明較著，而每為一般讀者，迺至為紅樓男女「繡像」之藝術家所忽略，舉例以明之：
《紅樓》第三回，黛玉初見寶玉時，且看這位「衙內」所穿的衣服：
（黛玉一看）卻是位青年公子：頭上戴著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著二龍戲珠金抹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著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著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
寶玉這位貴公子這時所穿的是一套傳統中國自唐及明的「古裝」。我國「古裝」，經過兩千年以上的不斷改進，在設計上對「美」的研究，加上絲綢製造業在發展中的配合，真可說是登峰造極。它對一個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官僚大帝國中，上層社會中士女的打扮，真是美不勝收──和邊疆的少數民族相比。我們實在是太高級了、太美了。
古人所謂「上國衣冠」，所謂「滿朝朱紫」、「襟袖飄香」……「裙拖六幅湘江水，鬢聳巫山一段雲」，都不是空吹的形容詞。它和「四夷」的服飾相比，那「上國衣冠」確是太高雅了。後來滿族入主中原，原曾有「易服」之議，可惜「美學」終於敵不過統治者的「自尊心」，而使「馬蹄袖」、「豬尾巴」把我們醜化了兩百多年。
所以我國「古裝」的設計也確有其超越時代底「客觀的美」。時至民國，還有個酷愛古裝的留學生馬君武歌頌它是：「百看不厭古時裝」。服裝設計師曹雪芹，他顯然與馬君武有同好，致使榮寧二府的主子 穿的幾乎（著重「幾乎」二字）都是「古裝」，賈寶玉這位貴公子初見表妹，便是個（夾雜少許胡服的）古裝公子──他底高雅華貴之像也被所有替他「造像」的畫家，從清末的版畫、石印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水彩畫，幾乎「造」出千篇一律的古裝之像。
其實賈公子原是曹霑筆下的「旗人」，他平時家居，頭上是吊著條辮子的。
且看上引同回，寶玉見過妹妹之後，遵祖母之命，去看過媽媽，回來時的穿著，便從「古裝」，變成「時裝」了。
（黛玉見他）一回再來時。已換了冠帶：頭上周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垂在腦後）（此四字為筆者所加），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腳；身上穿著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戴著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綠撒花綾褲、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天然一段風韻，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
這一下，豈不槽糕？ 原來天下第一美男子、古今美女夢中的「白馬王子」，原來腦殼之後 還拖了一條怪模怪樣的「豬尾巴」（pigtail），這成何事體？ 所以一切「繡像畫家」、「水彩畫家」──包括北京出版的英文版「紅樓插圖」和名家題詠的「紅樓月曆」，都辛亥革命起來，把美男子賈寶玉的「豬尾巴」剪掉了。
你說寶玉因年經，初見林妹妹時還拖條「辮子」，長大了就沒有了。那麼，讀者賢達，您就錯了。賈公子在「怡紅院」一天到晚，都拖著辮子呢！
不信且看第二十一回，那個小無賴，看到漂亮的表妹史湘雲剛梳完了頭、洗完了臉。他不但要使用湘雲用過的髒水，還要湘雲替他梳頭。那個爽快的丫頭湘雲不幹。
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不過打幾根辮子就完了。」說著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過他的頭來梳篦。原來寶玉在家並不戴冠，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 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又有金墜腳兒。湘雲一面編著、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了，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 」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叫人揀去了，倒便宜了揀的了。」黛玉旁邊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也不知是給人鑲了什麼戴去了呢！」寶玉不答……
如此看來，寶二爺不但「不出門」時，在家中總拖著辮子──湘雲替他梳辮子 也不是第一次了──他出得園去，和一些小戲子、小相公胡來時，也拖著辮子，並把辮子上珍貴的飾物 偷偷地送人了。
賈寶玉拖辮子是肯定的了。問題是曹雪芹把他（她）們一切「古裝化」矣，為什麼卻捨不得把美男子寶二爺的「豬尾巴」割掉呢？ 須知雪芹雖愛「古裝」，他也愛他那十八世紀滿清極盛時期高級社會裏的「時裝」，雖然這條「松花大辮子」的男人「時裝」，在我們有「現時觀念」作祟的讀者們看來是「七醜八怪」，但是縱在二十世紀初元，它還是「美」得很呢。請聽「我的朋友」李宗仁先生剪辮子之前的回憶：
（宣統元年，一九○九，廣西陸軍小學）的制服全是呢料子，還有一套嗶嘰的。冬季則有呢大衣。每人每學期發兩雙皮鞋……。當時我們的服飾是十分別致的，學生多數拖著一條長辮子，卻穿著現代式的陸軍制服和皮鞋。今日回想起來，雖有不調和之感，但在那時是覺得十分神氣美觀的。我們的留日返國的教官，以及少數得風氣之先的梧州籍同學，間或有將辦子剪去的；也有少數將後腦剃光或剪短，把前面頭髮編成辮子，再把辮子盤成一個餅，貼在頭頂上，然後戴上軍帽的。但他們在寢室內或操場上脫掉軍帽時，卻倍覺難看（見《李宗仁回憶錄》第三章、第三節）。
李宗仁在二十世紀初年，穿洋服、戴洋帽、上洋操，還覺得「豬尾巴」「十分神氣美觀」；我們底美學大師曹霑，在十八世紀中葉，不肯在美男子寶玉頭上「割愛」，是十分可以理解的。這條嵌珠大辮子，在十八世紀的曹雪芹看來，是其美無比呢。但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還要把我們底大眾情人賈寶玉的頭上 加上一條「豬尾巴」，那就不成話了。所以我們底紅樓畫家諸同志便全體動員，把賈公子的辮子割掉了。……
＊
……前文已敘明，言情與社會小說古已有之，何獨盛於都市小資產階級興起之後歟？說來亦無啥深文大義。
蓋以耕耘為本的農業經濟大帝國之內，農民勞動力 為從事生產之最大資本。農村三月閒人少！抽出時間為富有勞動力之青年子弟，入學讀書是為最大之浪費。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農民來說，在生產勞動上，無此必要也。子弟三人，有一人入學，則損失三分之一之勞動力。在機器生產之前，農民一人之勞作，尚不足夠供應三五人之食用，胼手胝足，自顧之不暇，哪得餘資遣子弟上學讀書？
加以我國古代，啟蒙求學，非為生產之必需，而為謀求進學、中舉、陞官而發財也。然陞官發財，豈可倖致？為此希望極微之彩票，而影響舉家衣食之犧牲，有實際生活體驗之農民不願為也。筆者近年返鄉，細訪農村，仍見有此反教育之現象，遑論千百年前！
以舉國務農之大帝國，偶有城鎮，包括其國都，均為文盲麇集之農村市集而已，與現代經濟之都市化，在性質上則迥然有別矣。農民原亦有其精神文化之需要，此需要則由職業化之「講書人」、「講古人」、「說書人」及夏志清教授所謂之「說話人」（見夏著《中國古典小說導論》）以供給之。
「說書人」時亦有其「腳本」，書商間亦以此腳本，售諸少數市集讀書人以牟利。此但為少數有此需要者做有限度之供應，非今日市場經濟上之所謂通用商品（commodities）也。
此種「說書人」之「腳本」，雖亦為「讀」書人所喜愛，然其撰寫體例與特色，則著重於「聽」眾也。「聽眾」情緒之反應，為著作者最原始、最緊要之考慮，至於個體「讀者」之如何反應，則初不在編書者慎重考慮之列也。
以故當我國農業經濟逐步進入都市化了的工商業經濟時，小說作者之體例乃逐漸由著重「聽眾」團體之反應，而轉向「讀者」個體之反應矣。
蓋都市社會與農業社會迥異。教育在純農業社會中為「浪費」；而教育在工商業社會中則為「必需」。小市民對「深文大義」之作品，在工作上無追求之必要；而小市民對「讀書識字」則為謀生求職之必需。既讀書識字矣，則工餘之暇，讀說部以自娛，民有所「需」，市有所「供」，則章回小說氾濫矣。
我國沿海城鎮之大規模都市化，始於「南京條約」後之五口通商。既有千萬麇集五口之小市民，章回小說氾濫至一千六百餘種，則亦是市場商品興旺之常情，不足怪矣。
以故我國傳統小說實自顧慮聽眾情緒之「聽的小說」始，而以顧慮個體讀者情緒反應的「看的小說」終。
為顧慮「聽眾」團體之情緒，則「聽的小說」之佈局有時且有「說」有「唱」（提提精神，以免聽眾打瞌睡），有高潮，有起伏，以便當眾收錢（洋人叫 pass the hat，用帽子收錢），或暫時收場，下次請早。
但為個體「讀者」著眼的「看的小說」，則上述一切，皆可豁免，而重新設計佈局矣。而此設計佈局亦以千百萬「讀者」之興趣為依歸。若只顧「作者」雅興如敬梓、雪芹者，作者遂不免賒酒食粥矣。
可是在二者過渡期間的十八世紀的中國作者，他們往往都從「聽的小說」的舊傳統動筆，但斯時個體「讀者」已逐漸比「聽眾」團體重要了，他們的筆鋒，乃逐漸過渡，走入現代小說之形式矣。
這一過渡期之名著以《儒林外史》開其端，而以《紅樓夢》定其型。經過「十年辛苦」撰寫的《紅樓夢》，前些回還有些傳統「聽的小說」的習氣，其後（包括高鶚的補綴）就完全是以「看的小說」 現代化的新姿態出現了。
所以我們敢說，《紅樓夢》實是我國小說走向現代化文學的第一部鉅著。她沒有受外界──尤其是「西方」作品的任何影響；其「格調」之高亦不在同時西方、乃至現代西方任何小說之下。豈非特作者曹霑，天才突出，花樣翻新。亦是傳統農業經濟之社會，逐漸向現代化工商業都市轉移之自然成果。曹氏，亦如百餘年後繼起之胡適、魯迅，是時代潮流衝激下之英雄也。
＊
傳統「白話小說」不特語言之使用有其必然性，其文章體裁發展之規律 亦隱然可見。滿清末季之章回小說多至一千六百餘部（筆者不敏，幼年即讀過數十部），然就西方文學標準看來，除《紅樓》、《水滸》等數種之外，幾無可讀之篇。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讀洋書，以夷變夏，便以中國白話小說藝術成就之「低劣」為可恥（見夏著一九六七出版英文《中國古典小說史》導論），並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適之明言暗喻，以稱頌「西洋小說態度的嚴肅與技巧的優異」。
志清並更進而申之，認為「除非我們把它（按指中國白話小說）與西洋小說相比，我們將無法給予中國小說完全公正的評斷……一切非西洋傳統的小說，在中國的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我們不應指望中國的白話小說 以卑微的口述出身，能迎合現代高格調的口味……」（見夏著前篇中文版）
此一論調，實為「五四」前後，我國傳統文明轉入西化的「過渡時代」，一般青年留學生，不論左右，均沉迷西學、失去自信、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態之延續──只是志清讀書滿箱，西學較為成熟，立論亦較當年浮薄少年 更為精湛，其言亦甚辯而已。然其基本上不相信，由於社會經濟之變動，我國之「聽的小說」亦可向「看的小說」方向發展，如《紅樓》者，自可獨創其中國風格；而只一味堅信，非崇洋西化不為功之態度則一也。
志清昆仲在海外文學批評界之崛起，正值大陸上由「批胡（適）」、「反胡（風）」、「反右」、「四清」、而「文化大革命」、雷厲風行之時，結果「極左」成風，人頭滾滾；海外受激成變，適反其道而行之──由崇胡（適）、走資、崇洋而極右。乘此海風而治極右「時文」，適足與大陸上極左之教條相頡頏，因形成近百年來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兩極分化」之局。
在此兩極分化之階段，夏氏昆仲（濟安、志清） 以西洋觀點治中國小說，講學海外，桃李滿門，加以中英文字之掌握均屬上乘。「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兄終弟及，儼然海上山頭；兩本書出，竟成圭臬，以海外極右崇洋之言論，與大陸極左普羅之教條相對抗，亦是「以一人而敵一國」，不才亦時為吾友志清之豪氣而自豪焉。
此一「兩極分化」之可悲者，則為雙方均否定傳統、爭販舶來而互相詆辱，兩不相讓。可悲之至者，則為彼此均對對方之論點與底牌，初無所知，亦不屑一顧，只是死不交通，以為抵制。因此偶有辯難，均知己而不知彼，而隔靴搔癢矣。
定價：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