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不久,貝提.查理士.富比士(Bertie Charles Forbes)第一次提出美國前一百大企業的名單。由於在當時銷售資料無法精確的加以彙編,因此所有企業的排名順序是以資產來進行評估。一九八七年,《富比士雜誌》(Forbes)將這份「富比士前一百大企業」(Forbes 100)的原版名單再版,並與一九八七的前一百大企業名單做一比較,結果發現,在原版的前一百大企業當中,有六十一家企業已經銷聲匿跡。
在剩下的三十九家企業裡,有十八家仍高居前一百大的名單當中,其中包括:柯達公司、杜邦公司、奇異電器、福特汽車、通用汽車、寶鹼公司(Procter & Gamble),以及其他十二家企業,通通都是有口皆碑的知名企業。這些企業深諳救亡圖存之道,因此就算歷經了經濟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兩韓衝突、波濤洶湧的六○年代、七○年代石油危機及通貨膨脹的衝擊,乃至於化學製品、製藥產品、電腦、軟體、收音機、電視機,與全球電信等產業史無前例的科技變革,但是它們依然一路走來。
的確,這些企業是生存下來了,不過,它們卻毫無表現可言。如果把這些大企業視為一個群體來看,那麼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八七年間,這個群體為它的投資者所賺得的長期投資報酬,卻比整個市場的投資報酬還要低二○%。其中只有奇異電器及柯達企業的表現高於平均值,而且柯達公司自此之後更陷入困境當中。
有人根據標準普爾五百大企業來觀察、檢視,同樣也得到這般結論。在這五百家最初於一九五七年組成標準普爾五百指數的企業當中,到了一九九七年,只剩下七十四家企業碩果僅存,仍留在五百大企業的名單裡。而在這七十四家企業中,更只有十二家企業於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九八年間的表現,超越了標準普爾五百指數的本身;而且名單當中的企業所隸屬之製藥產品及食品兩大產業,堪稱是在這段期間內表現最為強勢的產業。如果現在的標準普爾五百指數所囊括的企業名單,一如一九五七年當時的組成企業,那麼這樣的標準普爾五百指數所展現出來的整體績效,每一年將比目前的實際績效還要減少二○%。
近數十年來,我們再三地讚美這些存留下來的大型企業,對於它們傑出卓越的表現、永續經營的能力,及旺盛的企業生命力,不時歌頌。這些企業被視為是美國經濟的基礎企業,耐心十足的投資大眾紛紛將他們的資金投注在其身上--當然,這樣的投資一定會為投資者一輩子賺取豐厚的報酬。但是根據麥肯錫企業績效表現資料庫耗時三十八個年頭所進行的資料彙編結果,我們卻發現這些企業的績效表現竟不如我們的預期。一個理智地把資金耐心投注在這些生存下來的企業身上的投資者,實質上所獲得的將比另一位僅只投資在市場指數基金(index funds)的投資者,還要遜色許多。
根據麥肯錫針對美國企業的創立、生存,與滅亡長期所做的研究,明確顯示出所謂永遠超越市場績效的黃金企業,根本就是海市蜃樓、神話故事。對於那些表現最好、最受尊敬的企業來說,即便能夠劫後餘生,也不保證就可以為其股東帶來長期強勢的績效表現;不但如此,而且事實往往更是事與願違。就長期的績效而言,市場的整體表現總是超越這些企業,成為最後獲勝的一方。
連續性的假設
這怎麼可能呢?怎麼可能像道瓊工業平均指數(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或是標準普爾五百指數等股票市場的指數,表現竟然要比其他所有仍列名《富比士雜誌》的大型企業--除了奇異電器與柯達公司之外--都來得好?更何況這些股票市場不比一般的企業行號;股票市場缺乏技巧熟練的管理人員、沒有經驗老道的董事會、欠缺詳盡規劃的組織架構、不具備最先進的管理方式、沒有私有的資產(privileged assets),也無法在自由意願選擇下與任何人建立起特殊關係。難道這些以股票市場平均指數所代表的資本市場,會比那些成天鎮日絞盡腦汁想著如何使績效表現更好更傑出的企業管理人員,還要來得「聰明」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資本市場以及反應市場的指數,可以刺激新企業的創立、允許企業進行有效的運作(只要這些企業仍具有競爭力),而且一旦企業喪失了創造績效表現的能力,便迅速且不留情面地將其淘汰出局。然而企業是根據連續性的假設(assumption of continuity)之管理哲學來加以運作的,由於它們無法以市場的速度及規模來進行改變,因此長期下來,它們同樣也無法以市場的速度及規模,來創造價值。
反倒是從那些加入經濟活動的新進企業身上--例如英特爾(Intel)、安進生物科技公司(Amgen),以及思科系統等,我們看到了相當出色的績效表現,而且至少曾一度如此。由於資本市場的結構與機制,使得這些新進企業的績效表現結果,甚至超越了那些最傑出的存留企業;更何況,那些存留下來的企業本身已喪失能力,根本無法達到符合投資者挹注資金後所期待獲得的報酬水準(且不論這樣的期待可能會是多麼的不盡情理)。因此,資本市場對於這些績效拙劣企業的淘汰速度,比績效傑出企業要來得快得多了。一九三○及一九四○年代偉大的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將這種創立及淘汰的過程,稱為「創造性破壞風暴」(the gale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現在的企業面對經營運作的挑戰之大,能夠有此精力或時間來處理創造性破壞之流程,尤其是能以必要的速度及規格與市場一較高下的企業領導者,實在少之又少;但是如果想要維繫公司長期績效表現不輸市場平均水準,這絕對是必要的條件。
企業與資本市場最主要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兩者對於促成、處理,以及掌控創造性破壞流程的方式各有千秋。企業的基礎在於連續性的假設,它們的焦點是在運作;而資本市場的基礎在於不連續性,其重點則是創造與破壞。市場的機制往往有助於快速、廣泛的創造,因此能夠建立更多的財富。它無法像績效表現長期欠佳的企業一樣,能夠長久容忍拙劣的績效。至於傑出企業所贏得的,則是生存的權利,而非長期為股東賺取高於平均收益的能力。為什麼呢?因為這些企業的控制流程--也就是那一套幫助企業得以長期生存下來的流程,破壞了企業本身對於變革的需求。
不連續的歷史
對於創造性破壞之流程,企業與市場處理方式的差別,並非是當今時代的某種產物所造成,亦非「網路公司」(dot.com)時代的高度成長使然,而是像牆裡悶燒的火苗一樣,早已醞釀了數十載,隨時隨地都有可能引爆。例如,我們現在看到市場內種種騷動的現象,其實是數十年前早就成形的一些趨勢衍生擴張後的結果。
現代管理哲學的源頭,可以溯及十八世紀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提出以專職與分工杜絕浪費的主張。直到十九世紀後期,這些觀念在充滿美國托辣斯企業(trust)、歐洲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以及日本財團的時代裡,發揮到最高極限。這些複雜的企業巨人所背負的使命,是要以最具資產效率化的方式,將自然資源轉化為食品、能源、衣物,以及住所等,使產出達到最大化、浪費得以最小化。
一九二○年代,史密斯的這個簡單的觀念,使得一些大型企業能夠充份發揮大量生產之潛力並繁榮茁壯。一九四六年,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更為這些企業撰寫了一本影響深遠的指導性書籍《企業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書中根據專業分工、大量生產,以及自然資產的有效運用等,一一說明當時的現代企業之運作法則。
像這樣的方式,的確十分適用於當時的整體環境。在由九十家美國重要企業組成的標準普爾指數(Standard and Poor's Index; S&P Index)首度提出的一九二○年代裡,變革的速度相當緩慢。二○及三○年代中,標準普爾九十指數的週轉率(turnover rate)平均為每年一.五%,在當時,只要是新進入標準普爾九十指數的企業,平均都能保持榜上有名的紀錄至少達六十五年以上。那個時代裡的企業,是建構在連續性的假設基礎上--而且是如彼得.杜拉克在他的書中所探求的永久連續性(perpetual continuity)。變革只是次要的因素,企業的經營要務是將原材料(raw materials)轉變成為最終產品(final products),並避免在市場上與其他企業的交易成本過高。因此,企業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小心控制成本、進行大規模的製造。像這樣垂直整合的密實結構,幾乎很難受到任何的破壞--除了與日俱增的變革之外。
而我們認為,這段維持了七十年以上的企業發展時期,已經結束了。一九九八年,標準普爾五百指數的週轉率已逼近一○%,同時,企業在榜上有名的平均壽命也降為十年,而不再是六十五年!彼得.杜拉克在他於一九六九年所出版的著書《不連續的時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裡,曾經預言危機的到來,可惜他的言論主張無法擊垮七○年代當時的思潮。對許多經營主管而言,七○年代就像是三○年代的現代化翻版一樣;到處充斥著通貨膨脹,利率創下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以來的最高點,至於股票市場則日漸萎縮。根據杜拉克的觀點,膽敢創立新企業或是以冒險資本(risk capital)進行投資者,少之又少;那段時間,可以說是企業創立者的休耕期。而所有的企業因為長期籠罩在追求生存的氣氛裡,對於杜拉克的建言則是充耳不聞。
從二○年代以後,變革的腳步就不斷地在加速當中。主要的變革浪朝可分成三波,而從這三波浪潮發生的時機及範圍來看,正好可與美國整個國家生產及吸收能力的起伏相配合。第一波浪潮是出現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久,當時因為國家軍隊的建立,使得消費者基礎建設有了重建的必要,許多新興企業也在這時進入經濟體系,並在一九四○及五○年代表現突出,其中包括歐文康寧(Owens-Corning)、德事隆(Textron),以及施格蘭(Seagram)。
第二波變革浪潮則從一九六○年代開始。由於聯邦政府的國防及航太計畫,對邏輯與記憶晶片及其後的微處理器,提供相當的基金進行研發工作,因而再度刺激了經濟,標準普爾九十指數的交易率同時也開始出現加速的現象。在某些人的眼裡,這段瘋狂的時期,也可以說是「泡沫時代」。一些熱門的股票,都是屬於「一次定案」型的股票--也就是買進一次,就絕不賣出去,這樣你未來一輩子的財富就有保障了。
但是一九六八年泡沫破滅的時刻終於來臨。曾經飆高到將近一千點的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一直到一九八○年代初為止,不曾再回到當時的水準。在這段蕭條期當中,美國飽受油價上漲及通貨膨脹的苦惱,債券所獲得的實質收益高於股東權益,進出標準普爾五百大企業名單的新公司屈指可數。不過有趣的是,儘管美國當時所遭逢的是自經濟大蕭條(the Depression)以來最惡劣的經濟狀況,但是企業最低週轉率並沒有打破一九五○年代最低週轉率的紀錄。經濟變革的基本速度,已持續地在增加當中。
最後是在聯邦準備銀行主席保羅.佛克(Paul Volcker)的主導掌控下,才克服了通貨膨脹中最困難的部分,攀升進入標準普爾五百大企業的新公司數目也開始增加。到了一九八○年代,標準普爾再度開始進行替換工程,以高成長、高市場資本總額的新企業,取代成長緩慢且市場資本總額正在萎縮的老字號公司。標準普爾指數成分的改變,同時也反應出美國企業經濟結構的改變。當一九八○年代末期股市崩盤,以及一九九○年代初期美國經濟面臨短暫的不景氣時,標準普爾五百大企業的替換率出現降低的現象。不過同樣的,即使企業週轉率是在最低點,仍比七○年代走下坡時的企業週轉率還要來得高。此時,經濟變革的最低水準不但已正悄悄的成形當中,而且更不斷地提升。到了以科技為主導的一九九○年代,這種情況就更為明顯了,標準普爾指數交易率爬升至歷史新高點。直到九○年代末期,我們正好處於彼得.杜拉克所稱的「不連續的時代」。根據過去模式的統計,我們計算出到了二○二○年底,企業留在標準普爾企業名單上的平均壽命將縮短至將近十年,存留下來的企業更是愈來愈少。
放棄連續性假設
企業如何讓自己像市場般的運作呢?一般的作法,是增加創造性破壞的比例,以達到市場本身的水準,而且不能使目前的運作情況失控。不過這個建議雖好,但卻已經證實難以執行。
來自美國及歐洲許多國家的上百位企業主管都曾向我們表示,他們對於自己企業運作的本事都相當滿意,但是對於執行企業變革的能力卻十分不滿。他們感到不解的是,如果卓越的變革企業的確存在的話,那麼「那些卓越的變革企業究竟是如何辦到的?」,「是什麼驅動力量促使這些企業變革能夠有所突破?」其他有些人的疑問,諸如:企業如何培養、經營其核心業務以外的其他事業等。不過大家最根本的共同問題就是:「我們要如何發掘新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