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小說中的現場重建 文/余遠炫

　　推理小說中最吸引人的便是偵探們根據各項線索，綜合判斷後所作成的「答案已經揭曉」結論，也就是推理小說的智性遊戲已到解謎的成熟階段，偵探們根據種種線索得出的破案解謎，最後再加以委婉說明，這便是推理小說中的現場重建。

　　最早建立推理小說中的現場重建是愛倫坡筆下的偵探杜賓，杜賓根據媒體完整報導，以及現場實際勘察，將搜得的種種證物做了一次現場重建，不但使一名無辜遭受牽連的民眾得以洗刷冤屈，也在毫無線索中讓目擊者出面說明，更讓法國巴黎莫爾格街凶殺案的兇手無所遁形，雖然兇手是一隻大猩猩。於是推理小說中的第一樁密室殺人事件，便在杜賓準確的現場重建下「答案已經揭曉。」

何謂現場重建？

　　在真實刑案中，當警方人員接受報案抵達現場時，看到的已是兇案結果，一具或是幾具屍體冰冷地陳屍在屋內或屋外，死因有種種可能，亂棒打死，槍擊致命，毒發身亡，或是離奇死因。有時陳屍的現場還不是第一現場，而是被兇手做為棄屍的場地。檢警人員在偵辦命案時，首要的工作便是封鎖現場，然後根據現場遺留的蛛絲馬跡作為辦案重要參考，接著便是查訪有無人證，是否有人目擊兇案發生，接著下來便是確認死者身份擴大調查死者的背景，檢警人員在實際勘察現場，並且根據現場蒐證與查訪各項人證後所做出來的推論，便是所謂現場重建。

　　現場重建是根據證物所做的推論分析，重現現場，因此只要各項事證明確，所得的推理應該不會有多大的差錯，就像神探杜賓偵破莫爾格街兇殺案一般。但若所得事證相當有限，則不利於現場重建，真相始終被一團迷霧所籠罩，例如震驚社會的前桃園縣長劉邦友官邸血案，前海軍上校尹清楓命案等，到目前為止仍無法進行具有說服力的現場重建。

　　除了刑案破案前根據線索所做的現場重建外，破案後檢警人員還會再做現場模擬，讓嫌疑犯實際表演犯案行兇的過程。

現場模擬檢證矛盾

　　現場模擬的好處是驗證現場重建，同時也可以解答檢警人員對於部份案情的疑問，嫌犯行兇手法可成為檢警重要的辦案學習，並建立犯罪檔案模式，從而有效預防犯罪。現場模擬另外還可以檢驗現場重建的相互矛盾，主因是現場重建是依據證據而作成的推論，如果證據薄弱，無法為事實說話，便可能出現重建與模擬的矛盾，這時檢警便會重新思考是否辦案誤入歧途，例如台北市新湖國小教師吳曉蕙命案，警方曾經逮捕一名領有殘障手冊的智障人士認為是犯案兇手，檢察官在進行現場模擬時發現種種疑點，並因此釋放被誤認為是兇手的該名殘障人士。

　　推理小說中的現場重建難度，一般都高過於真實刑案，主要是推理小說中的犯罪者，進行的是有計畫性的犯罪，犯罪後做了各項湮滅證物的動作，以及巧妙製造不在場證明，使得現場重建工作難以進行，或者是以各種迷惑偵辦方向的手法，誤導現場重建，所以，當偵探們要大聲的說「答案已經揭曉」前，總是要相當大費周章地與犯罪者周旋一番；偵探們不只要看表面上的種種物證，還要注意心理層面的證據，才能免於墜入圈套。

　　推理小說的現場重建工作，不一定是由檢警人員扮演。在初期的推理小說中，扮演成功解謎者多半是私家偵探，檢警人員則是退到第二線，像杜賓與巴黎警察，福爾摩斯與雷斯垂德，派利梅森與柏格檢察官，崔格警官。原本該是第一線主角的，為何成了二線配角？中國公案小說中，破案常常寄託於鬼神幽冥，主要是因為民眾不信任司法，推理小說中的「反警」現象，或許也是基於對現狀的不滿吧，只是歐美司法制度遠比我國前進許多，推理小說中最後也出現不少將檢警地位提昇到第一線的作品，這樣的推理小說優點是較符合現實狀況，雖然減了一分浪漫色彩。

讓讀者成為現場目擊者

　　此外，有不少推理作家認為讀者也是參與推理小說的重要的一環，所以推理小說中的現場重建，並不只是偵探們的專利，讀者也能依據推理作家所提示的種種證據，在偵探們準備來個真相大白演說時，找出真凶，自行做現場重建工作，像是《葛蕾斯命案》的作者范達因，以及卜洛克，錢德勒等重要冷硬派推理作家。而阿嘉莎．克莉絲蒂的作品《童謠謀殺案》（And then there were none）則是讓偵探兇手與一干被害人全都死光，使讀者成為目擊者，則是較為特殊的寫法。

　　此外推理小說中有所謂的「安樂椅神探」。其實，在現實刑案中，類似安樂椅神探的推理，大概只能做茶餘飯後的閒聊。因為媒體能發表的案情有限，提供足以研判案情的資料事實上並不充分，但是安樂椅神探卻能依據媒體或是旁人的報告，做出準確的現場重建，指出檢警看不到的盲點，而顯現高明之處。像擁有憤世嫉俗的特質的《角落裡的老人》。

　　由此可見，推理小說中的現場重建不只是偵探、檢警的專利，讀者也能實際參與這項智性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