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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推薦】 阿普菲德的小說其實是敏銳地處理了這種夾縫中生存的困難人種，他要在白人社會裏活動面對階級落差的處境，譬如他的暗紅膚色常讓他在第一眼交會時受到歧視，直到人們被他的智力知識所吸引，或者看見他的藍色瞳孔，或者聽到他如貴族一般的姓名與舉止，才逐步對他有了敬意；小說似乎刻意地要把主角從真實社會的底層，拉拔而成「不可能的英雄」。 除了波尼這個角色，小說中不斷出現的澳洲獨有的景觀與特色，特別是那壯麗自然的描寫（狂風吹拂的沙漠夜晚）、或者邊疆開墾地的風土人情（如牧場火災的景觀）、生態現象的捕捉（如缺水而到處亂闖的野兔群）、偏遠奧地各色人物的刻劃，都給推理小說帶來前所未有的情節舞台與閱讀感受。這種民族學式或人類學式的書寫特色，從阿普菲德開了端，歷經多位作家的努力（另一位成績斐然的作家應該是創造印度倒楣神探的英國作家基亭），最後在席勒曼身上集大成，也來到登峰造極之境。 每當我回想推理小說這一支流派曲折隱晦的歷史，不免注意到類型小說的「詩之正義」。是的，推理小說或者任何小說，有時不能免於真實世界一樣，是有歧視本質的。偵探小說一開始（譬如福爾摩斯），他是資產階級形象的基督教文化圈白種歐洲人，那是強勢文化、強勢種族、強勢階級的代表，在作者不自覺地暗示下，智力與文化種族階級恰成正比，其他民族或階級的神探是不可想像的。 其他民族，譬如中國人，在小說中只能是用來增添神祕氣氛的大宅僕役，他不但不能是優秀的辦案思考機器，也不宜做為小說重心之一的兇手，在推理小說與理論前驅羅納德．諾克斯（Ronald A. Knox, 1888-1957）筆下影響至鉅的論文〈偵探十誡〉（Ten Commandments of Detection）裏，其中一誡就是兇手不能是「神祕的支那人」（因為支那人屬於怪力亂神的一環，不是理性推理的對象）。我們顯然不能為偵探小說開脫，他們的確是歧視者。 但是，推理小說或其他類型小說（譬如武俠）卻又是較真實世界更早發生自覺、脫離歧視，率先還以公平正義的人。推理小說在小說角色的追尋與設計上，很早就發明女性偵探、胖子偵探、身體殘疾偵探，還他們智力平等的地位；甚至是非歐種族，別忘了即使是支那人，也有德．畢格斯（Earl Derr Biggers, 1884-1933）創造的神探陳查理（Charlie Chan）為之平反；只是畢格斯田野調查的功夫不夠，除了鞠躬哈腰、滿口子曰的定型化印象之外，簡直看不出一點華人的文化特質，弄得華裔美人覺得形象被扭曲，七十年代編選華裔美人作家作品時，還把選集訂名為《陳查理不再》（No More Charlie Chan），以示不滿。從我一個推理迷來看，畢格斯筆下的陳查理雖然不準確，可沒有醜化中國人的意思（恐怕有美化的嫌疑），裏面反而有些許打抱不平的正義之聲呢。 到了亞瑟．阿普菲德的作品，對澳洲原住民有同情了解的能力才開啟了民族學推理小說的新標準，你必須是對你要描寫的對象是有了解體會的，不然就不該輕易動筆（像畢格斯那樣）；但即使是阿普菲德也必須面對部分澳洲原住民批評他的誤解與誤導（也有原住民感激他帶給他們較公平的地位），真要論到推理小說對其他民族有了人類學層次的深度，恐怕還是要等到多年後的接棒者東尼．席勒曼。不要擔心推理小說不夠好，它們還一直在演化著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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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推薦】 在柯南．道爾建立的短篇模式裏(這也是今天我們公認的推理小說基本型式)，案主上門求助，提出一樁難解謎題，福爾摩斯出馬調查，揭開真相，最後福爾摩斯再向同伴華生醫師解釋推理的過程。這個型式其實很像數學上簡潔明快的證明題，題目、答案，加上合乎規範的幾步證明。 但在柯南．道爾的長篇小說裏，譬如我們前面說的《恐怖谷》，它不再僅是一題簡單的數學題，而是牽涉到當事人數十年的歷史恩怨，一個故事抽絲剝繭，竟發現冰山之下的巨大世界，在那裏，人性的高貴光輝和卑劣恐怖糾纏不清，復仇的意志與報恩的執念也纏綿相連。同樣是謎案破解的結構，長度一改變，複雜性就增加了；小說一複雜，能說的話就多了，不相干的事(其實也就是藝術的源頭)也就通通出籠了。 複雜的情節佈局，在柯南．道爾的筆下也還只是初嘗滋味。到了傅利曼．威爾斯．克洛弗茲的處女作《桶子》一出，所有的讀者(包括後來的創作者)都看到長篇推理小說的優點，充分的篇幅給了小說奇詭佈局的可能，那種一層又一層剝之不盡的洋蔥謎團，讓閱讀者享受解開一謎還有一謎的心智樂趣。 《桶子》一書的開風氣之先的貢獻正是如此，它開啟了將近二十年推理小說家窮盡心力編織奇局怪案的黃金時期。二十年之間，小說案情的複雜詭譎，機關布景的淋漓盡致，到達了不可想像的高峰，直到下一個世代的推理小說家忍不住站出來革命為止，但那是下一段歷史故事了。 克洛弗茲是鐵路工程師出身，他的小說不但大量應用到他對交通工具特性的理解(也開啟了後輩小說家利用火車時刻表來設計案情的先河)，更以他工程師的嚴謹邏輯，設計了幾個推理小說史上最佈局奇巧的謎案。推理小說評論家常常稱他是「不在場證明大師」(Ultimate Alibi Breaker)，這個名號一語說出了他對「不在場證明」的精心鑽研與獨到貢獻，幾乎可與後來的約翰．狄克遜．卡爾在「密室命案」的投入與發明相互輝映。而《桶子》一書巧妙的情節設計，也揭開他長期對不在場證明興味的序幕。 克洛弗茲似乎是一位不吝惜巧妙詭計構想的推理小說作者，今天的讀者會對他書中謎題的複雜性和豐富性感到吃驚(因為當代的職業作家沒有人捨得把這麼多巧妙的構想寫進同一本書，他們可能會?點水寫成兩三本書)；每一個案子都峰迴路轉，飽滿到讓讀者腦力不勝負荷。 克洛弗茲也是第一位對警察辦案程序不厭其煩的人，他的工程師背景也讓他傾向於相信程序而不相信天才。他的這一部分創見，也造就了我們後來所說的「警察辦案程序小說」的推理支流。 克洛弗茲在第一部小說大獲成功之後，繼續擔任了九年的鐵路局總工程師，直到他的健康使他不得不辭去工程師工作，成為一位名利雙收的專職作家。他後來的大眾聲名並不像同年出現的克莉絲蒂那麼耀眼(極可能是相對短命、小說又太複雜有關係)，但他在推理小說類型裏扮演的開山之功，以及對後來小說家創作方向的影響，在我看來，較之克莉絲蒂只有更高、絕不稍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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