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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推理小說裡都有一個偵探，其性別或男或女，職業可以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任何一種。比如說，這位破案的英雄本來就是警探（如喬治•奚孟農的馬格雷探長），或化身於小說作家（艾勒里•昆恩）、畫家兼記者（班特萊的褚蘭特）、神父（卻斯特頓的布朗神父），甚至是不須工作的英國紳士福爾摩斯、及艾嘉莎的瑪波小姐；當然，這位解謎的神探不一定得親臨現場觀察線索，他可以是奧希茲女男爵筆下坐在角落裡的老人，也可以是昆恩塑造的莎劇聾演員哲瑞•雷恩。簡言之，在推理小說發展已屆150年的歷史裡，男女老少輪番上陣，人人（包括小學生偵探柯南）皆有機會成為找出真兇的英雄，那麼，同性戀呢？他們以什麼樣的姿態出現於這塊鬥智鬥力的舞台上呢？
被咒逐的族群
打開推理小說一百多年來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長久以來同性戀一直是個唯恐避之不及的禁忌。一旦他們在故事中亮相，被賦予的形象多半是狡猾奸詐、或隱諱不明；更甚的是，不論男同性戀或是女同性戀者，他們的身分若非神祕恐怖的魔鬼使者，就是滑稽怪誕的丑角。在如此不公平的待遇下，六Ｏ年代以前，同性戀只能屈居兇手或受害者的地位，想扮演神探？門都沒有！
第一顆種籽萌芽
然而，被詛咒的罪人當真永無翻身的一天？幸好，歷史證明了他們擁有如種籽從土壤夾縫中掙脫萌芽的堅毅力量。時為1966年，推理小說史上第一個男同性戀偵探出現於George
Baxt的著作《A Queer Kind of Death》，這位名為Pharoah Love的警探雖屢破奇案，但他的個性粗獷無禮，膚色又是叫人鄙視的黝黑，因此大半讀者都忽略了他的“性向”。真正讓讀者意識到同性戀身分的偵探，其實是1970年出版的《Fadeout》，作者Joseph
Hansen筆下的男主角Dave Brandstetter是個保險調查員，他處事低調卻極為專業負責，完全跳脫同性戀的花花公子刻板印象，因而讓保守的讀者欣然地接受這個角色。
七Ｏ年代的出版困境
七Ｏ年代的嬉皮文化運動，可說是風起雲湧般地擲地有聲，帶動多少英雄好漢風騷一時。推理小說界受此風波及影響，許多突破傳統的作家挺身而出，造就更多的同性戀偵探在撲朔迷離的疑雲中奔波解謎。但是，創作與閱讀之間仍須藉助出版商來搭起溝通的橋樑。不幸的是，有人願意寫，卻不一定有人願意出版，Hansen便是遇到這個困擾。他四處碰壁之後，一家以前衛作風聞名的Harper
& Row’s Joan Kahn出版公司，繼發行黑人警探緝凶的《惡夜追緝令》之後，首肯成為Hansen的經紀代理書商。
八Ｏ年代的類型多樣化
進入八Ｏ年代之後，雖不敢說同性戀偵探已經開始大放異彩，但也的確出現了幾個厲害的角色，例如Richard Stevenson在《Death Trick》（1981）創造的私家偵探Don
Strachey、Nathan Aldyne在《Vermilion》（1980）量身定做的酒吧老闆Daniel
Valentine、以及Mark Richard Zubro在《A Simple Suburban Murder》（1989）賦予鮮活生命的高中英文教師Tom Mason。本質上，這些角色都傳承了Hansen注入於Brandstetter人物中的正面形象，他們和一般大眾沒啥兩樣，有一份穩當的工作，尋求單一伴侶的正常關係，行為態度上尊重傳統而不離經叛道；此外，作者也以樂觀而毫不迴避的筆觸來描寫主角的“性活動”，如Strachey在愛滋病猖獗前，喜歡調戲他所鍾情的男子；Valentine尚未與愛人定下海誓山盟時，手上有的約會比案子還多；Mason出櫃正逢愛滋盛行之時，索性與愛人同志Scott
Carpenter（此君是一個大聯盟的職棒球員）私訂終身。於是乎，在真實世界中的作家與虛擬空間內的同性戀偵探攜手合作下，作品紛紛締造了不錯的銷售成績，也喚起更多的作家投入這個領域。近年來，同性戀偵探的身分更是多樣化，Grant
Michaels塑造的偵探Stan Kraychik還是個美髮師呢，可見神探的階層越來越平民普及化了。
毫不遜色的女同志偵探
男同性戀偵探表現出色，女同性戀偵探也不讓鬚眉。事實上，就推理小說的發展而言，女同性戀出櫃的時期早在五Ｏ年代，當時男同性戀還不知隱身在哪個角落哩。不過，弔詭的是，女同性戀偵探的故事主題，卻一直很難在主流出版業界尋得一容身之處，當時願意出版此類作品的出版商，多半是打著女性主義的旗號，譬如Naiad及Seal Press。直到1991年，Sandra
Scoppettone的《Everything You Have Is Mine》才獲取主流出版商的芳心，她一手創造的女神探Lauren
Laurano，也因此被廣大的讀者所認識。然而，回首這條來時路可真是艱辛，其實遠在1970那年，Joyce Porter的作品《Rather
A Common Sort of Crime》中，已經勾勒出一位鮮明的女同性戀偵探唂B爵Constance，她和書中相互鬥法的男偵探Wilfred Dover相比，顯然是個性較為討喜的角色典範。到了1984年，總算是播種收成的時候了，Katherine V. Forrest於《Amateur City》塑造的洛城女警Kate
Delafield，被譽為可能是小說史上最傑出的女同志偵探。這個角色的成功之處，在於對女同志是否必須曝光的面向反覆辯證，此種觀點遂如願將虛構的人物提昇到真實人性的層次。
推理大師們的恐慌
或許很多人都質疑，這些作家為何要以同性戀角色為書中的英雄？原因是，他們絕大部份都是同性戀者，出櫃向外發出不平之鳴，目的是對付主流出版社和知名作家的一種抗爭。我們已經得知出版社長期拒絕他們，那麼，有哪些知名作家也排擠他們呢？Hansen曾指出，美國三位冷硬派大師漢密特、錢德勒、羅斯•麥唐諾，都患有“恐同性戀症”。錢德勒的《大眠》、麥唐諾的《Dark
Tunnel》皆有其負面的描寫，漢密特在《馬爾他之鷹》中，乾脆設計三個歹徒通通是同性戀者；這還沒完呢，Hansen又發現，謀殺三后艾嘉莎•克莉絲蒂、桃樂絲•賽兒絲、派翠西亞•海史密斯也是一丘之貉！以艾嘉莎的《謀殺啟事》為例，書中暗示兩位養鴨養雞的同居女性為同性戀者，結果她倆的下場是一死一重傷！
男女同志當自強
在即將跨入21世紀的今天，各類文體對同性戀的負面描述，依然不時可見。基於政治意識的關注下，許多作家盡量避免讓同性戀成為書中歹徒、兇手、或受害者的同義詞；然而，一些惡意、不負責的偏見與輕視，仍蠢蠢欲動於字裡行間。因此，在推理小說的世界裡，不論主要人物是業餘偵探、正職的警探，或是男英雄女豪傑，一旦其身分恰巧是同性戀者，他們所要面對的依然是一條崎嶇不平的道路啊。
附註：內文之資料來源，取材於Ed
Gorman, Jon L. Breen等人編輯之《The Fine Art of
Murder》一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