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昆布
時間：2005-04-16 15:27

學生時代我曾把《雨王韓德森》(Henderson the Rainking)讀完。如今對故事情節已經模糊，但對主人翁深處的呼召印象深刻，讓我想起《野性的呼喚》裡那隻受族類呼喚而返回原野的犬。日後讀到吳魯芹的《英美十六家》，他訪談的作家中也包括了Saul Bellow，我發現連貝婁都認為本書是他最好的作品。多年來我一直想讀擺蕩的人(The Dangling Man)，結果不知蕩了多少年，始終都沒擺進去。最近幾年，我像個過路的瞎子一樣小心緩慢，把《何索》(Herzog)讀完。摸索了相當時間，仍像在五里霧中。小說雖然艱深，但何索的神經質形象已經深烙腦海。


這個月貝婁終於離世，享年89歲，按中國人算法已超過九十。1920年代，貝婁出生地的市政廳發生火災，把他的出生證明給燒了。日後他都是在六月間慶祝自己的生日。經過了五次婚姻，最後他以八十四高齡又生了個女兒Naomi。讀聖經的人也許知道，拿俄米的原文意即sweetness。也許，我推測，這個晚年出生的女兒讓他頗覺甘甜。貝婁原名並非掃羅(Saul，一個聖經中不怎麼討喜的名字)，而是所羅門(Solomon)，貝婁的姓原本是Bellows，日後開始創作，他把S去掉，改名換姓，以索爾貝婁聞名於世。

James Atlas(貝婁傳的作者)，在《時代雜誌》上回顧貝婁的生平與作品。他強調貝婁多數的作品，就像何索一樣，本質上就是貝婁的故事：充滿了各式女性，他結婚五次，忙著各類生氣蓬勃的吵鬧，有時是激烈衝突，和他三個兒子、情人、作家，還有老朋友。他宣稱為了寫作，必須撕裂他的生命。何索在小說故事的發展裡拼命寫信，大體都是在爭辯。他寫長信給他的前妻、寫給海德格，甚至還寫給神，和他們理論，表達他生命各類的不滿。

這段敘述倒是讓我想起一部關於紐約三部曲的電影。故事之一，刻劃一個善忌的藝術家，經常結識不同女郎，但都以衝突告終，每次在忌妒的怒火中，畫家將憤怒與酸澀的情緒轉化為創作靈感，得以揮灑於油彩與畫布之上。而那些風格搶眼的畫作，又成為他勾搭新歡的誘餌，如此反覆不斷。也許現代生活平淡無奇，藝術家需要這類型的刺激，激化他們創作的活力。


貝婁的父母是俄國猶太，1913年由聖彼得堡移民到蒙特婁附近，過了兩年貝婁出生。又過了兩年，俄國革命就發生了。貝婁回憶小時候，飯桌上不只談到俄羅斯的親戚朋友，還經常出現革命、前線、沙皇、列寧、托洛斯基等等話題。老一代的移民都認為布爾什維克這個暴起的政權，壽命不會太長，但新一代人卻不這麼認為，他們普遍支持革命。1924年九歲的時候，他們舉家搬遷到芝加哥。到了相當年紀，他也能閱讀馬克思和列寧，這引起他父親不快，但這似乎是當時的大勢所趨。當時在Bellow的高中社團裡，《共產主義宣言》是個熱門話題。芝加哥移民集結區裡的知識階層也經常舉辦活動，吸引各類社會主義份子進行辯論。

Bellow自道，到了1933年進大學的時候，他已經成了托派(Trotskyist)。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加入這個運動，因為他們認為只有托派才忠於列寧的理論，也唯有如此才能闡釋歷史的意義，發掘史大林的罪行。有段時間共產黨的青年組織一直積極拉他入黨，但他已讀過托洛斯基關於德國問題的小冊，認定希特勒會獲得權力，乃是史大林的錯誤。經濟恐慌時代的美國，資本主義搖搖欲墬，社會主義思想受到知識份子矚目，由此Bellow得以大量閱讀《宗派評論》(Partisan Review)。到了三零年代末尾，他到了紐約，也成了這份雜誌的撰稿人。當時雜誌在美國主要的撰稿人，多數是馬克思主義者，到了莫斯科大審的時候，他們很自然也就站在托派這邊。其中一位作者Sidney Hook，還說服他的老師杜威(John Dewey) 組織一個調查團，調查大審的真相。

熱潮過後，Bellow也察覺運動中有諸多愚昧、荒謬的成分。逐漸他和運動漸行漸遠，但是他仍舊仰慕列寧和托洛斯基。Bellow認為托洛斯基和T. E. Lawrence〈阿拉伯的勞倫斯〉是知識份子從事運動最傑出的典範。他提到托洛斯基之所以難忘，不只是因他的言詞充滿煽動力，創建了紅軍，也是因為他在前線打仗時仍在讀法國小說。換言之，這就是知識份子的魅力所在。當時最受尊敬的文人與知識份子都受這個影響。Edmund Wilson就是其中一位，1940年代他出版了《到芬蘭車站》，但也是在當年托洛斯基慘遭暗殺。

暗殺事件發生的時刻，Bellow和他的朋友正在墨西哥。其實透過一位托氏友人的引薦，托洛斯基已經答應和他們會晤，就在他們預備見面的當天早晨，托洛斯基被下了毒手。等他們抵達托氏的住處，他們大概被當成外國記者，還沒搞清楚狀況，就被帶到醫院。急診室一片混亂，他們終於見到托洛斯基，他才剛剛斷了氣。當下他們見識了獨裁者要一個人死多麼容易，他的權力可以伸張得多遠，人的生命多麼微不足道。

貝婁在1976年受獎的演說裡提到他閱讀與創作的經驗，由此也顯示他作品的傾向。有個學期他選了一門銀行財務方面的課程，但他卻把精力全用在閱讀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說。康拉德對他之所以有吸引力，因為他們有類似的身分。他口操法語，書寫英語，帶著卓越的能力與美麗，一個失根的波蘭人航行在異國的海域。所以他筆下具備了那種混血融合的氣息，這也許是各類移民者的特點。

Bellow在回憶他的摯友Allan Bloom（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的作者）的一篇短文裡自述：「我來自一個熱愛文學的世代，如今已經大體消失了。我們相信文學是照耀現今、回顧以往能力一個不可或缺的源頭。」，這正是他為何仰慕Allan Bloom的主要原因。他提起Allan Bloom在病中，連自己的名字都還無法簽寫，就已透過口述的方式著書，前面的幾章專論《波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妮那娜、《傲慢與偏見》。Allan Bloom雖然是個政治思想家，但他對文學的熱愛由此可見。Bellow十足仰慕他的為人與風格，我相信這也是Bellow晚年的小說《Ravelstein》以他作為主角的因素。雖然有的評論家認為這本書是種背叛，但Bellow總有自己回憶的方式。

八零年代晚期在文化論戰炙熱的時刻，Bellow挺身為西方文學的經典辯護。當時根據所謂「政治正確」的說法，許多人急於將這個傳統，歸類為「已故白人男性的提綱」。James Atlas說Bellow並不屬於什麼派系，也沒什麼意識形態的認同。Bellow在演說裡引用康拉德對藝術的觀點，我想很能說明他護衛經典的態度：「藝術意圖在宇宙中、在事物裡，如同在生命的諸多事實中，尋找那些基本、持久、必要的因素」Bellow對那些歷經時代而持久的藝術，堅信不移。如其所言，這樣的時代已漸次消失，這樣的人物的確也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