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浩明

　　上一個世紀之交，大清國的君民是帶著奇恥大辱，告別舊世紀，走進新世紀的。1900年，二千人的八國聯軍，長驅直入北京城。窮極思變，到了這個時候，清廷的實際當家人慈禧，這纔真正意識到要變法變制了。1901年元月二十九日，流亡西安的中央政府頒發上諭，宣布變法，稍後又成立了以奕匡力、李鴻章牽頭的督辦政務處。

　　這年的七、八月間，當時最負時望的兩個封疆大吏--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接連會銜上了三道奏折，提出興學育纔、變更舊法、采用西法等一繫列變法變制主張。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江楚會奏三折》。三折中的種種設想，日後便成了晚清新政的基本大綱。沒有想到，整整一百年後，也是七、八月間，《張之洞》一書將要問世，這實在是上蒼所安排的紀念。

　　張之洞一生最重要的時期，為19世紀的80年代至20世紀的前10年，這是中國兩千年封建帝制行將就木的三十年，是近代中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張之洞》一書寫的也就是這三十年。舉凡這三十年內中國所發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如中法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八國聯軍入侵、東南互保、鎮壓自立軍起義、籌辦新政等等，張之洞都親身參與，而且都在其中占有著重要的地位，說他是這三十年中國政壇上舉足輕重的關鍵人物，那是毫不過分的。

具體地說，張之洞在近代中國留下了哪些痕跡呢？

　　作為中法戰爭的地方最高統帥，他打贏了這一仗。這是清廷與外國交戰中唯一贏得勝利的一場大仗。

　　他籌建了當時亞洲最大的鋼鐵廠--漢陽鐵廠。他在武漢辦起了槍炮廠、織布局、紡紗局、繅絲局、制麻局，為日後的工業大城市武漢奠定了基礎。

　　他最先提議修建北京至漢口的京漢大鐵路，並督辦該鐵路南段的修築。

　　他與戊戌變法中的重要人物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楊深秀、楊銳等人都有密切的聯繫。維新派視他為強有力的支持者，他差一點要進京主持變法運動了。

　　在庚子年的動亂中，他倡議東南互保，鎮壓自立軍起義，免去了清廷的半壁江山之憂。

　　他是接受慈禧托孤的唯一漢大臣，在晚清最高政壇上的滿漢之爭中起著很大的調和作用。比如保全袁世凱的性命，對於中國歷史的演變道路便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作為國家重臣，他第一個大力倡導"中體西用"，他用自己的洋務局廠努力將這個構想實踐，又通過其得到光緒帝旨準發行200萬冊的《勸學篇》，將這個構想傳遍大江南北天涯海角，使得家喻戶曉人人皆知，成為上個世紀之交舉國上下最時髦的口號，並對日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影響甚為深巨。

　　照理說，這樣一個人物應該受到歷史的尊重和後世的緬懷，但事實並非如此。在晚清和民國時期出版的各種私家史乘中，張之洞的形像大多不佳，他被說成一個熱衷仕宦、投機取巧、好大喜功、鋪張糜費的政客，一個使氣任性、行為乖張、倨傲自大、偃蹇作態的名士，一個"面目可憎，語言乏味"的丑角。到後來，隨著洋務運動的被全面否定，這個洋務運動的"殿軍"也自然而然地被輕蔑地拋棄了。盡管一代偉人曾經說過，我們"不應忘記張之洞"的話，但在實際上，他被人忘記了。

　　歷史車輪駛進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現代化"的呼聲再次在中國響起時，人們纔想到，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有著一批又一批的愛國之士，不願意看到國家因貧窮落後以至於滅亡，他們一直在尋找導中國於富強的道路。道路有許多條，但有一條似乎是最引人注目的主線，即向西洋歐美學習，向東洋日本學習，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學習他們的治國方法，乃至於學習他們安邦立國的精神、意識、品性、文化 。

　　於是，洋務運動和它的一班主要倡導者，重新受到人們的關注，張之洞即是其中重要的一個。

　　從這個角度上看，"張之洞"無疑有很強的現實性和關照性。西方智者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中國國民對近代史的興趣，又一次為這個觀點提供了證據。

　　然則在近幾十年的時間裡，人們對張之洞和他的洋務事業進行的批判指責，難道都是無中生有，都是不負責任，都是錯誤的嗎？顯然也不全是這樣。其中的原因，除張之洞本人的為人，有不少該指責處外，最主要的是他所辦的洋務事業幾乎都沒有取得大的成就，更沒有達到他所期盼的富國強兵的目的。說句並不太苛嚴的話：他的洋務事業是失敗的。

　　要說此人最值得今天重視的價值，便是他所留下的這份洋務失敗的遺產。從本質上說，我們今天的"與世界接軌"，就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先進人士所探索的那條救國主線的繼續。這條主線曾在張之洞死去後不久給中斷了。分析離我們最近的這輛"車"的傾覆，對於今人有直接的借鋻作用。

　　我以為，張氏洋務事業所留下的最大教訓有如下幾條。

1. 他的洋務局廠是衙門而不是企業。
　局廠各級各部門的負責人大多是候補官員，而不是懂技術的專家。

2. 缺乏科學合理的設計規劃。
　如漢陽鐵廠設在漢陽，既不在產煤區，也不在產鐵區，規劃不合理。

3. 沒有市場概念。
　張氏辦洋務大手大腳，不算經濟賬。漢陽鐵廠生產的鋼鐵，質量不如外國，且價格又比人家高，自然賣不出去。

4. 不應官辦應商辦。
　張之洞在湖北辦洋務之初，盛宣懷便向他建議集商股，采取官督商辦的形式，但張氏斷然否決，堅持要用官辦。結果越辦越虧，最後不得已纔轉給盛宣懷去商辦。

　　總之，張氏辦洋務，用心雖好，收效則甚微，究其原因，是沒有把洋務辦到位，正為辜鴻銘所說的："隻有模樣，沒有精神。"造成這種後果，固然有其個人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時代因素。

　　時代因素中最主要的有兩點。一，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在中國已屬破天荒，引進西方的企業管理制度，則更是對中國傳統意識形態的強烈衝擊，遇到的阻力非常巨大。單有機器，沒有管理，當然辦不好。二，當時的大清帝國民貧國弱，弊端叢生，

最為嚴重的是官場上下一片腐敗。在這種環境中，幾乎任何一點稍大的作為都不能獲得成功。從這個視角上來看，張之洞其實是那個時代的悲劇人物。

　　寫出時代釀造人生的悲劇命運，最富於文學價值。而這，又正是本書的寫作意圖。

　　小說中的文學人物張之洞，是一個視國事為生命、一心為國效力的愛國士人，也是一個順乎時代潮流、有遠見卓識的高級官員；但他同時又是一個視仕宦為生命、鐵心忠於朝廷的傳統士大夫，也是一個缺乏"現代化"知識，滿腦子儒家禁錮的封建官僚。

　　他是一位肯辦事能辦事具有大刀闊斧氣概的實干家，也是一個師心自用、隻講形式不重實效的官場人物。

　　他生財有道，廣闢財源，也不惜敗壞社會風氣，將負擔轉嫁給普通百姓。他辦洋務追求閎闊，一甩千金，甚至得"屠財"惡名，但他自己卻清廉自守，一生手中過銀千千萬萬，卻不貪污受賄分文，到死"房不增一間、田不增一畝"，即便那些詆毀他的野史，在"廉"這一點上對他都一致予以認同。

　　他博學好古，詩文領一時風騷，但不以詞臣諫官為滿足，一心要做經濟大業，然在疆吏生涯中，卻又時時暴露出其書生的特質及弱點。

　　他以儒臣自居，對門生僚屬的德行操守要求甚嚴，但自己卻不過多培植"內聖"功夫，他不拘常禮、不循常度，且在政治上極善經營，是一個會做官又官運好的角色。

　　總之，文學人物張之洞是一個有著許多缺點，然大體上不失可敬可近的名士型官員。他是上個世紀之交的中國一個極具典型性的士人，同時又有著鮮明的個性特色。通過這個文學形像，或許能夠更生動地了解中國封建末期的官場。這個封建官場的消失，距今還不到一百年，至於它的影響，不僅現在存在，很可能還要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如此看來，《張之洞》就不完全是一部閑書，它或許也能給當今讀者以某些啟迪。

（本文經唐浩明先生同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