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橋是橋 依然董橋 憾事外一章 設若取掉「襯裡」

董橋是橋
祝勇/北京時事出版社主編、專欄作家

董橋試圖用中文的磚石架一座千年不倒的風雨廊橋,讓所有尋找彼岸的人們,內心有了安全而溫暖的投靠。董橋的語言很老,老得在時間深處生出銅綠;董橋的語言很新,即使出現在香港花花花綠綠的新聞紙上也不顯得呆板過時。

  如果說語言是心靈的橋,那麼董橋就是這樣的橋了。

  精神的墮落首先是從語言開始的。

  語言的貧乏本質上是心智的貧乏,董橋發現了這一點,所以他對這個時代的反動首先肇始於語言,他寫了十卷本的《語文小品錄》。當然,他所做的一切都出於文化的本能,但他還是暴露了時代的尷尬,如同一位智者的目光偶然停留在凡夫俗子呆滯的表情上。

  一切精奧的思想都蘊含於語言之中。思想不必仰仗理論,因為思想首先表現為語言。當我們追溯著時間的河流,與先秦的那些智者們相遇,有們很難分清刻在竹筒上的雋語哪些是思想哪些是語言。僅將語言視為一種載体,試圖將語言從思想中剝離出來是可笑的。思想之美統一於語言之美中,對於精深微妙的中文,對於聽泉眠雲,飲露餐菊的智者,尤為如此。中文是太特出的一個語種,陳寅恪先生曾說:「又凡中國之韻文,詩賦詞曲韻無論矣,即美術性之散文,亦必有適當之聲調,若讀者不能分平仄,則不能完全欣賞與了解,竟與不讀相去無幾,遑論仿作與轉譯。」(《與劉文典教授論國文試題書》)語言與文化的其他項目不同。中國傳統文化的許多方面都有賴於某種物質形式才能得以保存,比如樂音離不開笙管笛蕭,雕刻離不開泥土金石,物其的流失與毀滅對於文化的損害是很難避免的,惟有語言可以口口相傳,心心相傳,被智慧的人們賦予於了一種超越時空的力量,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線索。

  當然,語言與其他層面上的文化(比如服飾、器皿、建築、歌舞)是一個統一的整体,畢竟,語言的對象嬗變,古典生活器具和生活方式的流逝,也必將導致語言的進化是歷史必然。然而縱觀當下作家語言的邋遢,學者文句之夾生,又教人如何能夠對眼下這些時髦文本產生文化上的信賴?有人把這叫做進步,其所謂的進步也只是一種好聽的命名而已,我完全可以命之以另外的名字。這使我想起梭羅的名言:「文明改善了我們的房屋,卻沒有改善房屋裡的人。」很多人認為二十一世紀裡中國文化是強勢文化,豈不知喪失了民族語感的中文如何孕育思想,沒有思想的文化將在哪裡著陸?

  所以,董橋試圖用中文的磚石架一座千年不倒的風雨廊橋,讓所有尋找彼岸的人們,內心有了完全而溫暖的投靠。董橋是生活在過去時裡的人,他喜歡玩硯,喜歡讓閱微草堂那樣的歲月真的流回眼前,他的文字總是折射出湛湛的古意。真正好的白話文是不能與古典中文分離的,大凡精微奧博,深透勁說,驚心動魄之作,大都善於從文言中獲取質感,力量,氣韻與胸襟。董橋說,「時代要有生機,語文要有新意,否則山水人文轉眼都老得優雅不起來了。在文化意識上,我很懷舊,卻也不甘心放縱自己化為故紙堆中的書蠹。我只希望在安裝了空調設備的現代書房�堙A依然會有一盞傳統的明燈照亮我的原稿紙和打字機。新和舊是可以同時存在的:多少前朝舊宅的深深庭院裡,處處是花葉掩映的古樹。房子和樹是老的;花和葉是新的。」(《語文小品錄》卷四,《留住文字的綠意,一點說明》)「優雅的語文不可能洗盡鉛華,摒絕絲竹。濃妝艷抹的時代固然過去了,淡掃蛾眉的分寸正是修養之所在。」(《語文小品錄》卷七,《為紅袖文化招魂•小序》)

  《留住文字的綠意》也罷,《為紅袖文化招魂》也罷,董橋不僅是暗合了余光中先生所持有的「文白佳偶,不是文白冤家」的主張,更是從語言中尋找中國文化的精神,不僅是一種純技術上的操作,更是從語言的酒窖中發酵出中華思想的芳醇。精凝的句讀背後,潛藏的是睿智的心神;不論無意中的妙句還是有意的留白,均透露出無盡的禪意。董橋的語言很老,老得在時間深處生出銅綠;董橋的語言很新,即使出現在香港花花綠綠的新聞紙上也不顯得呆板過時。他的寫作包含了對中國文化的深刻認識。章太炎、于右任、陳布雷、毛澤東、吳、夏濟安、鄭逸梅,甚至陳沖、林青霞,各路文化人都在他評點之列,由語言而內心而精神。董橋對語言的態度近乎苛刻,因為他明白語言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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