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任文建會主委以來，總有一些難忘的，在記憶的抽屜裡沉甸甸的故事。
此刻，我打開這些抽屜。每打開一個，一股隱約的暗香、一陣繞樑的美妙旋律、一段彷彿虛擬卻又無比真實的影像，讓人像是坐上了時光機器，重回當天的人事時地……
三顆木瓜
東方人是一個重禮的民族，我看過許多禮物，精緻的、貴重的、繁複包裝的手工紙、緞帶蝴蝶結、亮麗的金粉、典雅的配色……，但我最難忘的，卻是一份以舊報紙包裝的禮物。
有一次我拜訪台灣文學大老葉石濤的家，葉老的著作等身，堆積起來，沒有一個人、也有半個人高。本來並沒期望會看到什麼豪華書齋，但是，當我看著他的客廳（這也就是他寫作的地方），僅有的一張小書桌、小茶几以及幾張椅子，簡陋的布置，還是讓我有些訝異。
出生於台南府城地主家庭的葉石濤，少年時度過富裕的生活，閱讀過許多世界名著，也奠定了他的文學志願。但是，兒時優越的家境並沒有帶給葉石濤一生的庇佑，他後來面對了無情的命運巨輪，白色恐怖時期入獄、出獄……，那段荒蕪的歲月曾經讓他迷惘，不過他終於在文學世界裡，找到自己的救贖，靈魂的祭壇。
作為一個與現實環境奮鬥不懈的文學家、一個蟄伏教學、低頭著述的小學教師，葉石濤寫作的物質條件毋寧是不佳的。然而他卻說，「作一個文學家，是我自己的選擇。」這選擇如此隆重，如此堅毅，因此他在心靈的領域中，一直都是自己的主人，困苦的生活給了他更多歷練和創作的靈感，他的自信，使他對清苦甘之如飴。
我臨走前，他叫太太給我一個「很好的禮物」，是包在舊報紙中的三顆木瓜。
葉石濤說：「很香很甘！要吃喔！」我非常感動的收下了。收下的不只是木瓜，還有文學家的自信與驕傲。在藝術文化的國度中，簡單就是美、簡樸就是幸福，葉老教了我這一課。
重生
另一個我見過，將藝術奉為最高圭臬、「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
高行健告訴我，他對生命是「看得很開」的人。其實不用他說，在製作「八月雪」的過程中，他病得一塌糊塗，還是堅持「非做好不可」的精神，一定要從病榻爬起來拼，勸也勸不聽，早就被我們看透了。
高行健在前幾年，被醫生診斷得了肺癌，在等待檢查結果的那段時間，他每天早上到山上看著別人打太極拳。山上有很多古墓，似乎在暗示著他的命運；有時候他躺在墳墓上，覺得自己好像在等待死亡，生命正在慢慢的流逝，而他必須學著坦然接受。
有一天，他躺在墳墓上睡著了，醒來時，陽光照在前額的天庭上。他覺得全身發熱，好像得到了一股重生的力量，他說自己「就豁出去了」，以後全心於創作上，「不再顧忌任何事，全部都放開來去做了。」
作一個文學家，常常要長期面對自我、忍受孤獨，不斷挖掘、持續自省。高行健一生獨自走遍了大江南北，有時在夜幕低垂的小鎮車站中蜷縮過夜；有時攀山過水，涉過各路蜿蜒的大江。他走過每條江水，總要撿石頭。不管是長江、黃河、或者是雅魯藏布江，他認為每條江河的石頭都不一樣，在細緻的石紋上，他彷彿看懂了自然的天書。
高行健就是這樣在大自然的孤獨中，體悟哲理、反觀內心。
這些用生命寫出來的故事，總讓我感到很震撼。
大雨豔陽下的總統
有時候我想，或許「成功的人」，真的有一些共通的特質。
我心目中的「成功」，並非只是世俗仰望的名聲、金錢、權勢；而是對實現普世的真理、自然的規律、宇宙的美善、以及人類與生物更高的福祉，有所追求、有所堅持、有所付出。
我想起了我們的阿扁總統。
記得阿扁還是台北市市長，而我是師範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時，有一次在大安森林公園辦活動，卻下了大雨。
好大的雨啊，我們懷疑上天把所有的水都倒下來了，伴隨著雲際的閃電和轟隆的雷鳴，人們一個個都躲到傘下去，擠到樹下去了。
但是阿扁市長沒有走，他一個人立在暴雨中，觀看演出，一直都沒有走。
後來他當選了總統，而我擔任文建會主委，在由台東所舉辦的「馬卡巴海」藝術節，我們一起出席。那天天氣非常熱，這時候你才瞭解，原來太陽可以把人身上的汗逼出這麼多；原來「熱浪」這個名詞可以這麼具象。全部人共通的感受就是：我要中暑了！人們一個個撐起了陽傘、走到了蔭下，連總統身邊的隨扈都不例外。
但是汗如雨下的總統還是從頭站到尾。
只有他一個人，沒有倒，始終堅持到最後。他說：「表演者也在太陽下呀！」
我看到最高首長對表演者、創作者的尊重，這是一個「人文心」的展現。
不只如此，我還看到某種珍貴的、堅持的品質；它不會出現在僅有數秒的電視連線畫面上、不會刊登在連篇口水的政治政論報導上、甚至連僵硬制式的官方文告……，都不會有。台灣人需要這樣的品質；我相信，他會帶領我們，到一個更美好的願景去。
孤獨的理想之路
藝術的路途其實很孤寂。我從小習琴，深深體會到：失敗挫折往往大於成功。但是每次的挫折，都是下次再站起來的力量。
許多偉大的創作者晚年得到了至高的榮譽，如同高行健獲得諾貝爾獎、葉石濤獲得國家文藝獎一樣。但是站在舞台上領獎的時刻是短暫的，孤獨創作耕耘的時間卻是遙遠又漫長。
我的丈夫，前立法委員盧修一，第一次競選時到各地去演講，當時的政治氣氛肅殺，民眾對反對黨有疑慮，修一也沒有名氣，常常我們到了演講的會場，台下總是空空蕩蕩，沒有幾個人。我記得人最少的一次，是在中和演講，那一晚天氣很冷，又下著大雨，我和修一落湯雞般的站在講台上，卻只有兩個聽眾。
一個是賣報紙的小販，每次修一演講他都坐在場中央，後來我們都互相認識了。
還有一個人就是李鴻禧教授，我永遠記得那雨滴滴答答的下著，而他撐著傘，靜靜的坐在那裡。
常常那樣的情景讓我十分挫折。我勸修一：「人這麼少，算了，不要講了。」不過他告訴我：「不行！就是只有一個人都要講！因為你要從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開始溝通，觀念才可能慢慢的改變。」後來，我們也經歷過三、五萬人的演講盛況。回首來時路，有時候掌聲如雷，有時零零落落，但是我總覺得，對自己要有信心，要抱著一種「累積」的想法。
曾有幾次，文建會遭受外界的誤解或批評，而我必須站到第一線面對大眾的質疑、指責和冷眼。同仁與朋友勸我迴避、勸我不要去了，讓狂風驟雨先過去。但是我認為越困難危險，越不能逃避；唯有溝通，才可能減少誤解和衝突，但這種態度是必須訓練和學習的。
這條路或許孤獨艱辛，但是不論做什麼事，跨出一步就是一步，聚沙成塔才可能成功。
紅鞋子：最初的熱情
小的時候，我看過一部電影「紅菱豔」，描述一個芭蕾舞女伶的悲劇，芭蕾舞伶執著於舞蹈藝術，像是被附身般的迷上舞蹈，跳到了生命的盡頭。那個故事的原型是安徒生的童話「紅鞋子」：一個女孩穿上了紅鞋子之後，宛如被鞋子操縱般，無法停止腳上的舞步，從城市鄉鎮跳到鄉村原野，直到再也不能跳為止……。
被創作之神附身的類似隱喻還有梵谷，他後期的畫作充滿了憤怒、生命力和激情，在梵谷去世之前，始終深受坎坷人生與精神折磨之苦，但是他還是創作不輟，像是被著了魔般的畫到自殺那天，而這些畫，留給了後世無盡的感動。
其實一個執著的藝術家創作時，幾乎完全與外界隔離，他們是用全部的生命，在實踐藝術創作。後來我才知道，雲門舞集的林懷民以前也看過「紅菱豔」，並為此感動不已，由此開啟了他舞蹈的生命。原來我們不約而同看過同一齣戲，接受同樣的繆斯女神刺激，不過彼此都不知道。
我想，藝術的執著是一生的，我自己兒時聽過舒曼寫給妻子克拉拉的曲子，盪氣迴腸、纏綿不已。直到現在，我還是覺得音樂是我一生的志業，甚或宗教，舒曼的曲子是我學習音樂的原點，也是最初的熱情之所繫。我想對每一個藝術工作者來說，在面臨創作瓶頸和人生磨難時，回到那個最初的原點，馬上可以尋回他的生命力。
被矮化的台灣文化
身為文化首長，我聽過坊間的一種言論：台灣文化，比起悠久的五千年中國文化、比起輝煌興盛的歐洲文化，實在是小巫見大巫，無甚可觀，既然比不上別人，做什麼也是枉然。
這是一種失敗主義與自我矮化的論調，我非常不以為然。
二○○三年，因為台灣協助保存捷克的瀕危古蹟，我受邀到捷克的首都布拉格揭碑，布拉格到處都是一千多年的中世紀歐洲古堡，如果我也是這麼想，大概要非常沮喪的趴在那邊、爬不起來了。
又有一次，我帶了一個法國小朋友去參觀淡水紅毛城，他逛完之後，對我說：「就只有這樣？我爺爺的城堡還比這個大！」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刺耳。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法國是文化大國，古老的城堡莊園俯拾皆是，台灣是沒有這麼多西方建築文化資產。
但是我想，真的是這樣嗎？真的應該這樣看文化嗎？
文化不能用「比較」的方式來評定其等第。我們如何斷定紅辣椒或大白菜孰優孰劣？我們又怎能斷言蝦蟹或河馬大象，哪種才有存在的價值？宇宙是包羅萬象、生態是互存互依的，所以，文化不應該用比較的天平秤量，而該以「尊重理解」的態度來面對。
位於亞熱帶的台灣，氣候溫和、物產豐富，全島到處散布著深埋地下的史前文化遺跡；台灣有十一個原住民族，氣質、風格各有擅場；台灣的近代史只有四百年，但是由於我們四面環海，早在十七世紀就和國際文化接軌，成為東亞的重要轉運站；這五十年來，台灣保存了中華文化的精粹，故宮也為世界珍寶的維護盡了重大力量；近年我們更發展出屬於多元文化的特色，並以科技發展和民主價值傲視亞洲。
各地的生命與文化各有其繽紛的多姿色彩，更有其獨特不移的存在價值，我們如果不能好好珍惜、保存、挖掘自己土地的美感與意義，那就是偷懶的想法、西瓜偎大邊的投機主義。若連這裡的精彩故事，我們都不能採擷收集，甚至還要讓別人來說唱講，怎麼對得起這片土地呢！
新政府在文建會的工作，很重要的一項是「國家文化資料庫」。規劃之初有很多反對的聲浪，但是即使從零開始，我們共同的信念是：「不做就沒有了」。從一可以到一百、一千、一萬、一億……，一滴水也能累積成一片海洋呢！三年下來，政府協助民間數位保存的資料比三年前多得多，台灣的歷史文化資料是非常可觀的，只是觀念的改革，必須一起努力。
文化數學
我常常說，文化是一種加法；只能一直加進來，絕對不能用減法來算。
一七九八年，法國的波拿巴特將軍（即後來的拿破崙皇帝）揮軍遠征埃及，軍隊隨行許多科學家和畫家，埃及的深邃、神秘與美麗感動了法國人，他們瘋狂的研究古埃及文明，以致興起後來的「埃及學」熱潮，埃及的象形文字也是由「埃及學之父」的法國語言學家商博良成功解讀，才脫離了「無法解讀的死文字」牢籠。
今天，我們到巴黎市中心的協和廣場，還可以看到有三千二百年歷史的埃及玫瑰石方尖碑，在蔚藍澄靜的天空下，豎立在廣場正中央。這個世界古文明的文物超越了國界，融為法國豐富文化的一環，埃及與法國文化互為偉大。
法國文化能夠成其大，是因為除了本身的強盛，更兼容並蓄的吸收國際最優質的文化。法國人並不因為埃及文化不是法國文化而排斥它；不因為最高學術機構「法蘭西學院」的院士不是法國人，而在街頭舉牌抗議「為什麼把最高的榮譽給外國人？」
無數的頂尖藝術家在法國成名，並將巴黎當成創作的故鄉。例如畢卡索和夏卡爾，不但優遊在法國藝壇，也將影響力深植在法國土地上，回饋這塊栽培他的歐洲陸地。法國的胸襟培育了其他國家的藝術家，世界的文化才能愈形豐富。
所以我想，台灣從史前時期原住民渡海來台、荷西、明鄭、清領、日治、國民政府、乃至二十世紀後的全球化衝擊……，與這塊土地、人民、社會相融的都是台灣的文化資產。而中國文化在台灣生根轉化，也已經成為現代台灣文化的內涵之一，枝繁葉茂、很有氣象了，我們應該要粹取各種優秀的文化，讓它生根茁壯；要培育自己的人才，也要吸收國際最秀異的人才。
文化的競爭力，就像乘法；在不斷的承繼、創新後，境界可以一日千里。
我想，只要台灣掌握住「優質」的核心價值，凡是在這個土地上生根、轉化、再創造的，都是應該努力使之豐富美麗的元素。
希望這道數學解題，能夠回答許多人對「台灣文化」的困惑；更希望大家能夠敞開心胸，擁抱不同的創造能量。按部就班、努力不懈的人，因為「加法」而成功；觀念創新、實力超前的人，因為「乘法」而成功。我相信，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在這個千變萬化的世紀，我們選擇做個因為「乘法」而進步的國家。
如果有一天，您發現世界變得更美麗，或許因為觀看的角度不同了，更因為所有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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