я【藝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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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洪米貞 圖／蒼鑫提供
造訪蒼鑫位於七九八廠的工作室，這是最近北京藝文圈鬧得極為紅火的一個新的藝術聚落，位於市區東北邊的大山子，是國營電子工業的老廠區，五○年代初由蘇聯援建、東德負責設計建造的重點工業項目，包浩斯風格的廠房建築，簡練樸實，挑高寬敞、採光明亮，在歷經改革開放與經濟轉型之際，某些倒閉廢棄的廠房經過現代化改裝，搖身一變成為北京時髦的藝術家進駐地，幾個月以來，已有數個展覽空間與將近卅個藝術家遷入。
我對這作品很感興趣，便從這裡展開話題，蒼鑫說：「這作品想說的是脫掉代表這個職業的服裝，離開這個職業的場域，每個人都只是一副肉體，都是平等的。」 「很多人看了這些照片說它們很無聊，很虛偽，很暴力，說我剝掉別人的衣物給自己穿上。下個月我要到東北，去看守所拍一個死刑犯。」 ■ 走向造形藝術 藝術家的成長歷程往往是通向他的藝術與內心世界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鑰匙，每次訪談我總要問的，蒼鑫坐在對面抽起菸，娓娓說起。 「我一九六七年生於內蒙古包頭，滿族，父母都是東北人，他們先在內蒙上學，後來分發到包頭，母親是醫生，父親是工程師。一九七二年，父母被調到河北邯鄲二六七二軍鋼廠工作（屬鐵道兵）。我母親是地主之後，出身很不好，父親出身是貧農，那時正當文革推行『劃清界線』，我父親就因政治路線不對頭和我母親離婚了。 當時我五歲，我和我大哥被判給我母親，她受到離婚的刺激，加上自己帶兩個小孩，心理壓力很大，後來精神出了問題。我記得她總在枕頭下面擺一把剪刀，睡到一半突然醒了就暴跳如雷拿剪刀鬧自殺，因此我們小時候睡覺總是很不安穩。她對我父親的怨氣無處發洩就打我們出氣，打得我們死去活來的，我七、八歲說話開始結巴，因為心理有障礙。 從很小，我就很想離開這個家。 我小時體質很弱經常被欺負，所以特別喜歡體育，小學五年級我到邯鄲念業餘體校，吃住全在那裡，一個月回家一趟，從那時開始我就一個人在社會上轉。高中時代我對音樂很感興趣，一九八八年考上天津音樂學院音樂文學專業，那時寫歌詞都要是歌頌黨一類的，我和幾個哥兒們私底下創立一個搖滾樂隊，叫『穿山甲『，我擔任主唱，也寫歌詞，大多拷貝崔健的音樂，不過樂隊水平不行，半年就解散了。 音樂學院念了一年，我又跑到天津南開大學哲學系旁聽，那期間正好趕上八九年『六四學潮』，那件事對我影響特別大，完全扭轉了我對社會的認知，也了解到我的家庭背景與這個社會之間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認為『六四學潮』激活了這一代人的思維方式，當時很多關於政治、經濟、社會的言論都冒出來了，年輕人對這個國家、社會有了比較深刻的看法，我也開始有一種想以身作則、改變社會的想法，認定這些想法應該藉由繪畫、造形藝術來表達。 我對現代藝術產生很大興趣，透過朋友的幫忙進入天津美院進修。一年半以後，我回去邯鄲，在影樓找到一個洗照片的工作，那期間，我研發一種相紙版畫技術，畫了些東西，這材料到一九九三年我開始做行為才停止。」 ■藝術也改變不了什麼
「九三年底，我從邯鄲搬到北京東村，和張洹、馬六明他們住一起，一直到九五年十月份。」我問起他們在東村的事蹟，當年蒼鑫和幾個藝術家集體完成的＜為無名山增高一米＞（註），已經成為中國當代行為藝術的經典。「一九九四年七月，我們第一次大規模請外面的媒體與觀眾來參觀，我們做的大多是跟身體有關的作品，結果引發當地派出所的關注，給警察抓了一次，馬六明被關了三個月，朱冥被關了半年，我和其他的人都跑了，他們的罪名是：『外地盲流人員竄入北京從事流氓活動』。九四年十月大夥回來，又往村裡的東邊退了一點。 我後來做一個作品，跟反政治體制有關，也被抓了一次，在拘留所待了四天，昌平看守所待了十二天，最後被送回原籍，做筆錄時我說那天酒喝多了，我想如果說實話馬上就完蛋了，我記得那天是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二日。」 「之後我搬到北邊的西霸河，沒辦法被體制接納，心理很壓抑，原來我選擇藝術是為了逃避社會，沒想到藝術界也很骯髒，接下來的兩年我陷入自閉狀態，每天關在家裡看書、寫東西，給朋友寫長信，生活得很不好。那段時間，我喝很多酒，喝完就跑去二環的護城河跳水，我這人很激烈，特別需要有快感或痛感的『高峰體驗』。 經過痛苦的兩年，我的性格變得平靜一點，承受力也強一些，以前很偏激，總想改變些什蒼鑫 「踩臉」系列之三 行為 2002 南京己頭破血流，現在知道社會體制不是一、兩個人的力量能改變的，而且藝術也改變不了什麼。 一九九六年，我就開始『舔』了，之前我很少跟人說話，到九六年夏天，我內心湧現很強烈想跟別人交流的慾望，皮鞋、鏡子、鐘錶、棉花、磚頭、桌椅、死鵝，抓來就舔，首先這對我是一種『交流』，最本能也最直接的，那時還沒有做作品的想法，舔了以後，發現跟人的溝通有了好轉，我想我是透過這些行為做『自我治療』吧。 之後，我接著舔中國的四大發明，舔金、木、水、火、土，舔毛筆、絲綢。我舔的東西有兩種，一種是平常的家庭用品，一點味道也沒有，另一種是會對身體造成傷害的，譬如火，有一次我的嘴巴還被點著的蠟燙起了很多泡。」 為什麼要在創作中傷害自己的身體？ 「我想這跟我們的經歷有關，首先，『精神傷害』是社會上的一種大氛圍，當時我們生活在東村，環境極其惡劣，三環邊上是豪華的長城飯店和使館區，燈紅酒綠，妓女、老外很多，而飯店後面就貼著髒污的小村，北京市很多垃圾都倒在那裡，村民以外，百分之八十的住戶都是從河南過來收破爛的農民，我們就跟這些人混居在一起，村裡一片泥濘，到處都是流浪狗，廁所又髒又臭全是蒼蠅，我們在這種狀況下做作品，警察還來抓我們，當地的派出所、居委會，包括中央美院對我們都很反對，一開始我們並不想做得很激烈，但隨著社會壓力逐漸升溫，我們才愈做愈殘酷。 而且那時我們有一種心態，要當一個英雄或強者，肉體上必須要能挺過鐵與血的磨練，年輕藝術家如果沒有這種獻身冒險的勇氣，肯定成不了好的藝術家，要『疼』才能對精神成長有幫助。另外，跟每個人的家庭背景有關，東村的藝術家們基本上家庭生活都不是很幸福，譬如說我，從小心理就有很多創傷，想找什麼方法彌補，這些方法自然也不會是美好的，我們也不想去傷害別人，那麼自己的身體就是最好，也是最經濟的材料，想怎麼用就怎麼用。 那時候在東村，一個月大夥兒合買一百斤大米，每天就喝一大碗粥，臉都綠了，還不停在思考藝術問題。真懷念那個時代，對藝術的態度很純粹。」 「我的行為作品主要有兩個路線，一是跟『身分』有關，從九四年開始，我把自己的臉翻下來，每天翻，三個半月一共翻了三千五百個，踩碎了一千五百個，『踩臉』的想法很簡單，覺得人很虛偽，又喜歡爭權奪利。我母親精神分裂，時而美好，時而暴戾，我也受到這種分裂性格的影響，就想把過去的東西全部忘掉，全部砸碎。『身分互換』可以說是『踩臉』的繼續。 另一個路線是『感官體驗』，主要是味覺與觸覺，我覺得視覺、聽覺、嗅覺，是比較形而上的感官享受，而味覺、觸覺則是比較本能的形而下的快感追求，我想從另一種角度來探索味覺與觸覺在藝術形式表現的可能性。我覺得中國人是『上半身文化』，透過婉轉的方法達到高潮，比如說『吃』，所以我認為中國人特別適合做『舔』。
■既是高級祭司，又是科學研究者 蒼鑫的作品表面上看很感官，但他卻是一個著迷於理論的人，他說做行為藝術必須建立一套理論體系、方法論才能有根有據地闡述自己的想法，並且他對宇宙神祕現象的感應，包括夢、靈驗、巫術一類事物非常感興趣，他在一篇創作自述中寫道：「我的藝術活動包括兩種性質：既是高級祭司，又是科學研究者。做為高級祭司，是從北方游牧民族原始宗教──薩滿教教義引申出來：對疾病的救治願望，對人種繁衍不絕的願望，對動物交感互動而產生某種形而上的感悟。使我的作品並不是自然物體或變化過程的展示，而是運用它來表達一種基本哲學前提：現代的原則是『功能決定形式』，相反後現代的原則是『理念決定形式』。一個人或一件事總是與其理念相適應，不限於某種功能，也不限於其關係規定。人、動物或事物自身體現其普遍理念，在其形式上包含著昭示宇宙整體的隱喻。做為科學研究者，科學日益為模擬方法服務，日益虛擬化。……模擬向科學和技術的滲透表明研究中虛擬與假設因素增長。虛擬、假設本身是屬於藝術領域的東西，如今面臨來自科學領域的競爭，藝術轉而接受了以往科學才有的參照、準確的特徵，把表達虛構化，表達素材和自然生長的感官可受性做為自身的任務。」這是以極其感官的舌頭作媒介的藝術家蒼鑫的思維面貌。 談到一個藝術家應有的內涵，蒼鑫接著說：「一個藝術家要很全面，不論是文字能力或對形象的把握，都是息息相關的，文字能表達到什麼程度，形象也能表現到什麼程度，我常說一個好的藝術家，藝術只是他的第十一項業餘愛好。要有深度有涵養，才能成一個大家，有一天你死了，人家願意給你一個博物館放作品，你能拿出文字、圖片、雕塑、裝置……，既多元又豐滿，這樣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藝術家。」 生於五○年代與六○年代藝術家最明顯的不同，「五○年代的藝術家受到文革巨量大字報的影響，傾向大規模、鋪天蓋地的方法論；就內涵來說，這些藝術家到國外首先必須確認自己的身分符號，才能在國外站穩腳跟，所以他們使用很多和中國傳統有關的材料。而六○年代的藝術家可能更關注個人心理與周圍的生活環境。」 「藝術的意義並不在於挑釁觀眾忍耐的極限，先鋒或實驗藝術，在造形藝術的領域裡算是高科技的，是玩腦子玩智慧的，如果光只是比武鬥狠的話，那就很低級了。」 註：「為無名山增高一米」，參與的十個藝術家：張洹、蒼鑫、馬六明、朱冥、高陽、詛咒、段英梅、張彬彬、馬忠仁、王世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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