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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大遷徙》專文推薦

路卡二三事 王士元

  很高興有機會來介紹本書的作者。我還記得二十多年前我首次到史丹福大學拜訪卡瓦利-斯福札(Cavalli-Sforza)教授,看見他實驗室大門上寫了兩個字:馬力。外國人的姓一般都用音譯。可是這個義大利的複姓特別有意思,Cavalli就是馬,Sforza就是力,在加上前頭的雙名就是Luigi Luciano Cavalli-Sforza,實在太長了,所以朋友都叫他路卡(Luca),是Luciano的簡稱。路卡在史丹福已有好幾十年,可是他在義大利還有個實驗室,年年都回去工作幾個月。

  路卡是當代生物學界的大師。尤其是人群基因學這門學科可以說是他一手創立的。很多理論及方法都是他想出來的。這幾十年來,他和他身邊的一些年輕科學家經常有各種重要的發現和突破。

  可是路卡的學問並不局限在基因學之內,凡是跟人類演化有關的課題他都有興趣。包括人類學、考古學以及語言學。這種跨學科研究的精神是我特別欣賞的。

  我自己是研究語言的,跟他相識後對語言的起源及演化就越來越感興趣。因為人類最關鍵的特徵就是語言。語言的起源也就是人類的起源。人群的定義一般也是由語言而來。

  那時候我在柏克萊工作,離史丹福只有一個小時的車程。因此,我們就輪流開車,有時在我這兒,有時在他那兒,每幾個禮拜總要聚餐一次。吃得痛快,談得更痛快。還有一年,我們一起在史丹福的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工作,研究生物演化和語言演化的相似性。比方說,我們發現人群的距離可以用相似度來測量,也可以用字彙的相似度來測量,並且二者都跟地理上的距離有密切關係。後來就在一九八六年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

  路卡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最具體的要算他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千頁巨著。這本書是二十世紀對全世界人群的基因結構最完整的總結,有豐富的數據,也有很深入的歷史分析。你們現在手裡的這本書其實就是這本巨著的精彩濃縮。

  另外,路卡在學術組織上也有很大的貢獻。他一直強調,人類的基因系統一定要建立在多種不同人群的樣本上。人類基因組多樣性計畫(Human Genome Diversity Project)就是在他領導下成立的。這個計畫在世界很多地區都在進行研究,並且搶救一些面臨滅絕的人群來保留他們的基因。路卡對中國也特別感興趣,有感情。所以他在一九九八年的美國科學院學報裡特別介紹了中國人群研究的近況。

  前幾年,路卡在巴黎演講,法文講稿已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經過修改及補充,英文版及中文版都會在今年龍年問世。這本書的名字《基因、人群與語言》(編注:將由遠流出版)恰好就是路卡的三個研究方向。他把三個不同的課題做了一個綜合性的宏觀討論。讀者們要是想對這個演化理論更上一層樓,這是一本很理想的書。

  路卡雖然年近八十,可是做研究依然勤勉不倦,一談起學問上的問題就精神煥發,比誰都要興奮。用<小雅>裡那句「高山仰止」來形容他,真是非常適當。我們很幸運遠流出版社能把這位大師的著作在國內廣為傳播。

【本文作者簡介】

  王士元教授,美國密西根大學語言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語言所教授,及語言分析實驗室的主任。曾創設俄亥俄州立大學語言系並任系主任多年,後轉至柏克萊校區語言系任教。王教授在美國創立了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影響近代語言學發展甚鉅。現任香港城市大學語言工程學系客座教授。王教授學問淵博、精通數國語言,與本書作者史丹福大學教授Cavalli-Sforza合作研究語言演化與基因演化之計畫,是近代科學的重要貢獻。

科際整合的典範 曾志朗

  路卡.卡瓦利—斯福札是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的教授,也是全球最著名的遺傳人類學家。我對他很敬佩的原因不只是因為他的學問好,也是因為他的求知精神及做學問的態度。大部分的遺傳學家不會走出有冷氣空調的實驗室到非洲熱帶雨林中與匹克美人生活在一起。但他就為了要取得他們的信任,抽他們的血液來作DNA的化驗,萬里迢迢到荒山野外和「異族」打成一片,親自去體驗不同文化的生活經驗。三十幾年前,他也曾為了研究肝炎傳染的型態到台灣全省「走透透」。從本書的第一章、第二章中你可以感受到他對知識的熱忱,對人文關懷的胸襟;的確,非洲的侏儒到現在還沒有水電,還在用十字弓狩獵,但是我們能夠說他們比我們低等嗎?我們在熱帶雨林中能夠生存嗎?智慧的定義有很多種(因為每一個專家下的定義都不同),但是如果我們把所有定義的共同點都拿出來看時會發現,適應環境的能力就是這個共同點。在這一點上,非洲侏儒跟美國人的能力完全一樣,不分軒輊。卡瓦利—斯福札說他們對植物藥性的了解,對動物習性的掌握是任何生物學家都望塵莫及的,我相信這是真的。十五世紀葡萄牙人佔領非洲海岸開始輸出象牙時,就是這些匹克美人提供他們象牙,你可以想像用弓和矛或徒手獵取幾噸重動物的象牙嗎?卡瓦利—斯福札說這些匹克美人時間拿捏得多麼準確才可以一箭射中又不會被大象踩死,這又需要多大的勇氣,勇敢、細心、準確不正是我們誇讚文明人的優點嗎?我們憑什麼說匹克美人是落後民族呢?這些謬論透過作者的研究,以鐵證如山的數據一一把它駁倒。人類之間的差別只在極少數的幾個外顯基因上,而這幾個基因是為了適應環境天擇的結果,除了這些外顯的基因以外,其他的基因基本上是相同的,人種之間的基因差距非常小,所以本書作者在闡述這些由基因所追蹤出來的人種差異時,強烈指責了優生學者的無知枉送了六百萬猶太人的性命!

  在卡瓦利—斯福札的身上,我看到了什麼叫學術良知,一個有風骨的學者看到不對的事情是就應該要挺身而出,發出正義之聲,這一點在書中許多地方都能看到。卡瓦利—斯福札是義大利人,義大利是傳統的天主教國家,但是在節育和墮胎上,他膽敢跟教皇的聲音不一樣,因為他看到科技的一面(基因治療),也看到人道的一面(重度殘障對父母、孩子身心的折磨),所以他站出來說話,在天主教國家站出來反對教會的那份勇氣絕對不亞於匹克美人徒手獵象的勇氣!

  卡瓦利—斯福札積四十多年的研究寫了一本有關全世界人群的基因結構語言的書,這部書厚達一千頁,重三十四公斤,若從樓下擲下來是可以打死人的,他學問的淵博由此可見一斑。因為他對人類的基因有興趣,因此,凡是跟人類演化有關的題目他都會去了解,但是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有限,不可能樣樣精通,所以他開放胸襟,就教於高明,在大家還沒有創造科際整合這個名詞之前,他就已經在做跨科際整合的事情了。他與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王士元院士合作,研究語言演化的途徑,結果發現與人種的遷徙路徑不謀而合,不同領域,不同研究方法,如果能得出相同的結果,這個殊途同歸(convergent evident)的力量是最強也最具說服力的。他也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很好的典範,他與許多人類學家、語言學家,考古學家合作過,寫出重要的學術論文,而且都刊登在國際著名的《科學》或《自然》等期刊上,這種合作是二十一世紀學術研究的必然趨勢,因為學問越分越細,一個人不可能是通才(前面說過,缺乏時間和精力),必須要各領域的專家共同合作才會得出成果。我們作過國科會整合型計畫的人都知道,「合」字難寫,只有心胸寬大,虛懷若谷的人才辦得到,但卡瓦利—斯福札不但做到了還做到了四、五次,每次跟不同領域的人整合後,就創造出一個新的領域出來,這是我敬重卡瓦利的地方,他的學問、為人都是一流學者的風範。

  這本書是卡瓦利—斯福札口述,再經過他兒子的整理(兒子並非科學家,是個道地的電影工作者)寫出來的科普書。經由這組「最佳拍檔」的合作,使一些科學的術語都充滿了人文的韻味。

  台灣近年來介紹了許多科普的好書進來,它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作者皆是該領域的泰斗,但是在寫論點時能夠左徵右引,列舉很多其他領域的資料來印證自己的論點,這種又精又博的地方是最令人仰慕的,例如《尋找第一個愛滋病毒》的作者為荷蘭的醫學院教授,但是他所舉的人類學例證不輸一名專業人員,跨領域的合作是二十一世紀學術的走向,希望這本書能為台灣的學術界帶來一個合作的新氣象。

【本文作者簡介】

  曾志朗教授,政大教育系、所畢業,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心理學博士,曾任教俄亥俄州立大學、耶魯大學、加大柏克萊分校,及台大心理系等等;現任陽明大學校長,並為歐美多種認知心理學報之編輯委員。一九九四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用心動腦話科學》;譯有《心理學實驗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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