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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團體》精彩內容
第一章壓力團體的本質 壓力團體的現象變化多端，性質各異。本質上，壓力團體最凸顯的特性就是多元化現象。雖然如此，我們仍可由壓力團體的成因（便利壓力團體產生的因素）及其表象察覺若干重覆及常態現象。 壓力團體的成立和出現有某些一般性原因，我們試把這些原因做一番整理。此外，各種壓力團體在組成和表現方面也顯露出某些共同的性格或特點。壓力團體成立的基礎和組織結構是以下所要探討的兩個方向，如此可以認清在一定情況下造就壓力團體本質的因素。 第一節壓力團體的基礎 在許多實例之中，壓力團體的形成自然符合某些具體狀況和社會、經濟或政治上的需求。弗蘭塞奇（J. Franceschi）在他的《法國維護公立教育之壓力團體》（Les groupes de pression dans la defense de l熴enseignement public en France, 1964）一書中就是針對維護公立教育的情況所做的一種典型分析：即源自體制、目標及政治情況之間的關係而產生的團體及其發展。不過除了從實際情況來探討外，最好也能以較為抽象的方式來考量奠定壓力團體基礎的因素和原因。 從這個方面，根據大量有關壓力團體的各種文獻來看，我們可以舉出當前的三種論點，主要是屬政治層面的：第一種，壓力團體是一種權力現象；其次是透過經濟及社會活動來解釋壓力團體的產生；第三種則是把這種現象的發生和心理層面連貫在一起。如此分辨的優點在於可以依據某種安排來進行分類，並思考壓力團體的多種詮釋及判定理由。不過若由此而認定壓力團體只淵源於單一層面的現象，自然就不妥了。它可能衍生於各種不同原因的相互依存關係，而在這些相互依存的原因中，政治、經濟及心理現象可能佔有特殊的地位。 １.如果先從政治層面來思考，首要面對的論點便是，以政府的形成、運作及其所持立場為背景下，產生了壓力團體的本源和依據。這種方法正如同對社會權力的分配和結構進行剖析，擷取其中最顯著強烈的重點，我們可以得到三個重要的分析方向，即多元化的分析、菁英理論的分析以及馬克思理論的分析。 根據多元化的論點，政府並非由一個少數人團體所把持，而是被數個社會少數體或數個社會階層控制著，這些階層當中的各團體可以形成意見的表達並具有代表性。這些團體（可以說是利益團體，也可以說是壓力團體）透過相互的關係或互動作用，以及彼此的競爭，能夠促進並推動政治的運作及決策。決策的完成可說是由代表著不同利益的各個團體在這些對立和競爭下所產生的，而種種不同的利益可能相互破壞、抵消或是彼此補償，結果便會造成一種平衡狀態，但這種平衡又會不斷因不同利益的關聯和不同團體的競爭而再受質疑。因此，代議式的民主制度顯現了另一種面貌，而不再只是國家－國民間的關係了。這些論點的好處是把壓力團體和利益團體的現象引進了政治運作之中。 因此，法國名政論家雷蒙．阿宏（Raymond Aron）在《階級鬥爭》（La lutte des classes, 1964）和《民主與獨裁》De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 1965）兩本著作中也認為，數個有組織的利益階層會為某一政策的確立而競爭，但這些社會機構並不能完全掌握各項決策，也不能影響到整體的決策。他在《民主與獨裁》一書中寫道： 「我不否認在某些情況下，資本主義的利益代表會對國家領導人施加壓力。我所要強調的是，控制大工業集團的少數人並不能代表全部人民或表現單一政治意願；而我們也從來未曾發現任何經濟組織的領袖因自我意識而凝聚成一種階級。根據經驗判斷，這些大的經濟利益代表並沒有『主宰』政治領袖而責成他們做出決策。 我們從李斯曼（D. Riesman）的《寂寞的群眾》（The lonely crowd）著作裡也可以發現到類似的說法。他在分析美國政治權力的來源及分配時指出，政治權力是從單一的領導階層手中逐漸轉移到各個不同性質的團體手中，而這些團體大多是由美國的中產階級所組成的。但這些團體（李斯曼稱之為「否決權團體」）單獨時便無從施展力量了。他們能夠影響決策，但並不具壟斷力量。這類影響力或決策中心的多元化論點，我們也可從楚門的《政府過程》一書中找到。楚門認為，任何的政策決定都應該是壓力團體之間折衝以及各團體各自利益調適後的結果。這裡所謂的調適包含著協商的觀念，也正是達（R. Dahl）在《當代政治分析》（L熴analyse politique contemporaine, 1970）一書中所說的： 「議會、憲法以及稍後的政黨發展賦予現代的多元政治一個集決策過程、傳統、慣例及各種壓力所結成的複雜網路。這個網路藉著民選的代議士，利益團體的發言人及各行專家而發揮功能，因為，這些人調和了現代社會中無數的衝突。因此，只要現存的體制有利於參議和協商功能的發揮，並能追求有利的抉擇和解決問題的途徑，則藉著和平方式以化解衝突的可能性便順理成章地增加了。」 儘管科學的判定未必真確，但壓力團體似乎已然構成了政府決策的一項要素，而其結果有時更能超出壓力團體所能應付的範圍。壓力團體參與政治權力，其方式或多或少是斷續而有效的，壓力團體也是權力形成的一個要素。 其次，一旦讀到所謂「菁英主義」（elitisme）的論點，壓力團體的依據便似乎有些偏離了。按此論點，壓力團體的角色，不再如多元化論點所指，是促成政權形成過程的一個因素，因為團體本身便行使著政治權力，只不過是透過代表，借助於委託人來運作，因此壓力團體乃淵源於它運作政治權力的能力和意願。 有兩位學者特別強調此一方向的研究。第一位是米爾斯（W. Mills），他在《權力菁英》（The power elite, 1956）一書中指出，政府決策係由最高層的政治領袖、企業家及軍方領袖三方的「制度階層」所定奪。這三個階層的成員，或代表這三個階層的團體形成一種非常穩固的結合，因而這三方面的領袖便形成米爾斯所謂的「權力三角」。這個觀點與畢恩包姆（P. Birnbaum）在他的《國家巔峰，權力菁英析論》（Les sommets de l熴Etat, Essai sur l熴elite du pouvoir,1977）一書中所陳述相類近。他指出，法國從戴高樂政體到季斯卡政體的演變，愈來愈明顯地走向由技術人員、官員及經濟方面代表人物互相摻雜的局面，亦即「科員共和政體」（La Republique des fonctionnaires）似乎已成過去，現在就整體而言，高級官員已儼若企業家的朋黨。由這點看來，政權、行政權和經濟權重新融合，這是自「第三共和」時代三者極度分離以來迄今才有的現象。 因此，權力菁英大致是高級官員和大企業結合的產物。在這些觀念下，我們可以注意到，部分公共部門或行政機構很容易就成了「壓力團體」，其性質恐怕已難區分是公是私了。許多學者都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特別是梅諾。但這個問題尚未得到解決，而且應該再重新提出檢討。這些菁英主義的論點曾遭到美國政治學的批判－－特別是派瑞（G. Parry）所著的《政治的菁英》（Political Elites, 1969）。但對此批判最烈者則屬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譴責菁英主義的論點完全忽略了利益團體與掌握經濟權的社會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艾赫里奇在前面已提到的論著中特別強調利益團體階級的條件狀況，但他不以單一的意義來作詮釋。按他的說法，這種條件狀況並不意味這些團體是出自某一既定階級，或每種階級必然會孕育出屬於自己的團體。壓力團體或利益團體可以是，或根本就是「跨階級」（interclasses）的。有的壓力團體形成於某一階級，或某一特殊的社會階層之中；有的則反而是由各種階級或不同社會階層的代表所組成的。譬如各社會階級間為維護共同利益組成所謂「間接聯盟」，而他們所共同維護的利益可以是社會性的，也可以是經濟性的。 但按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這類聯盟永遠是臨時性質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家則相對地強調利益或壓力團體的自主性，及其所扮演代表及維護職業利益而非階級利益的角色。這種分辨方法頗引人注意，值得再加以詮釋。 職業利益所涉及的是技術性及客觀性，而非政治性的層面，這種利益並不具偏狹性格；起碼表面上是如此。相反的，階級利益（社會的）總讓人聯想到社會團體間的分歧和對立，所以帶有社會衝突，乃至政治衝突的意味在內。 從某個角度來看，壓力團體就像一種進行干預行動的技術性代理人，正如甜菜業者、飲料業者、水果商、運輸業者、商人等社會團體先指明本身職業上有那些需求，而後再出面爭取權益；這些團體就是在回應集體的行為需要。另一個角度來看，壓力團體的基礎往往與整個社會及社會的秩序都有關連。壓力團體如果擔負了一個或數個維護社會階層利益的責任，便成為轉變社會的一個工具。就這個意義來說，它是政治性的，因此此種現象無疑可以導出許多不同的見解。 所謂技術代理人，可視之為一種伸張社會公益，甚至社會正義的工具，它彷彿具備了調節的功能。若說壓力團體是政治代理人，由於它代表了各社會階級中不同的利益，很容易讓人懷疑它對社會一般利益有所不公和對抗之嫌。 我們可從法國找出一些實例（主要是代表法國中產階級利益的一些組織，如一九七年成立的「中產階級保護協會」，一九四七年成立的「全國中產階級聯合會及行動委員會」）。有幾位學者曾特別強調這類例子的性質很模稜兩可，尤其是拉弗（G. Lavau）在幾篇不同的報告中指出（如法國政治學會一九八年十一月發表他名為<中產階級與政策：籌碼、策略與動員>的論文），壓力團體的淵源和基礎是很廣泛的，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乃至策略的運用，這在中產階級情況中最為明顯。這一點我們可在探討壓力團體的組成會受到經濟生活多少程度之左右時觀察得到。 ２.在競爭式與資本主義式的自由經濟體制下，生產和消費是以開放方式進行的，但這種開放或多或少會受到「引導」和監督。而市場的這種自由狀態又透過影響力及權勢關係造就出資產、財富和進步，郤也帶來了不平等和束縛。 經濟生活就是發生衝突的所在，也帶有領導和順從的關係，這是不言自明的。而壓力團體則是這類關係的一種表現方式，它們能促成、維持和改變權勢與影響力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發現壓力團體與資本、財務管理和生產方式緊緊相扣，也涉及生產力、就業和支薪階級，最後更進到消費財與交易的領域。 這裡並不是要講述工會組織（包括了工人和資方的）或消費者協會的歷史，但站在經濟的基點上，做一粗略的觀察，我們或許可以說，所有這類組織、這些壓力團體都有一共通之點，即皆具有靠著犧牲同夥或社會及經濟夥伴乃至國家，以發展本身勢力的意願和特性。這些被犧牲的夥伴和國家均可視為經濟生活中的代理人，而在經濟生活中或許最能看出壓力團體是集體活動的一個工具；它的基礎就建立在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各種強勁關係之上。 壓力團體間的對立和勢力角逐，是其經濟關係本質上的最大特 性，但自然不是唯一的。一個壓力團體的成立，通常是在攻或守的情勢下產生的（保護某種職業，提升經濟的活動及尋求利益等），但一個壓力團體成立的基礎還需要靠合作，這點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是「合夥對立」的形式（如法國資方代表組織和勞方代表組織共同參與企劃的工作組織）；也可以是意見交換的合作形式（如發揮企業管理部門對談的功能）。且不論是衝突的關係或是合作的關係，團體的結合是最重要的因素。 團體成員間結合的狀況反射出心理學或社會心理學方面的特徵，這些特徵也是各壓力團體成立的部份先決條件。 ３.心理學方面的因素確實會以多重方式對構成了壓力團體的條件發揮作用，這些因素自然主要來自於對壓力團體及其組成的分析。我們可以將這些因素列舉如下： 首先是結合的性格（le caractere associatif）。根據此一性格而產生結合和投入的意願，這是心理學上真正重要的因素（梅諾就這點指出，在某些情形下，結合的意願也許比組織和結構本身還重要得多。而對某些壓力團體來說，心理上的因素尤勝過法律上的因素）。 其次是團體成員的一致態度（la communaute d熴attitude）。這種一致性有助於促成團體結合的共同意願，但或許還須加上這種意願所依據的種種動機，而這些動機的強度和密度對團體結合後的性質及運作都有決定性的影響。有的學者，如梅諾和艾克斯丹就特別強調團體基本願望的重要性。 有人往往是根據這些已表達出來或尚未表達出來的願望，即對壓力團體做了認定。拉弗在《法國非政治性團體的政治壓力行動》（L熴action de pression politique des groupes non politiques en France, 1975）一書中即指出：「對大眾而言，所謂壓力團體根本就是經營低級旅館、酒店或強佔地盤的黑社會組織。若按照這樣的偏見（主要是心理上的），一個協會或一個組織的行為獲得民眾讚許時，民眾便不會視之為壓力團體。」有些團體的終極目的未必就是在對權力機構施加壓力或採取行動。拋開這樣的考慮，我們或許應該再加上兩種認定的標準，才能進一步說明壓力團體現象在心理學上和社會學上的基礎。 第一種的認定標準和防衛有關，因此也就產生出對立的情勢。壓力團體可說是處於緊張情勢下（所謂緊張情勢〔tension〕，的確或多或少是強烈而真實的）的一種組織。其情勢當然視各種客觀條件及支配團體的基本因素而有所差異（例如某個地方性的古蹟保護協會，其組織大小和全國性的「私立學校學生家長會」就不一樣），但不論是哪一種情況，壓力團體主要的特性仍是大同小異的：團體的組成宗旨都是在維護與經濟及社會情勢相關的某一目的。他們訴求的對象不同：有的是法案發起人，有的是銀行業者、企業、工會乃至國家，而其基礎則是不變的。 第二種的認定標準，就須重新提到利益的觀念了。我們知道，有的學者－－如楚門在《政府過程、政治利益和輿論》（The government proces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1951）一書中－－就建議在壓力團體現象的構成標準上建立此一觀念。但在此我們似乎有必要再次提到心理方面的因素。有了利益才能糾合團體的成員，這種利益或多或少是共通的，也就是一種集體一致行動的原動力，而這種利益主要是以心理表徵的形式出現。 然而上述兩種特定的認定標準是否能進一步推論：壓力團體是一個社會的心態表現，而這個社會已經明顯出現不信任或派系林立或分裂的情勢呢？有關壓力團體組成的分析顯示，情況是變化無窮的，若把一個社會的瓦解視為完全與壓力團體有關，只怕不是審慎的做法。同樣的，若我們試著去分析壓力團體在社會上的主要表達方式及現象，亦會發現是極為繁複多樣的。 第二節壓力團體的組成及表現 如果前面所有的比較分析都不是冒險從事，或帶錯誤的疑慮，那麼我們或可往前再進一步探討，壓力團體的組成及表現方式其實與社會學家所謂的地位（statut）與角色（roles）是類似的。一方面，我們只要記住壓力團體具有種種外象及型態，便盡可以有秩序地將其列表分類；另一方面－－這也是壓力團體本質上及其終極目的上的重要因素：各壓力團體在社會中以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占據的地位互殊，並各自承擔著不同的角色。 １.以形式和機構性質來做認定的標準，早已由政治學者考慮過，他們都證明了壓力團體現象的存在。梅諾所有的論著都以長篇探討壓力團體的認定問題（形式及內涵皆有顧及）。杜偉傑在《政治社會學概要》（Precis de sociologie politique）論著中談到團體的「結構」（structure）問題時，定出了中下級成員團體和管理人員團體兩種傳統的分類標準，但他這種把界定現象本質的各項因素加以整理歸類的做法，必然會遭遇困難，因為即使一個壓力團體係賴其形式及表現而顯示它的存在，形式和表現郤是多變的，必然會和上述的分類方法多所牴觸。 分析壓力團體現象本質最大的困難之一是在「詮釋」上。然而，一如所有的社會現象，壓力團體不是自然存在的現象，故總有一些延伸的多面性，或隱而不顯的地方，使得分析的工作變得更為複雜。因此應特別注意數十年來政治學者為澄清這種現象的本質及其原本面貌所做的研究。一方面要有秩序地認識所謂壓力團體「結構」的廣泛分析動向－－「結構」一詞確實相當籠統。政治學者們想藉這些分析來證明壓力團體在組織和外表上特殊及可資辨別之處；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要忽略了近二十年來出現諸多的分類標準。 首先從結構來看，各壓力團體透過相當多不同的機構模式及變化多端的組織形態呈現出來，但如梅諾所說，最有效整合同業的結構仍有待探求。梅諾又說： 「愈來愈精的專業化是必然的走向，但大家會以重新組合的方式去克服種種不便及危機。常用的一種方式就是『聯合工會』的模式，以縱與橫的雙重關係去調和一行業整體的利益及該行業中各派系的個別利益。」 只要透過五年代幾部專門研討這個問題的論著，就不難列出一系列凸顯壓力團體特色的機構或組織。（見圖一） 這些團體的多樣性在於其不同的法定形式，及各自相異的制度。不過有些團體的法定地位是絕對具「主幹性質的地位」，如總會、聯合會、聯盟之類，才最符合並具整合同業的結構，這就是杜偉傑所說的「群眾集合體」（groupes de masses）。這類團體形成壓力團體重要的一環，工人的工會就是典型的這種壓力團體。杜偉傑寫道：「群眾的集合體和黨派的集合體一樣，其技術在於組織及編制人民群眾。此一技術先從工人工會發展起來，與社會主義政黨的方式相類似。因此，工人階級的發展是群眾組織、黨派及壓力團體的起源，後來農民團體和中產階級的組織也跟著模仿起來了。」 和這種組織模式相對的是較為彈性及質重於量的「主管級團體」（Groupe de Cadre），這是一種建立在有限基礎上的制度模式。杜偉傑又說：「有的團體因受到他們所訴求對象的性質牽制，而必須採用這種主管級團體的結構，如鋼鐵工業或化學工業的資方工會就是。這些工會只能糾合到為數少，但極具社會影響力的人，因為這就是他們所要組成的專業結構。」正由於有了這種專業或生產事業的結構，各依其專業或事業的性質因而產生了基本的壓力作用。 從僱員團體與主管級團體間的分別可清楚看出：壓力團體並沒有什麼真正獨創而特定的結構。有了專業性的結構或組織，便可依藉專業結構使壓力活動得以運作。這種針對公權力而運作的壓力作用，與集體活動的需求或公共活動的需要看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一行業愈是能表現和推動這種集體的活動，就愈傾向於組合成所謂共同體的結構（structures communautaires）。但我們須注意，不要被字面的意思所誤，也不該忘記壓力團體現象原本就不一致的性質。在聯盟、聯合會或同盟這些名稱之下，內涵有很大的差別。梅諾在給「法國壓力團體」的組織建立分類索引時，就在「同盟」（Ligues）這個項下列入人權、天主教女性行動、中小葡萄農、愛國人士、多子女家庭、教育者、鳥類保護、公德重整、禁絕酗酒等等團體；同樣的，這也可以應用在活動和行業性質差別很大的各類「聯盟」（Unions）中，像消費者聯盟、鋼鐵及礦業工業聯盟、經濟利益聯盟等等。因此，外表結構的一致下可能包括許多非常不同的功能和活動。或許這可解釋為何政治學者和研究人員有意建立另外的類型或等級，以另一種方式闡明這個現象的形成和存在，再以此方式掌握壓力團體的本質，進而為壓力團體在政治制度及社會制度中的定位盡一分力量。 許多學者，如政治學家及社會學家，都曾提出建立類型或等級分類的建議。有的人致力於專題研究，有的人則作綜合性或普遍化的探討。以下我們便將梅諾（發表在不同的論著中）、杜偉傑（《政治社會學》）、艾赫里奇（《權力與壓力團體》一書）及史瓦森柏（《政治社會學》）等人的意見陳述於後。 梅諾可說是位壓力團體「辨認人」，他在早期的論著《法國的壓力團體》（Les groupes de pression en France, 1958）中即指出了各團體間有很大的差異及變化，包括法定形式、維護利益的性質及聯盟的結構等。他還清理出十四種有代表性的系統，每一系統包含了相當多的機構或職業（如資方組織、合作開發組織、農業組織、所有權保護組織等）。直到一九六至一九六二年左右，他才開始提出融合了多重標準的分類方法，但這些標準中的一個主要特點，是以「保衛性團體」（groupe de d𤂅fense）和「宣揚性團體」（groupe de promotion）為分類的基礎。（見圖二） 杜偉傑在他的《政治社會學概論》（1966）及《政治學導論》（Introduction a la politique, 1964）等著作中，把梅諾的分類方法再加以擴充並轉化。他賦予某些組織或職業團體最大的重要性，因為他認為「它們所扮演的角色比其他壓力團體都重要」。這一類別涵蓋了三大類型的職業組織：工商界的資方組織、農民組織及受薪階級組織。他還提出了從某些特點來將這些壓力團體加以分類的方法，即依據壓力團體的活動（包括單一團體〔groupes exclusifs〕及部分團體〔groupes partiels〕）、法律的特質及與權力機構（包括私人團體和公眾團體）之關係，或依據結構（群眾團體和高級主管團體）來作分類。 艾赫里奇之主張的特殊之處則在於他認為在壓力團體與階級利益之間必須建立關係和聯繫，並由此進一步提出了一種分類標準，此一標準將經濟團體與非經濟團體來和社會團體相互對照。屬於第一類的團體代表資方的利益，或與此直接、間接有關連的利益。代表工人利益的團體即屬於這一類。但艾赫里奇著重於資方利益的觀念，他指出：「我們不應該把資方所代表的利益局限在全國或地方上的資方公會之內，更重要的是，應該把典型的壓力團體，如金融團體（如康采恩、托拉斯等），也列計進去。不過一些知名的學者不以為然，毫無疑問地，是因為他們認為金融團體應歸屬經濟的範疇。大的資本家團體，如美國的杜邦化學、通用汽車、聯邦鋼鐵和奇異電子等，及英國的皇家化學工業公司等，會將他們的金融影響力運用於政治目的上，甚至他們的生產活動也會對政治結構造成影響。顯然這樣的聯合不僅可以讓這類團體維護其本身的利益，還能影響到整體的政治決策過程。」 在此我們要強調的是，這正是梅諾和席迪詹斯基（D. Sidjanski）兩位學者過去研究歐洲壓力團體之角色和性質所走的方向。他們在一九六七年刊行的一份刊物《商務歐洲》（L'Europe desffaires）中，曾將歐洲商務團體的組織體系與干預方式提出檢討。他們指出，「由於這個觀念在檢討壓力活動上並不普及……首先需將其內涵確定，再劃定界限。」 艾赫里奇提出的第二個類型即是代表非經濟性利益的團體（這是美國稱為「宣揚性團體」的組織）。作者如此形容這種團體：純粹政治性、文化性、教育性、宗教性及娛樂性。但他完全清楚這第二類的分類不夠概念化及不合常規的特性，所以他提出以下的問題：「各種大型的宗教組織及反種族歧視或反核之類的運動，及玫瑰愛好者社團是否也都適合列為非經濟利益一類呢？」 法國幾位也對壓力團體現象作整體觀的政治學者中，必然要提到史瓦森柏，他在《政治社會學》（1971）一書中，以目的、種類和結構來建立判定的標準。 在「目的」方面，他把利益團體和宣傳理想的團體作了對比。他先把農民組織、工商業資方組織及支薪階級組織（以工會為優先）列為第一類；第二類則為理想型及宗教團體、維護某一特殊利益的團體（如反種族歧視運動、建設歐洲運動等）、爭取地位權益團體（如青年運動及婦女運動等）以及思想性團體與政治俱樂部等（查諸法國政治史，這類俱樂部有的與政黨有直接的聯繫，有的則沒有）。 就「種類」而言，史瓦森柏區分出私人團體及公眾團體。其中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一個機構應該整體被視為壓力團體，或是部份被視為壓力團體？ 最後，以「結構」的標準而言，可分為主管級的團體和群眾式的團體，杜偉傑便是做這樣的分類，而這種分類法的作用在於分辨出哪些團體的壓力和干預力關係到「社會結構」，或團體成員人脈力量的，而哪些團體的壓力和干預力全賴於這些團體所能代表與承負量化與質化上的能力。還有一些更為複雜的分類法也頗值得介紹，如艾蒙德（Almond）和包爾（Powell）在二人合著的《比較政治學－－一種發展中的研究方法》（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1966）一書中，所區分的經濟利益團體（即興及短暫的組成）、無關連性的利益團體（以親族、宗教為基礎的非正式團體及非志願性團體等是）、有組織的利益團體（正式的組織、政黨、大會、行政機構、部隊、教會）、關連性利益團體（志願性的組織、工會、各業公會團體、公民組織等）。 這些各個不同的分類或類型，雖然仍有不夠明確之處，郤能讓人對團體的存在和表現有所了解，並析釋出各種特徵，有效地幫助我們了解一個團體的成分及其終極目的。 「理想型」或「宣揚性」的團體不同於「保衛性」的團體，但正如艾倫（P. Allum）在《義大利的壓力團體》（Les groupes de pression en Italie, 1980）一書中所說的，有些團體有時根本不可能作客觀的分類，因為它們符合好幾種的分類標準。因此，應該試著去考量這些壓力團體在社會中所可能扮演的不同角色，這也是我們探討壓力團體本質的最後課題。之後，在下一章專論壓力團體行為時，我們再探討所謂的壓力團體之活動、方法及終極目的之實行。 ２.若考慮各團體的角色或功能，首先應了解，這些團體的過去和現在是兩種不同論析的主題。第一種牽涉功能性或系統性的分析，研究對象是社會整體下的壓力團體，並探討「利益的關鍵作用」、「訴求的表現作用」及「統合的潛在作用」；第二是經驗分析，所要考慮的是活動的模式、團體的勢力及其策略的運用或奮鬥的結果。上述的各項全都具有互補的作用，集結這些分析的結果便可將壓力團體的主要功能描述如下： 第一個是調停的功能。這項功能既見於歷史中，又同時是嶄新的，因其歷經了發展和轉變的過程。最初是由遊說團體（le lobby）將一個訊息或一項要求傳達給決策者或某一當局，這個遊說團體所扮演的就是「迴音盒」（bote de resonance）的角色（艾爾曼語）。而這種角色由於國家結構（主要是指行政權）及需求的轉變（如技術的改進、愈形複雜的形勢和訴求的擴大）而更為豐富。在此就不能不提到易斯敦（D. Easton）在《政治體制之分析》（Analyse du systeme politique, 1974）一書中，就「民主體制的設限管制」（Les eclusiers bien definis des systemes democratiques）所做的分析： 「在一種寬鬆的尺度中，特別是在情勢激發民眾的興趣而非冷漠的民主體制裡，每個人本身都是一個變數。我們今天絕無任何根據可估算出，社會上的慾望有多少是受到一般的成員或以代言人自居的人所左右，這些人並不擁有什麼特殊的地位，甚或根本就不是懂得宣傳需求的人。雖然我們對這些人所能左右社會慾望的程度不太掌握得住，但毫無疑問的，社會慾望受人左右的程度，有相當大的比例操縱在另一類人的手裡，尤其是那些具有明顯政治影響力的人，諸如輿論界的領袖、政壇人士、國會議員或高級官員，再不就是利益團體、立法機構、政黨或報社……之類的機構了。在某些政治體制中（通常指的不是美國），利益團體及政黨確實會認為，他們一部分的任務就是去發掘其成員或支持者的心願，並將這些心願列入討論的方案及政策行動的計畫之中。」 事實上，仲介的作用並不是中立的。壓力團體並不只像個接受投訴的信箱，它們的訊息性質上應該是主動的。壓力團體的目的就是要在意見投訴、協商或行動的範圍內發揮影響力。我們可以列舉保衛性團體或環保協會，乃至擴大至生態保護運動或消費者保護運動來做說明。這些團體可發動的宣揚活動，就是動員輿論的力量，且不論是一種有限制的輿論還是廣泛的輿論。這種動員的力量與幅度，往往有賴於宣傳的技術。我們可分辨出，壓力團體，尤其是專業性的團體、結構嚴密的防衛性團體（及宣傳性的團體），都會發展出以技術為重的宣傳方式，而不僅只訴諸情緒性或激情式的宣傳內容。 因此我們可以再往下介紹壓力團體的第二個角色，亦即技術性的角色和鑒定的角色。 許多的學者，特別是艾爾曼在《西方民主制度中的利益團體與官僚制度》（Les groupes d'interet et la bureaucratie dans les democraties Occidentales, 1961）一書中和梭維（A. Sauvy）在《遊說團體與壓力團體的策略與技術》（Les lobbies et groupes de pression dans politique et technique, 1958）書中，都曾強調這種基本的角色。 這些行為起碼在兩種情況下十分明顯：第一種情況相當廣泛，是由政府部門與壓力團體或利益團體之間的整體關係所促成的。這些關係主要是在供諮詢的政府部門系統下產生的，在現代國家中－－不論這個國家是否極有規劃－－這類諮詢部門的重要性和緊密度皆日益在增加。 第二種情形則是在壓力團體或利益團體與政府之間的種種關係下所產生的。這裡所謂的政府是指執掌行政權的公權力機關。例如一個團體在官司中敗訴，或其意見為行政機關所忽略，政府仍可收集其見解或意見。因此內閣部長往往便成了最後求助的對象，然後由政府促請這些團體來諮詢或激發出他們的意見。所以說，此種諮詢來自於意願，這個意願既是技術性的，也是政治性的。這種現象在行政改革方面相當常見（如法國一九六九年的地方分權草案與一九八一年高等教育人事改革案就是很好的例子）。最後壓力團體也可能自動發起諮詢政府的行動，匯集出意見，並嘗試將意見強行推銷。這種行動可用以證明該團體的重要性及影響力。事實上，這類意見有時也會變成決策。故壓力團體可能促成技術性及政策性的決定，甚至成為絕對的決策者。這是應予注意的第三種情況。經由壓力團體行為的分析可對之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艾爾曼在《西方民主體制中的利益團體與官僚制度》一書中明白指出： 「若政府的行政部門缺乏技術性知識，或認為下屬機關不適於達成所交付的任務，郤又在增強政府機器的措施上舉棋不定，便可利用組織完善的利益團體來擔負行政責任。在美國，行政機關往往就像這樣放棄其行政責任，並授權給其他團體，但這些團體在所得權力的管理上，有時並不比中世紀行會的權力管理好。而在西方大多數的民主國家，凡涉及勞工與社會保險間關係的事務，一律由工會及企業主管來自行處理。」 在法國「第四共和」（19461958）的政治生命裡，特別是在海外政策方面（曾發生摩洛哥獨立危機和阿爾及利亞獨立危機），也可提出極佳的壓力團體或利益團體主宰國家決策的實例，這些團體即成了國家政策的「決策者」。因而對決策施以諮詢、影響力、壓力及干預做為，似乎正是壓力團體行為表現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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