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最聰明還聰明
一九○六年的某個秋天，住在英國普利茅斯的科學家高爾頓（Francis Galton），出門參觀一場鄉間趕集。高爾頓已經八十五歲了，開始覺得歲月不饒人，然而他還是像以前一樣充滿好奇心，也正因為這份好奇心，讓他在統計以及遺傳學的研究上，贏得響亮美名（或說惡名）。這一天，高爾頓好奇的對象是牲口。
統計家押錯寶
高爾頓的目的地是「西英格蘭家畜及家禽展」，在這一年一度的地方性集會上，當地農人和鎮民聚在一塊，對各農家展出的牛、羊、馬、豬，品頭論足一番。
對於一名科學家（尤其是年老的科學家）來說，把午後時光消磨在一欄欄裡的工作馬或是得獎豬之間，似乎有點怪，但是其中當然有原委。
在這個世界上有兩件事，最令高爾頓著迷：一是計算生理及心智品質，另一件則是育種。畢竟，牲畜展不正是觀察優良及劣等育種成果的最佳舞台？
高爾頓很在意育種，他相信只有極少數的人，具有「能令社會維持健康的優良特質」。他一生投下許多時間來研究、衡量這類特質，事實上，他的目的是想證明大部分人並不具有這類寶貴特質。
譬如說，他在一八八四年的「倫敦國際展覽會」上，裝設了一個「人體比較測量實驗室」，裡頭有他自行設計的儀器，用以測驗參觀展覽的群眾；測驗項目很多，包括「視力及聽力的敏銳度，分辨顏色的能力，目測能力以及反應時間等。」實驗結果令高爾頓對一般人的智力，信心盡失，「許多男男女女簡直笨透了，一點都不可靠。」因此，他相信唯有將權力及掌控權交到經過挑選的，品種優良的少數人手中，社會才可能保持健康與強壯。
在家畜展會場逛呀逛，高爾頓看到有一場猜重比賽正在進行。一頭肥牛雀屏中選，被牽進場中公開展示，圍觀群眾開始下注猜這頭牛有多重。（或者更精確一點地說，他們在猜這頭牛被宰殺，去除內臟後，還剩下多少重量。）只要花六便士，你就可以買一張打上印花的投注票，然後填上姓名地址，以及你評估的重量。數字最接近的人，將可贏得大獎。
共有八百多人來碰運氣。他們來自各行各業。其中有不少屠夫與農人，他們應該是猜測牲畜重量的好手，但也有一些參加者似乎對牛隻一竅不通。「許多非專家也來比賽，」高爾頓事後在科學性期刊《自然》上這麼寫道，「就像那些小職員，以及那些完全不懂馬匹，但卻聽信報紙、朋友或是突發奇想，而參與賭馬的人。」突然之間，高爾頓聯想到，這種情形頗類似民主制度：一群無論就能力或是興趣都差異極大的人，個個都有權投一票。「全體平均之後的參賽者，在評估牛體重量方面的能力，恐怕和全體平均後的投票者，在評估政治議題方面的能力，不相上下，」他這麼寫道。
高爾頓很想知道「全體平均後的投票者」，是否真的具有能力，因為他想要證明「全體平均後的投票者」能力其實非常差。於是，他決定將這場猜重比賽當成一場即興的實驗。等比賽結束，獎也頒完後，高爾頓向主辦單位借來所有的投注票，然後展開一系列的統計測試。高爾頓將所有猜測數字（去掉十三張不合規定的投注票後，共有七百八十七張有效票），從高到低按照順序排好，然後繪成曲線圖，看看是否吻合鐘形圖。接著，他又進行了一些其他測驗，其中有一項是將所有猜測數字相加，然後再除以七百八十七，得出平均數，算是「群眾」的猜測數字。而這個數字，可以代表普利茅斯群眾的集體智慧。要是這個群眾是單一個人，那麼這就是他猜測的牛隻屠體重量。
高爾頓私底下認定，該群眾的平均猜測值，一定與真實重量有極大的落差。畢竟，將少數極端聰明的人，與一些平庸的人以及許多愚笨的人，混合之後，應該只能得到一個笨答案。然而，高爾頓料錯了。群眾所猜測的牛隻屠體重量為一千一百九十七磅。結果，那頭牛被宰殺並去除內臟後，重量為一千一百九十八磅。換句話說，群眾的判斷幾乎接近完美。看來，育種或許沒有這麼重要。高爾頓事後寫道：「這結果似乎顯示，民主確實比預期的更可靠。」他這句話，說得實在太保守了。
群眾的智慧
那天，高爾頓在普利茅斯所經歷到的，是一個簡單但有力的真理，也就是本書的中心議題：在適當的情境下，群體將聰明無比，而且通常比群體中最聰明的個人，還要聰明。群體不需要靠著超級聰明的個人來掌控，才能表現得聰明。即便群體中大部分人都不特別具備豐富的背景知識，也不特別講理性，但它還是能做出智慧的集體決策。這是件好事，因為人類在做決策方面，似乎天生就不太在行。相反地，我們就跟經濟學家西蒙（Herbert Simon）所說的一樣是「理性有限」的。我們擁有的資訊通常不足。我們對未來，也總是看得不夠遠。我們大多數人都缺乏能力──或者說動機──去智慧地算計出成本效益。
我們老是抓住一個看似合理的決策就好，而不會堅持要找出最理想的一個決策。而且，我們總是讓感情影響判斷力。然而，儘管有這許多限制，當我們這些不完美的判斷，以適當的方式集中起來後，我們的集體智能通常卓越非凡。
這種智能，或是我所謂的「群眾的智慧」，正在全世界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運作中。這是為什麼，全球搜尋引擎Google能掃瞄十億個網頁，找出滿足你要求的資料網頁。這也是為什麼，想靠著賭美式足球聯盟（NFL）大賽來賺錢，會這般困難，而且它也有助於解釋為何在過去十五年來，愛荷華州中部幾百名業餘交易員，在預測各項選舉結果時，準確度竟能壓倒蓋洛普民意測驗。
群眾的智慧，能告訴我們一些有關股票市場為何能夠運作 （以及為何它又動不動就停止運作）的原因。集體智能有助於解釋，為何當你凌晨兩點跑到便利商店，想買牛奶時，架上會有一盒盒的牛奶等著你，此外，它甚至能告訴我們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像是人們為何會付稅，或是幫忙訓練指導小聯盟球隊。它對科學發展來說，是必備的。而且它也有潛能讓公司行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來經營業務。
就某方面來說，本書想要描述的是真實的世界：許多事物乍看很不相同，但其實極端相似。但是，本書也要討論世界可能演變的面貌。群眾的智慧最驚人的一點是，即便它的影響力無遠弗界，還是很容易被忽略，就算被觀察到，仍然很難被人接受。我們當中大部分人，不論是投票者、投資人、消費者或經理人，都相信寶貴的知識握在少數人（或是說，極少數人）手中。
我們總是假設，解決問題或是做出良好決策的鑰匙，在於發掘一個適當的人，來回答我們。即使親眼看見一大群人，其中許多都不算是知識豐富，但卻一起做出神奇的事──像是預測賽馬結果；我們還是習慣將成就歸功於群眾當中少數幾位聰明人，而不願歸功於群眾本身。社會學家索爾（Jack B. Soll）及賴瑞克（Richard Larrick）說得好，我們感覺有需要去「追隨專家。」本書要討論的議題便在於，追隨專家是一大錯誤，而且是代價慘痛的錯誤。我們應該要停止搜尋專家，改而請教群眾（當然，天才也包括在群眾之內）。群眾知道機會在哪裡。
蠢蛋與很多蠢蛋
麥凱（Charles Mackay）一定會嘲笑這個想法，群眾怎麼可能有頭腦。蘇格蘭記者麥凱，於一八四一年發表《異常大眾妄想與群眾的瘋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裡頭列舉出無數滑稽的大眾病態或是集體愚行，而我這本書的名稱，就是有意和它相對比的。
在麥凱看來，群眾永遠聰明不起來。他們甚至連講理都辦不到。集團決策是註定要走極端的。「常言說得好，一群人是以烏合之眾的方式來思考的，」他寫道，「他們一匯合成烏合之眾，便會發狂，而且只能慢慢地、一個一個地恢復理智。」麥凱認定集體瘋狂不是稀有現象。在一般人常有的想像中，群體很容易讓人變笨或是變瘋，或是同時。例如，懷疑論者包洛區（Bernard Baruch），曾說過一句名言：「任何堪稱通情達理的個人……一旦成為群眾的一分子，馬上就會變成蠢蛋。」
文學家梭羅也曾悲嘆：「大眾永遠達不到其中最優秀成員的水準，而且剛剛相反，它會退化到最低成員的水準。」哲學家尼采這樣寫過，「瘋狂，在個人身上是特例，但在群體中卻是定律。」而英國歷史學家喀萊爾（Thomas Carlyle）說得更簡潔：「我不相信一群小人物會有集體智慧。」
對於群體愚昧最嚴苛的批評者，或許要算是法國作家雷朋（Gustave Le Bon），他於一八九五年出版了一本頗具爭論的經典著作《群眾學：探討大眾心智》（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西方國家於十九世紀興起的民主風，很令雷朋邦驚駭，一想到要讓尋常百姓來支配政治及文化主導權，他便深深不以為然。但是他對於群眾的厭惡，還不僅只於此。
雷朋辯稱，群眾並不只是成員數目的總合。相反的，它是一種獨立的有機體。它擁有自己的身份與意志，而且通常都會表現出各個成員原本無意要表現的行為。
雷朋還說，當群眾開始行動時，千篇一律只做得出蠢事。一個群體可能很勇敢，可能很膽怯，也可能很殘酷，但就是不可能很聰明。他寫道，「在群眾裡，累積的是愚蠢，而非常識。」群眾「永遠無法做出需要高度智能的行為，」而且他們的「智慧永遠低於成員個體。」令人驚訝的是，雷朋所指的「群眾」，不只限於明顯的集體狂熱案例，像是擅用私刑的暴民，或是群集的鬧事份子。他所指的群眾，囊括任何能下達決策的團體。
因此，雷朋就嚴詞譴責陪審團，說他們「做出個別法官都不會贊成的判決，」另外，雷月也質疑，像國會這種機構，往往立出任何一個個別委員在正常情況下都會否決的法案；他指出，如果集合一群來自各領域的專家，要他們對公眾利益事務做決策，整體而言，他們最後達成的決策，都不會強過「一群低能兒做出的決策。」
在本書中，我會依照雷朋的說法，陸續對「群體」（group）及「群眾」（crowd）做廣泛的解釋，並討論這些名詞所在的各種情況。
從看比賽的觀眾，到資產高達數十億美元的公司企業，到一群專賭運動比賽結果的賭徒。本書中有些群體，像是第九章提到的經營團隊，屬於組織嚴密而且非常清楚職責所在的團體。其他一些群眾，像是第七章中提到的，塞在交通擁擠的車陣中一堆車輛，則屬於完全沒有組織的團體。還有一些其他的群眾，像是股票市場，是由個人與金錢組成的、永遠不停變動的群體。以上所說的群眾，各不相同，但是，他們集體行動下達決策，以解決問題的能力，卻是共通的，可是群體中的個人，不見得都意識到自己在做這些事。
而且，有些團體既聰明也擅於解決問題，它們表述出的真相，大部分（幾乎也已經是全部了）都很有可能是千真萬確的。就這個層面而言，雷朋剛好把事實弄顛倒了。如果你集合一個數量夠大，且差異也夠大的群體，要求他們「針對影響公共利益的事務下決策，」長期下來，該群體的決策將會「在智能上勝個各別的個體，」不論該個體有多聰明，或是對背景資料有多熟悉。
歧異的力量
判斷一頭牛的屠體重量，算不上是多複雜的任務。但是，就像我前面說過的，集體智能可以拿來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複雜的問題也不例外。
在本書中，我將集中討論三種類型的問題。第一種是我所謂的「認知問題」（cognition problems）。這些問題都已有或將有一個肯定的答案。譬如說，「今年哪一隊將贏得超級杯冠軍？」以及「往後三個月，這種類型的噴墨印表機將能售出幾臺？」都屬於認知問題。同樣地， 「這種藥物被食品暨藥物管理局核准的機率有多大？」也是。至於那些沒有單一正確答案，但是其中有些答案肯定比其他答案好││像是，「什麼地點最適合興建一座新的公共游泳池？」這也歸類於認知問題。
第二類問題通常被稱為「統合問題」（coordination problems）。統合問題需要群體（例如市場，地鐵乘客，想開派對的大學生）中的成員，設法彼此統合他們的行為，心裡知道其他人也都在做同樣的動作。像是買家和商家如何找到對方，並決定一個合理的價格？各家公司行號如何將它們的行動組織起來？你在擁擠的交通中，如何安全地駕車？這些都屬於統合問題。
最後一種是「合作問題」（cooperation problems）。正如其名，合作問題中的主要挑戰是，要讓一群自私的、不信任的人相互合作，即便狹隘的自利心理可能會令人不願參與其中。這類問題包括繳交稅款，處理污染，以及協議合理價位等。
再來談談本書的結構。前半部，你可能會說，都是理論，即使有實際案例來佐證。對於上述三類（認知、統合與合作）問題，本書各有一章專門來討論，另外一些篇章則討論「使群眾聰明」的必要條件：這包括多樣化、獨立以及一種特別的分權模式。本書前半部，先從群眾的智慧談起，然後探討攸關成敗的三個要件，之後才繼續討論統合及合作問題。
本書後半部內容主要是重要的個案研究。每章討論一種類型的人群組織，這些人都擁有共通（或說大致共通）的目標，而且每章也會談到集體智能如何大放異彩或是一敗塗地。譬如說，在討論公司企業那一章，談到在一個「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但許多成員都有意見」的體系中，會出現緊張的關係。討論市場那一章，開頭先問，市場是否可能行使集體智能，結尾則是回顧股票市場為何會泡沫化。
本書也談到許多故事，有關群體做出很差或是很棒的決策。為什麼呢？其中一個原因是，真實世界本來就是這樣運作的。群眾智慧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性與衝擊性，遠超過我們的體認，而且展望未來，它可能帶來非凡的影響。但在目前，許多群體連做出一個平庸的決策都很困難，有些甚至還因判斷太差而釀成大禍。群體只能在某些條件下，才能運作得好。一般而言，群體需要規範，才能維持秩序以及凝聚力，少了它們，或是功能運作不佳，結果會很慘。群體會因成員間的相互對話與學習而受益，但矛盾的是，若溝通得太頻繁，卻會使得該群體的智能變低。雖然大群體通常很擅長於解決某些問題，但是大群體通常也很難管理，而且欠缺效率。相反地，小群體的好處是容易管理，但風險是思想不夠多樣，意見太過一致。最後，麥凱所謂「集體行為易走極端」說得沒錯：有些時候----想想看暴民，或是股市泡沫化──當一群個體的決策被集合起來，可以創造出全然不理性的集體決策。這類釀成錯誤的故事，是本書論點的反證，可以用來強調：要做出良好決策，多樣化及獨立性有多重要，因為那些故事說明了，缺少它們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多樣化及獨立性很重要，因為最佳的集體決策都是歧見與爭論的產物，而非一致性或妥協的產物。一個高智能的群體，尤其是在面對認知問題時，不會要求成員調整各自的意見，以便做出一個皆大歡喜的決策。相反地，它會想出如何利用某些機制──像是市場價格，或是智慧投票系統──來集合並做出集體的判斷，這項判斷不代表群體中任何個人的想法，就某種層面而言，它代表的是他們全體的想法。矛盾的是，要讓一個群體變得聰明，最好的辦法是，群體中每個人應盡可能地獨立思考並行動。
整體猜測值
本篇序文一開頭便舉了個例子，一個群體解決了某項簡單的問題：猜出牛隻的屠體重量。本篇序文的結尾，我將舉另一個例子，一個群體解決了某項極端複雜的問題：找出失蹤潛水艇的位置。這兩個案例間的差異極大。但是原理卻大同小異。
一九六八年五月，美國潛水艇天蠍號在北大西洋執行完勤務，返航回紐波特紐斯（Newport News）途中，宣告失蹤。海軍當局雖然知道這艘潛艇最後回報的位置，但完全不明白艇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大略知道它在最後一次無線電通話後，航行了多遠。於是，海軍便以一個直徑二十英哩，深度數千英呎的海域為範圍進行搜索。這樣的任務真是難到了極點。唯一能想到的解決辦法，似乎只有徵詢三到四名潛艇及洋流專家的意見，推測天蠍號可能的位置，然後再到該處去搜尋。然而，正如宋妲（Sherry Sontag）與朱爾（Christopher Drew）合著的《盲殺夜驚魂》（Blind Man's Bluff）中記載的，海軍軍官克瑞文（John Craven）卻提出另一套完全不同的計畫。
首先，克瑞文捏造了一堆劇情──各種關於天蠍號遭遇的解釋。然後，他召集了一隊背景知識各異的人馬，包括數學家、潛艇專家以及海難救難人員等。他不但沒有要求大家彼此徵詢意見，以得出一個答案，相反地，他要求大家分別去猜測其中哪一個劇情真實性最高。為了增添趣味，所有猜測都以下注的方式進行，獎品是起瓦士蘇格蘭威士忌。於是，克瑞文的小組紛紛下注，猜測潛艇遇到了什麼麻煩、它以什麼樣的速度衝向海底、衝下去的坡度又如何等等。
不用說，這些片片段段的資料完全無法幫克瑞文指出天蠍號的位置。但是，克瑞文相信，如果他將所有的答案合起來，建立一幅關於天蠍號隕歿的綜合畫面，他便能得到關於它下落的有用資訊。而他也真的這麼做了。他將所有猜測資料集中起來，利用貝氏定理（Bayes's Theorem），評估天蠍號的下落。（該定理可以用來估算，當某事件有新資訊出現時，對原有的推理會帶來什麼改變）做完這個步驟後，克瑞文得到一項結果，可以稱得上是該小組對天蠍號下落的集體猜測。
克瑞文得到的這個位置，沒有與任何一名組員單獨選定的位置重疊。換句話說，該群體中，沒有任何人頭腦裡的畫面，與克瑞文利用他們全體提供資料建構出的畫面相吻合。最後的評估值，並不是其中最聰明的成員判斷，而是該群體所下的集體判斷──同時它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判斷。五個月後，天蠍號重見天日，一艘海軍艦艇找到它了。它的位置距離克瑞文小組的評估地點，只有二百二十碼。
這則故事最令人驚訝的是，該小組手頭上的證據，幾乎等於零。他們只掌握了幾個數據。沒人知道潛艇為何沉沒，沒人知道它原本航速有多快，沒人知道它下沉時的坡度有多陡。然而，即使小組中沒有一個人知道這類資訊，但就小組整體來說，它卻什麼都知道。
定價：320元
